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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亨廷顿图书馆发现《永乐大典》嘉靖抄本《礼记·文王世子》两卷一事，曾经颇引起世人的关注。该馆华裔馆员 Li Wei Yang 博士注意到馆藏此册后，专门约请国家图书馆专家进行鉴定，并为此册《永乐大典》进行了特别展出，当时，海外及国内多家媒体皆有报道。如今，随着该册的全文在网上公布，我们得以一窥这册从翰林院一路旅行到亨廷顿的国之瑰宝的真面目。
据亨廷顿图书馆展品说明，此册由传教士约瑟夫·怀廷（L. J. Whiting）于 1900年将此书带回美国，并传给子女。其子女复于 1968 年将其捐赠给亨廷顿图书馆。
在本册扉页，粘有三枚便签，手写记录了一些关于此册《永乐大典》的基本情况，因迄今尚无人专门介绍，特为译介如下：
便签第一枚曰：
This volume was written with a brush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Yung Lo.
It was in the great Hanlin Library (in Peking) when it was burned by the Boxers in 1900.
This was picked out of the debris and with other things was used to barricade a window in one of the Legation houses until the siege was raised.
The cover was put on in this country.
Loaned by L. J. Whiting.
Oberlin. Ohio.
译文如下：
此卷以毛笔书写，成于永乐年间。
1900年义和团纵火焚烧北京翰林院。彼时，此卷藏于该院。
此卷于火后废墟中拣出，与他物一起用来遮掩公使馆馆舍窗户，直至（义和团）撤围。
封面在本国加装。
约瑟夫·怀廷捐赠。
俄亥俄州 欧柏林学院。
便签第一枚最重要的一点，是为我们呈现了当年义和团围攻公使馆时这册《永乐大典》的命运。据怀廷的记述，当时《永乐大典》藏于翰林院，而纵火焚烧翰林院者实为义和团拳勇，而非公使馆人员，或后来攻入北京的八国联军士兵。
《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在清代陆续散佚，此考史者已得其详。通行的说法认为，《永乐大典》剩余诸册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毁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役，这一无证据的传闻，因附加于积贫积弱的近代史记忆之中，被认为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罪证之一。杜泽逊先生 2003 年曾于《中华读书报》撰《〈四库〉底本与〈永乐大典〉遭焚探秘》一文，辨此通行说法之讹。杜先生引晚清民国史料以及亲历者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述，呈现出了当年翰林院大火的实情。英国公使馆北依翰林院，义和团从他方久攻不下，故而迂回自北，焚翰林院而攻之，于是翰林院中所藏《四库全书》纂修底本及《永乐大典》等古籍，一时或遭焚毁，或遭践踏：“数百年之梁柱爆裂作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而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庚子使馆被围记》）
当时英国公使馆外交人员及学者为守卫公使馆，从情理上来说不可能自行焚毁北面门户翰林院，所以普南特·威尔的记述很有可能是实情，此册《永乐大典》便签上约瑟夫·怀廷也说“1900 年义和团纵火焚烧北京翰林院”，这与普南特·威尔之说是相合的。那么约瑟夫·怀廷是如何持有此册《永乐大典》的呢？普南特·威尔记述说：“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出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庚子使馆被围记》）当时未遭火厄之书，有一部分被公使馆中人抢出，无论其动机是据为己有还是因“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从客观上对避免诸书在战乱中被毁是有积极作用的。其中，英国公使馆中人员抢救出《永乐大典》计三百余册。庚子战后英国公使馆曾将之归还清政府（《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这构成了目前存世《永乐大典》的主体。据约瑟夫·怀廷所记，这种大开本且纸质坚韧的《永乐大典》抄本对当时使馆的防卫有实际作用，被“用来遮掩公使馆馆舍窗户”——这册孤本文献在历史事变中的命运，被定格在约瑟夫·怀廷的一纸便签之上。
便签第二、三枚曰：
(Translation) .
