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学》2019年第1期|李杜:追思金庸

更新: 2019-06-22 17:08:46

金庸走了,是2018年10月30日走的。

这一天,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似乎也并未看到什么不吉的天象,整个天空就跟往常一样,平平板板、空空荡荡的。但我深信这一天是会让我终生记住的,尽管当天我的心很紧,可大脑却跟这苍天一样,一片空白……

媒体千篇一律,都只是说 “金庸在香港因病去世,享年94岁”,并没有一家说是什么病。我想这倒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可能金庸本身就不是因什么病而去,他只是老了,大限到了,该走了——就跟我的父亲一样。我的父亲和金庸老同为1920年代生人(小他五岁),是在2017年腊月无疾而终的。

我这样说,绝不是想把金庸当“父亲”一样来缅怀——我不敢,也不能!虽然我一直认可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一句话:“我们所赞颂的英雄的品质,就是父亲的品质。”——我的父亲就是英雄,金庸也是,但是是“大英雄”!我父亲的“英雄”,只属于家族和村民;而金庸的“英雄”,则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况且在我的眼里,金庸很多的时候都像是个顽童,让我反倒像一个“长辈”似的,既欣赏,又心疼——

比如,他为什么会在创作鼎盛期终止了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1978);为什么要在《明报》正蒸蒸日上之际,将股权出让于他人(1991)……

这些问题其实我是想了很多年,因无缘问及金庸本人,再加之对他感兴趣的人们并不太关心此事,无有任何报道,所以让我至今仍是不明就里。

之所以关心这样的事,是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报人。就像他当年和中学同学沈宝新合创《明报》一样,我和我的同事们创办了《山西晚报》。晚报是1993年元月一日正式出版发行的。当时我们开设了一个栏目,叫《寂寞高手》,在每周五的“报眼”位置发出(这个位置其实是读者阅读的第一视野,比报名之下的所谓“头条”重要得多)。2月5日(农历癸酉年正月十四),我以“北雁”为名,发表了对金庸的头一篇评述——

肩题为:

拥一派春秋原儒的圣王气度

写一群惊天动地的江湖英雄

走一条直通佛心的归隐之路

主题为:

《金庸:中国精神的当代龙骨》

正文不长,是我从已经泛黄的报纸上抄下来的,故都贴于此吧——

一场耗尽元阳的争战终于平息。雁门关上,一群鸿雁越过众军头顶嘶鸣而去,武林群雄的号哭,渐渐塞满天地间因一个巨人倒下而形成的巨大空间。

这就是萧峰,是金庸笔下最后一个顶天立地的江湖英雄。他将箭枝折而为二插入胸膛,一如金庸早年把自己的名字中的“镛”字一分为二,抑或如同十多年前他折笔沉沙抽身江湖。

金庸的小说,使我们长久地笼罩于厚重的乱世烽烟,为那些扶危济困、行圣王事业的江湖英雄而激奋,又为他们“拔剑四顾,终不能将天下事管尽”的弥天落寞而黯然神伤。

我想这些英雄也就是金庸——原本的和现在的,是其尚未明言的心迹,和业已言明的儒、释、道的精神传统由古而今所历经的沧桑之路。春秋原儒的圣王气度,构成了金庸小说的宏大气象,他就是在这样的气象中矗立起自己,矗立起中国精神的当代龙骨。而多难江湖,尤其是统摄浩瀚人生的精深佛理,最终又使他破釜沉舟,亲手埋葬了那些金碧辉煌的英雄。

这是一个极有趣的现象,数十亿金迷皆仰慕金庸笔下的郭靖、杨过、萧峰们匡扶正义的剑胆琴心,而金庸本人念念不忘的却是包括杨过在内的所有“不得不归去”的人物。金庸曾说:“我最佩服的就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我所写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

于是金庸也悄然归隐了。1978年宣布封笔归山,再不涉足武林;1991年年底,又卖掉自己用毕生心血创立、且蒸蒸日上的《明报》大业。

他当然不是为了钱才出卖《明报》股权,他有的是钱。天津作家冯育楠曾对我讲起他受金庸之邀做客香港的情形。一桌早餐花万数元人民币曾让他瞠目结舌,后来才知道这算不得什么,金庸所藏甚多,单是一个围棋棋盘就价值数百万港元。

