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外馆斜街是北京的寸土寸金之地 朱灏 摄影
俄罗斯商人手绘的羊皮地图和“走东口”商人雕塑
1851年西方地图中的恰克图
1913年的库伦
自从我国提出构建“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倡议之后，许多亚欧国家纷纷响应，带动了经济带周边各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使人们回忆和联想起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古代的丝绸之路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丝绸之路的消逝并不意味着我国与外国的商贸活动的终结，也不是商贸活动退化到了“互市”状态，而是从另外的形式来表现商业业态。如在清代中期就出现了一条从内地通往内、外蒙古乃至俄罗斯的商道，人们称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丝绸之路”。
这条“丝绸之路”，不仅是与内、外蒙古和俄罗斯有商品贸易、互通有无，而且商人们还带去了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大大促进了漠北地区各族人民的文明发展。这条近代“丝绸之路”，有两个出发点，一条在山西，一条在北京。山西商人亦称山西帮（晋商），到内、外蒙古及俄罗斯做买卖称为“走西口”，北京商人（京帮）则称“走东口”。“西口”泛指内蒙古呼和浩特（旧称归化）；“东口”则是指河北省的张家口。“西口”因有山西民歌《走西口》的广泛传唱及电视剧《乔家大院》的渲染，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人们对“走西口”印象深刻。殊不知“东口”，也就是张家口去塞外漠北的商贸活动的各种经济指标，如商品数量、商品种类、营业额、商人数量等，并不逊色于“西口”。只是没有留下“走东口”的民歌及以此为题材的电视剧、电影而已。而且，在史籍中的记载也不多，留下了些许遗憾。
“走东口”的始点，就在今天安定门外的外馆地区。朝阳区辖下的外馆斜街即是当年外馆地区，本期的“品读”就和读者们聊聊外馆和“走东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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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馆是理藩院下属机构
应该说外馆消逝的历史只有百余年，虽时间不长，但因沧桑巨变而被人们所遗忘。在多年前出版的《北京市朝阳地名志》中，没有“外馆”条目，只有外馆斜街条目。条目中称外馆斜街“因街位于原外馆地区，故名外馆，亦名哈尔哈馆”，对外馆没有进一步解释。
而近人夏仁虎（台湾作家林海音公爹）在《旧京琐记》中则称外馆是“外蒙宾馆，昔日在东交民巷北者曰内馆，在黄寺旁曰外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北京市》一书中对外馆也有解释，它将外馆东街、外馆西街和外馆斜街综合在一起解释，称外馆“清为晋京朝贡的蒙古王公住所，俗称哈尔哈馆。1912年后为蒙古商人住所。因在安定门外，名外馆街”。
上述对外馆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与外馆的真正含义还是有出入的，外馆不是因为在安定门外或德胜门外就叫外馆，外馆与城门没有关系。所谓外馆是与内馆相对而言，内馆、外馆在清代都是理藩院的下属机构，并非是单纯的“宾馆”或招待所。
理藩院按《大清会典》所云，是清廷管理蒙藏等少数民族及俄罗斯事务的机关衙门，最初称“蒙古衙门”，在入关前就存在。崇德三年（1638年）改称理藩院，原来隶属于礼部衙门，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作礼部所属，于旧制未合，嗣后不必兼礼部衔”，使理藩院成了独立机构，“理藩院尚书照六部尚书入议政之列”。于是，理藩院成了“部级”单位，其机构编制在光绪年间还有尚书（部长）一人，左右侍郎（副部长）各一人，各级官员总人数为198人，均为满、蒙人士，没有汉人。在198人之外，还有近200人的“工勤人员”。
理藩院在处理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时权力很大，据《光绪会典事例》记载，理藩院“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期朝会，正其刑罚”。与内、外蒙古的商贸也属理藩院主管，对去外蒙经商的商人签发“院票”，无院票为非法经营。