The Great Cyclopedia of Yung Lo.
Vol. 10270.
Subject Sons. Teaching the Heir Apparent.
(Selections) “Rites and Music are the essentials in teaching the Heir Apparent.Music to cultivate the inner men, rites (or rules of propriety) to polish the external conduct.”
“The finished product is satisfactory; dignified, respectful, quiet, accomplished.”
“The princely man regards virtue. When virtue is perfected the teaching will be noble. When the teaching is noble the officials will be upright. When the officials are upright the state will be orderly. This is what is called princely.”
“When our man has great virtue the myriad states are pure.”
“While the father lives the duties of the Heir Apparent are those of a son.”
“This is as it should be that all may know the doctrine of father and son, elder and younger.”
译文如下：
《永乐大典》
卷10270
教世子节选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
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君之谓也。
一有元良，万国以贞。
有父在则礼然。
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
按便签第二、三枚系选译《礼记·文王世子》之文，置于卷首，使人读数则译文而能大致了解书中所言何事，具有书目提要的作用。此处据其文义，依据《礼记》将英文回译。
在三枚便签所粘贴的《永乐大典》扉页的后一页，粘有一则简报，上用红铅笔注“1927”，题为 Valuable Set of Books In China To Be Restored，文中讲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要影印《四库全书》一事，与本册《永乐大典》并无直接关系，故不迻译。1927 年此册仍为约瑟夫·怀廷个人收藏，他可能了解《四库全书》与《永乐大典》有某些联系，故看到这则新闻时加以留意，剪贴与此册之中。
下面介绍一下本册《永乐大典》的版式及内容。
首页首行顶格大字题“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二百七十”，下注“二纸”；次行低三格书大字“子”字（次卷下注“《文王世子》篇”），标明类书依《洪武正韵》至此当辑“子”字条；第三行低一格大字书“教世子”，系摘自《礼记·文王世子》，下双行小字，分摘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宋朱熹《朱子语录》、宋魏了翁《礼记要义》、宋卫湜《礼记集说》、宋陈栎《礼记详解》、宋末元初陈澔《礼记集说》、宋黄震《黄氏日抄》以至元彭廉夫《纂图注义》等多部书之注文，凡著者及书名皆朱笔，其体例与传世各册《永乐大典》皆相合。
本册后一卷，也就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二百七十一，其卷末不全，且数叶有烟熏泥污痕，仍存留着当年庚子之变的现场印迹。卷一万二百七十用纸二十八叶，而卷一万二百七十一用纸仅二十一 叶，则后一卷很有可能有七叶左右被撕去。联想到约瑟夫·怀廷回忆此册曾被“用来遮掩公使馆馆舍窗户”，则当时被撕掉几页以作他用，也是很有可能的。
本册《永乐大典》的文献珍贵程度自不待言，其学术价值亦颇足重视。单就辑佚这一点而言，当《四库》纂修时，未见元彭廉夫《纂图注义》、朱申《礼记句解》等书原本，故《四库》纂修官戴震等从《永乐大典》中将诸书辑出。然而不知何种原因，《四库全书》并未著录戴震所辑二书，遂使二书之流传若明若晦。
傅增湘《辑本朱申礼记句解跋》中详述所见二书辑本之始末，并云“顷为东邦羽田亨君所收”云云。（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23、24 页）今国家图书馆藏有1936 年据稿本摄影之缩微胶卷。据亨廷顿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可以覆勘戴震关于《礼记纂图注义》、《礼记句解》辑本之得失；又今知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宋朱申《校正详增音训礼记句解》元刊本七册，复可据此探究《永乐大典》“分韵摘字”的编排方式是如何对原书进行摘引的。在这样一个学术研究的序列中，《永乐大典》所起的作用可谓承上启下，是考量某些文献传承所不可缺失的一环。再如此册《永乐大典》录有吕祖谦《礼记音点旁注》、史駉孙《经义》数条，皆为前所不知的佚书，很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