而且金庸亦非廉颇,饭量依旧甚好,因而他的归隐便不能不引起金迷们的猜测,有人说他“白鹿”已经“射”“神侠”已“书”,就剩下“倚碧鸳”了;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对某种现象乃至是历史失望便不再写,故封笔挂剑;失望便走,故出卖《明报》。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凭据裁断众说,但我终归有理由肯定一点,无论是在哪里,甚至无论是生是死,金庸都将永远地活着,他那硕大无比的头颅和搁山置海的胸腔里盛满仁恕和智慧,当然也盛放着凡夫俗子们终难理会的圣者的苍凉与落寞。

我说“凡夫俗子”,其实就是说我自己,我知道,那苍凉肯定是无边的,那落寞肯定是弥天的,只是我无能,无法用语言清楚描述。

但我遵从圣者。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认定金庸拥有春秋原儒的圣王气度。我强调“原儒”,可能含有熊十力先生在巨著《原儒》中所表达的某些意思(可惜当时我还没有机缘读到,我读到时已经是2006年,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这部大作出版之后),但我当初委实只是凭借着自己生存和阅读的体验强化这个词的。我觉得:后来继承并发扬光大了“儒学”的宗师们,其实都无意或有意地歪曲或篡改了“孔孟”(这当然可以宽恕甚或可以尊崇,因为所有成宗立派者都只是走这个路数)!学界说起儒学,有“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之称,但王、朱最后确立的其实是“心学”和“理学”。心学姑且不说,理学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肯定不是春秋孔孟的初衷——所以我自己想:能为“原儒”者,肯定不是后来的“学术宗师”,而是那些平日不说儒道,只是以自己的为人和著作,履行和固守儒道的人。

譬如说唐代的韩愈、杜甫,当代的金庸!

(这样一说,就拖出一个问题,那当代的熊十力先生算不算?回答肯定是简单的,当然不算!因为他和王、朱一样,是想借助孔孟,建立自己“学说”的人。我不想自己说了,就借用一个网友的话说吧——非常遗憾,我不知道他的名字——熊十力用共和革命思想来阐述经学,把孔子当做反抗君主、贵族权,消灭阶级最终达到世界大同的革命家,确实很有新意,且大体能自圆其说。这应该叫做“儒家民主社会主义”(Confucian Democratic Socialism)吧?但失之牵强,且自相矛盾……熊十力治学路数是“六经注我”,可惜晚年略微有些走火入魔)。

这个话题就算交代了。不再说。

还是说金庸吧。

现在想起,我都非常遗憾——我了解金庸,本来应该是早些的。所谓早些,也就是说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准确说也就是1981年)。那一年,在经历几番周折(当然包括1979年被北大退学)之后,我复又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同室八人,都是爱读书的。那时候,一个叫毛旭生的家伙,每周都到地摊上买书:买什么?就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很薄的一个小册子,白皮,没有出版社,一册一元钱),他买回来,几十分钟就读完后,便传给室友读(基本上是一天一册),全室的人每天都读,可偏偏我没有,一册也没过——后来想起,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在我最需要书籍滋养的时候,却没有书,我当时能读到的只有“毛选”、鲁迅的小册子(白皮,烫金木刻头像;我买了并读过二三十本),尔后便是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以及署名为“三结合创作组”的《虹南作战史》(需要说明的是:《艳阳天》我还是喜欢的,但《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等等,却让我对“小说”心生反感);二是我当时正在读尼采、叔本华、萨特等等国外的著述(这些书当时让我有大开眼界之感,但我现在想想,它们对我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远不如金庸这样让我感慨)。

不管怎么说吧,时间就这样走了,我第一次读金庸,竟然已是1990年。

那是一个黄昏。我的弟弟从上海参加图书订货会归来,在长达近二十五个小时的旅程中,他在车上买了金庸的《笑傲江湖》(大众文艺版的),全四册,居然一路就读完了,回来后就送给了我。我就读了,而且是连读两遍。我当时的读感可能用一个“最俗”的词概括便为切当,就是震撼!