理藩院的内馆、外馆机构，不仅仅是什么“外蒙宾馆”、“蒙古王公住所”。《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一书中，对外馆有详解：“外馆设于德胜门外正黄旗教坊北，是给外扎萨克年班来京居住的地方”。当时“设稽察外馆监督一人，由都察院保送科道员司内奏委，一年更换”。称外馆在德胜门外或在安定门外都一样，因为外馆在这两座城楼外中间的地方。与外馆相对应的内馆在“东安门外御河桥”，是“内扎萨克年班来京人员居住的地方”。扎萨克是“旗长”的意思，内扎萨克指内蒙古旗长，外扎萨克指外蒙古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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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班”带动了商业发展
在上世纪20年代前，内、外蒙古没有明显界线，内、外蒙古的旗人均为清朝属民，而清廷的皇帝大多是蒙古王公们的姥爷、舅舅、岳父、姐夫和姑爷，蒙古人对清廷的忠实程度更高于其他民族。因此，在漫长的清朝历史中，他们的地位高于汉族或其他民族，蒙古人可以封王、封贝勒，而汉族人封的爵位最高是公爵，而且仅左宗棠一人，曾国藩、李鸿章为大清建功立业，功劳卓著也仅封为伯爵。
外馆主要是招待外蒙古各旗来京王公贵族。清代，内、外蒙古各旗一些首领及王公贵族每年都要轮流进京朝拜、进贡、领赏，当时称为“年班”。外蒙古的来客在扎萨克率领下便住在了外馆，与他们结伴而行的商队也会住在这里。外馆据说占地48亩，盖有48个大庭院，如来人多时还可以住在与外馆相邻的东西黄寺，如随行的大喇嘛、活佛更喜在黄寺中居留。外馆是按蒙古人习俗兴建的，除有亭台楼阁外，往往宅院中还留有空地供来客搭蒙古包。宅院外还设有大的牲口棚、牛羊圈，总之，使外藩蒙古人到京有家的味道。
在行政划分上，外蒙古在清代共分七盟，盟下设旗，其中仅仅喀尔喀四部及附属的额鲁特、辉特二部就有86旗。因此每逢“年班”时，这支队伍浩浩荡荡，除人外，还有大批牛马羊骆驼，牲口上驮满了货物。当入住外馆时，人呼马嘶，热闹非凡，并带动了周边商贸等经济发展，外馆地区成了京北重要的商业中心。
外馆不但是为进京“年班”迎来送往，而且是与内外蒙古商贸活动始发地。外馆主要做对外蒙古的生意。近年有人认为外馆的生意是“对外贸易”，此说不确。因为在贸易最昌盛时，外蒙古在中国版图之内，在中国的行政区内。外馆出发的“走东口”商队以“京帮”为主，也有少数天津商人加入，他们与外蒙交易的货物以“洋货”为主，如玻璃器皿、煤油、洋药、洋布等；北京商人则以传统商品为主，如日用百货、丝绸布匹、佛教供品、铜铁器具、烟草、白酒、糕点、糖、茶叶、粮食等，总之“上至绸缎，下至葱蒜”的生活用品都在贸易之中。商人们在“东口”张家口集聚（“京帮”总商号在外馆地区，在张家口设分号）、分类、包装、起运。货物在张家口装入木箱或荆条筐内，装在骆驼或骡马身上。因外蒙古地区有“瀚海”之称，到处是寸草不生的干旱沙漠，故而货物多由骆驼驮运，并且雇用经验丰富的蒙族人拉骆驼。他们吃苦耐劳，一步一步走向近3000里外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库伦是第一站，货物到达后由库伦转运到各个支号，再运往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最远的可到达外蒙古最北的恰克图和俄罗斯。恰克图在清代亦是中国固有领土，当年那里还有康熙皇帝“扫北”时建的关帝庙、吕祖庙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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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图曾是贸易中心
在清代的中俄贸易中，恰克图作为重要的贸易点，曾盛极一时。在俄罗斯和西欧的文献中，它被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不过，汉族商人则把恰克图称为买卖城。
