对副刊最早的记忆，是从父亲的肩膀上开始的。街角那排阅报栏前，父亲为了能长时间站着阅读完上边的文章，总是让我骑在他瘦弱的肩膀上。他用两只手抓住我两条小腿，这样我就不会在犯困的时候栽下来。
父亲是文学青年，大学虽然读的是历史系，但经常到中文系蹭课，没有位置就坐在走道上听。现在想来，父亲年轻时那些痴迷文学的样子，一定跟他在阅报栏前读报一样，是很滑稽的。
一点不夸张地说，副刊改变了我父亲的命运。
父亲工作之余写了很多文章，在《人民日报》“大地”、《羊城晚报》“花地”、《广西日报》“花山”、《梧州日报》“鸳鸯江”等副刊发表了不少作品。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的家乡，能在这些副刊发表文章，其轰动效应不亚于小城里出了个高考状元。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梧州日报》就把父亲调去当副刊编辑。
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他再也不需要将我高高放在肩膀上读阅报栏里的副刊了。事实上，那时我已上中学，父亲也扛不动我了。我们家开始有了自己订阅的报纸。遇到让父亲拍手叫好的文章，父亲就会剪下来，贴在剪贴簿上。父亲在上边圈圈点点，写下自己的读报心得。这些剪贴簿，至今还保留在我们家的书房里，快有一人高了。每次回家看到这些摞在墙边的剪贴簿，就像看到一棵树。一本本发黄的书脊，就是一圈圈的年轮。
当副刊编辑的父亲，自然成为家乡文学爱好者群体中的一个活跃分子。我们家隔三岔五就聚满朋友，都是父亲的文友。文友们时常来我们家，话题往往是从副刊上一篇好文章开始的。他们畅谈文学的兴致很高，一坐就是一天，母亲还要给他们做饭。有时候恰逢母亲没有准备，就着萝卜干喝光一大锅白粥，他们也欢畅无比。我们家有一套年代久远的功夫茶具，是父亲潮州老乡送的，它在文友聚会的时候是“主角”。文友们对饮功夫茶并不熟悉，所以，父亲每次都给文友示范茶道。“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而一切关于文学、写作的话题便由那一只只盛着铁观音的小瓷杯传递着开始了。文学的芳香和温暖，在我的记忆中，总是离不开父亲那套虽古旧却精致的功夫茶具。
副刊继而又改变了我的命运，或许应该说，造就了我的命运。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加上父亲强大的文学意志力，我从10岁就开始写作。作品在报纸副刊发表之后，父亲美滋滋地将它们剪贴下来，并跟那些一贯的剪贴簿区别对待——它们被珍藏在书柜里，定期更换驱虫防潮的一只只小香包。我受到副刊的眷顾比父亲要早得多。
因为写作特长，我得以保送上大学，继而保送读研究生。毕业分配时，同样因为那些厚厚的作品剪贴簿，我得以进入《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当编辑。那年我刚满24岁。父亲24岁的时候，刚刚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广西地质队，在十万大山之间风餐露宿。父亲说起当年那段苦日子，总是要强调，好在那时候心里有文学。下班之后在笔记本上写文章，并且等待文章在副刊发表的日子，成了他苦涩生活里唯一的光，他循着这道光才得以走进未来。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到《羊城晚报》社报到那天，在广州东风东路那座733号高楼前，父亲仰着头认真地看了很久。那样子，就像我小时候骑在他肩膀上，他仰头认真地读着阅报栏里的一篇篇文章时一样。
在“花地”副刊当编辑的13年，除了阅读到更多好的文字之外，还接触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文学中人。很多大家、名家既是我的作者、采访对象，也是我精神上的老师。报业内有一种说法“北有孙犁，南有秦牧”。北方有《天津日报》副刊的孙犁先生，南方有《羊城晚报》副刊的秦牧先生，他们既是著名的编辑家，同时又是著名的作家。可以说，报纸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他们的名望而扬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办报理念和做人风骨，支撑起了报纸副刊在读者心中的地位。
2011年，我获首届“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我在获奖感言中说道：“无论任何时候，都有着无数心藏文学梦的人。生于此喧嚣年代，实在太需要有副刊这个园地，抒胸臆，言心声，怡情愫，拨迷津……”这是一个副刊编辑的心里话，更是一位作家对副刊的肺腑之言。
副刊就这样滋养了我们家两代人。如今，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都说报纸行业进入寒冬。但无论如何，副刊在我和父亲心里，都是温暖的。80岁的父亲每天从报箱里拿出报纸，坐在客厅沙发上。上午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父亲就着那些阳光，读副刊上的一篇篇文章。通常是，读完了，阳光就从窗口移走了。时间刚刚好，如同我们与副刊相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