后来我就开始自己找他的书,不管是有了没有、读过还是没读过,我都买。我发现除了山西之外——山西也不是没有,也出过用金庸署名的书,当时我虽然也不辨真伪,但也没上当受骗过,因为标着山西文艺出版社,我知道山西是没有这个社的)——其他所有省市的出版社,都是发过“金庸财”的(当然也包括所出版的以“全庸”“金唐”署名的“瞒天过海”之作,而且是我们这些金迷因求书心切、不及分辨而买下后并一扔了之的)。当时大陆并没有“著作权法”“版权法”(或者是有,也形同虚设,并不保护)——好在金庸仁恕,没有追究。

当然,没有追究,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现实对于著作者的侵犯,所以在1994年,金庸将自己的全部武侠小说独家授权于北京三联书店,在中国内地出版《金庸作品集》(共12种36册,全套定价688元),版权合同于2001年11月30日终止,不再续约。从此,三联版的《金庸作品集》成为绝版,而我也有幸成为最早拥有了这一套书的人之一。

2001年,金庸复将12套作品的出版销售代理权授于广州出版社,由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新版《金庸作品集》。这一套,我也买了,也不错,只是或许是“先来后到”并反复阅读之故,我还是对三联版情有独钟的。

现在我就把“这一套”摆在书案上,一本本地摩挲,我感受着它们的温度,当然也就是金庸的温度。

金庸的温度是恒久的,尽管他已经走了——

也就是在2018年10月30日,那个空空落落的日子!

我先是在手机上读到这条信息;然后便是看到被网友们说是“让人泪崩”的十一个字:

小宝就此别过,查先生走好!

这是曾饰演过电视剧《鹿鼎记》中韦小宝的香港艺人陈小春——演过韦小宝的演员也多,观众所熟知的扮演者至少有5个:梁朝伟、周星驰、陈小春、张卫健、黄晓明——在微博中发的。这十一个字,确实可说是“让人泪崩”的。

在陈先生所饰演过的角色中,我是只喜欢“韦小宝”的;而对于金庸的小说,我对“韦小宝”虽也很是喜欢、却并不敬佩。个中理由,或许也就跟已故的三毛一样,她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为《不懂也算了》。文章开头,她并没有先说什么,而只是引用了董颖(出生于上海,6岁时随家人移居香港,7岁到台湾上小学,后留学美、英,回港后进入演艺圈,成为著名艺人)的《道宫溥媚(西子词)》:

自笑平生,英气凌云,凛然万里宣威。那知此际,熊虎途穷,来伴麋鹿卑栖!既甘臣妾,犹不许,何为计。争若都燔宝器。尽诛吾妻子。径将死战决雄雌。天意恐怜之。

偶闻太宰,正擅权,贪赂市恩私。因将宝玩献诚,虽脱霜戈,石室囚系。忧嗟又经时。恨不如巢燕自由归。残月朦胧,寒雨萧萧,有血都成泪。备尝险厄返邦畿。冤愤刻肝脾。

从这首词几乎还看不出什么,但接下来三毛就是直抒胸臆了,她说——

谨以上面的句子,送给金庸笔下一个个永恒不灭的英雄好汉和《鹿鼎记》以前的作者。

而且接下来又说:

金庸前辈,冒犯一次,晚辈无理,在此鞠躬开讲。

再接下来似乎就不必援引了,因为包括三毛在内的很多读者(可能我也应列入其中,但充其量只是半个),对于《鹿鼎记》,都是存有质疑的。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妓女之后,而是他的作为不像是“英雄”的,倒更像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混混”。

坦白地讲,我最初读过《鹿鼎记》时,也确实有过这样的感觉。况且当时我还看到过一些信息:比如说金庸是在写完“英雄三部曲”之后,感受到英雄不再、并承受过了英雄们“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巨大悲哀,所以他确实是想再写一个“非英雄”式的“武林人”。可惜的是他本人是个英雄,即使是写“混混”,仍让他具有了太多的“英雄”本色——儒家所言的“仁、义、礼、智、信”,除了在所谓的“礼”上有些“相背”时,其他的都是毋庸置疑的。