恰克图南通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北达上乌丁斯克（今俄罗斯乌兰乌德）。在1728年6月25日，清朝与俄罗斯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河北恰克图划归俄国，清朝于河南建新市镇阿勒坦布拉格，作为中俄贸易地，在蒙古语中阿勒坦布拉格又称“南恰克图”，不过汉名为“买卖城”，所以一些在恰克图发生的事件也可能是在阿勒坦布拉格发生的。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市街划归俄国，清朝于旧市街南另建恰克图新市街。条约还规定，准许俄国商人贸易，其人数不得过二百人，每三年可进北京一次。
买卖城是一座矩形城，长六百四十米，宽三百六十六米，以木建垣，周设四门，北门与恰克图南门相对，距离不过一百三十米。城门之上建有塔楼，置兵看守。买卖城具有纯正大清国风格，城内主要街道有二，十字横贯其中，街道直线延展，两侧分布着院落。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末，这里已建成房屋二百余所，并有神庙二座。
嘉庆、道光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此外，中国还向俄国出口丝绸、棉布、水果、瓷器、大米、蜡烛、大黄、姜、麝香等，而俄国向中国出口毛皮、纺织品、成衣、生革、皮革、工具、牛等货品。到恰克图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既有晋商，也有京帮。
早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这些商人就开辟了北京-张家口-库伦一线的通商渠道，并在这些地区与俄国商人进行贸易。
1729年清朝立市集于恰克图，并派理藩院司员驻其地，监理中俄互市。1737年，停京师贸易，对俄贸易统归恰克图办理。1762年，置库伦办事大臣，专理俄罗斯贸易。其后，因俄国守边官员屡次违约恣行，以致失和绝市。1792年中俄订立《恰克图市约》，重新通市。在早期，这里夏天的贸易量用“车”来统计，冬天的贸易量用“雪橇”来统计。1800年贸易量达到840万卢布，到十九世纪中期，这里的贸易额达到了1600万卢布。
1860年，清、俄贸易全面开放，这里逐渐衰落。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全线通车更给恰克图互市带来致命的影响。蒸汽动力技术使用，再加上1869年11月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从广州到伦敦的航运时间（从三个多月缩短到29天）。恰克图先是丧失了欧美货物的贸易，后来茶叶贸易也保不住了，猛降关税也无济于事，恰克图作为贸易中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后来，它一度是蒙古布尔什维克们的政治中心，接着又成为苏联边境的军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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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馆经商史在1929年结束
通往外蒙古的“丝绸之路”，虽与古代的丝绸之路相比路途较近，但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仍然十分艰辛，一路上险阻不断，而且全靠步行，从张家口到库伦至少要走一个月。在分号经商的伙计们往往两三年才能回京一次。外蒙古气候恶劣，一年中有六七个月是天寒地冻、冰天雪地，在那里做买卖之苦累可想而知。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焚烧抢掠了“三山五园”及郊区许多寺院、民宅、私苑，杀害平民百姓无数。他们在焚烧抢掠东西黄寺时，将外馆的建筑也烧毁，众多商号也被洗劫一空，使外馆的商贸一度一蹶不振，二三十年后才恢复。
在1917年时，对外蒙的商贸活动已走下坡路。即便如此，按《商海沉浮》一书记载：“仅库伦一处就有内地商户近五百家，常驻商人达四千来人（其中四分之一来自山西，四分之三是外馆派遣的）。”其昌盛时期商号商人更多。据《北京经济史资料》记载，到了1919年，这里加入外馆商会的商号还有149号，其中还有相当多的商号或商人来加入。外馆地区许多商号的招牌、幌子都用蒙汉两种文字。一些店铺的账房、伙计还会说蒙语，交流起来是很方便的。
外馆与外蒙古的贸易，一是以货易货，一是货币交易。外蒙的牛羊、矿产、皮毛等都可在内地找到销路，卖出合理的好价钱。无论何种交易形式都是双赢。沙皇俄国一直觊觎蒙古，苏联也继承了这个政策，一度扶植哲布尊丹巴活佛为外蒙最高统治者。苏联反对各种宗教信仰，这位活佛没干多久就下台了，最后终于将外蒙古分裂出去。为维护祖国统一和疆土完整，在1919年时，民国政府曾派徐树铮率六个混成旅的士兵去平息外蒙古叛乱，但因内战等原因且抵挡不了苏方军队的进攻，外蒙古终于离开了祖国版图。在外蒙古“独立”后，对外馆商业的影响最为直接，无论晋商还是京商都因“税率逐次加重，限制与排斥也逐渐加强，终至贸易无法继续”。
在此之前，直到1919年时外馆的商号，如永聚成、天德厚、广义号、隆昌玉等生意都不错。因外蒙古独立，通往外蒙的商道也断了，设在库伦、恰克图等地的汉人商号被外蒙兵丁抢劫一空，交易中拖欠的货款被“充公”，许多汉族商人被无理驱逐。留在外蒙古的商人日子更加艰难，一个叫程双料的商人在《文史资料选编》（1982年第14辑）中回忆，他在外蒙经商到1927年时，“外蒙政府对货商的待遇一天比一天苛刻，即制度一天比一天严。先是增加进出口税率，接着是调查财产，重新估价，由补收欠税，进而多方蚕食，以至消灭。外馆商人也各做停业的准备，最后还是只携带了交通骆马，扔掉大群马牛羊及一切没法携带的财产，分别分路仓皇逃回。”到了1929年，外馆商人在外蒙古经商的历史全部结束。
“走西口”、“走东口”商人的被迫离开，使外蒙古地区牧民陷入困境，苏俄本身也经济匮乏、商品短缺，根本没有能力提供他们起码的生活用品，生活日益困苦原始。一些外蒙古商人只能偷偷冒险与汉商交易（主要是以货易货），但规模太小，昔日他们与汉商平等交易的羊毛、驼毛、牛羊、骡马、骆驼、土矿石等已被外蒙政府收归“国有”，外蒙古的商人们只有些小额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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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没了》描述过外馆
因外馆地区是“走东口”的始点，在这里不只商业交易活跃，也带动了周边服务行业的经济发展，使外馆地区异常繁华热闹。虽然这种繁华有些畸形，但也是当时经济形态的表现。
进京公干的蒙古王公贵族，有些人与城内的蒙古王爷有关系，就在外馆稍事休息再进城，有些人就住在这里。这里有集吃喝住为一体的大商号。清末民风日落西山，外馆一带还冒出了多家集吃喝嫖赌抽一体的旅舍，供有钱人在这里吃喝玩乐，许多八旗子弟也混杂其中，通过吃喝玩乐与来京的蒙古王公贵族拉关系，为他们到蒙古地界去游玩、狩猎创造机会。作家方彪的小说《四合院没了》对此有所描述。
在外馆地区还有几家供蒙古王公和客商洗浴的大澡堂子。那些风尘仆仆从口外来的蒙古王公和客商们，进京前都要在这里泡澡、洗浴、搓澡和修脚。除清洁卫生，解除疲劳外，还有一项事要做，即清洗从草原带来的气味。蒙古人以食牛羊肉为主，身上难免有内地人不一样的味道。有些王公因要进城去晋见慈禧太后，怕身上有羊肉味而引老佛爷反感，因为他们知道慈禧太后属羊，最忌恨别人吃羊肉。所以，他们有人要在这里泡好几天，好在大澡堂子都有饮食供应的业务。
为了方便草原来客，外馆有些饭馆、澡堂子24小时营业，灯火彻夜通明，这在百十年前是很新鲜的事。除有商业、服务业，还有给骡马钉掌的作坊及给牲口看病的兽医。他们服务的主要对象也是从口外来的蒙古客商。清代八旗军中的蒙古八旗兵一支队伍驻在密云檀营，如果进京办事也喜欢在外馆附近打尖、休息。北京民俗专家金受申在《口福老北京》一书中，对外馆地区的饭馆及特色有记述，他称有一家小饭铺人们只记得它的绰号是“鸡鸣馆”。这家饭铺“在安定门外鸾桥北，二道桥南路南，大悲院隔壁，以‘油炸炒面片’出名。至于得名的缘故，因外馆密迩出口客商，皆在此收晚，打坐地尖，夜不封灶，通宵营业，风口外猪车、客商货车来京，无论日夜，皆到此齐集，日出上饭座时，已作过若干起营业，所以称为‘鸡鸣馆’”。“‘鸡鸣馆’除招待来往客商外，北营差弁、富户瘾士，多在此夜饮，当时有‘三馆’之称，即‘外馆’、‘烟馆’、‘鸡鸣馆’”。
金受申写的是清末民初时的外馆地区。他说“自清代以至民初两百余年，外馆最富，街道房屋极其讲究，今已拆落殆尽。”外馆地区那时“鸦片烟馆已至十余家之多”，已预示着外馆繁华的消失。
在上世纪80年代前，外馆地区十分破旧，到处是私搭乱建的小平房，街道也不整齐。改革开放后，这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许多商场及饭店在此扎根落户，外馆地区又成了城北的繁华地段，尤其在亚运会和奥运会召开时，更是热闹非凡。历史上的外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有人想研究老北京的商业史，外馆不应该被忽略，应该填补历史空白重彩浓笔加以记述，给后人留下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