我对《鹿鼎记》(当然包括韦小宝)的不甚满意,可能还是因为文本的。我曾和朋友们说过,金庸老一生所写的十五部武侠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外,其余十四部,他曾用每部之首字编成了一副对联,曰: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或长或短的一十五部,我都反复读过,有喜欢的、不太喜欢的,当然也还有十分喜欢却又为之整体结构感到遗憾的:

喜欢的有——《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侠客行》《连城诀》《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碧血剑》;

不太喜欢的是: 《鸳鸯刀》《越女剑》《白马啸西风》《飞狐外传》《雪山飞狐》《书剑恩仇录》;

十分喜欢却又为之整体结构感到遗憾的也就只有两部,一部是《鹿鼎记》,一部是《天龙八部》。

这两部都是全五册,但窃以为,如果各为四册,从整体上可能会更浑圆一些,其艺术成就亦一定会超过“笑傲江湖”“倚天屠龙”!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阅读感受,金庸老并不会(或者可以说是一定不会)也这样认可。因为在他自己所塑造的众多人物中,偏爱的可能要数两人,一个是韦小宝,一个是萧峰——

萧峰是金庸在武侠小说创作中所写下的最后一位英雄(因为是英雄不再,所以他想多给萧峰一些笔墨,没想竟多出了一册,在这册中,只有萧峰,并未有只字提及段誉、虚竹);而韦小宝则是金庸老在深感“英雄不再”之后,所塑造的“另类”“人物”——说另类,是因为他既不会“武”,也不甚“侠”,会的只是“闹”;说他依然堪称“人物”(而且应该说是大人物),是因为他的所有“闹腾”,几乎都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只写他帮着康熙剪除鳌拜等等显然不够,所以老爷子又单独地给了他一卷书让他“闹”出中原及京师、“闹”出武林,只身到了俄罗斯去闹腾,而且“闹”出一个“尼布楚”……

我这样说,可能是有些过于“直”了;或者我本就是在以心度腹……然而逝者已逝,即使依旧能够听见,却也失去了回护的可能……

所以这些天里,我就只能是承受内心的疼痛,想和他老人家说话(哪怕是废话),我想他是能够听到的。我深信他走的当天晚上,一定看到了襄阳城里为他点亮的满城烛光(在《射雕英雄传》及《神雕侠侣》中,他260多次写到襄阳,而郭靖和黄蓉则亦曾在这里坚守数十载);而在次日,他也一定读到了马云在非洲发来的祭文——

只因一个“侠”字,结缘半生。

先生其文也大,其人也真。我爱先生之文,爱它侠肝义胆,光明倜傥;我爱先生之人,爱他儒雅敦厚,赤子之心。初见先生,我如话痨,一人絮叨三小时,先生只笑着听,此情此景,如在眼前;此情此景,再难重现!

若无先生,不知是否还会有阿里。

要有,也一定不会是今天这样,几万人一起痴痴癫癫——创业,便要做别人做不得之事,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做人,便要至情至性笑傲江湖;朋友,便要肝胆相照至死不渝……

只因先生这样写这样说,我们便这样信了,便这样做了。

一群有情有义之人一起做一件有意义之事,“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一言既出,此后经年,去挑战,去抗争,浑身是伤,屡败屡战,忍别人不能忍之委屈,成别人不愿成之事,唯不愿忍江湖不平正气不彰,少年心,英雄梦,惟愿我们能如先生书中侠客,以肝胆豪情行走于这天地之间。

了却侠骨柔情,快意江湖恩仇。

先生含笑,已然远去。

先生赐字“天行”于我,学生终身铭记;“信不能弃”的告诫,一刻不敢忘;郭靖,黄蓉,行颠,逍遥子,奔雷手,苏荃,语嫣……满满十五部书的花名,托先生之福,常在思过崖行走,在摩天崖争辩,在光明顶见客……

正直,情义,担当,洒脱……我们努力活出先生教会我们的模样。

惟愿,家国情、侠客梦、浩然气,融入阿里血液,化为百年精神……变成先生留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种遗产,走完102年。

望先生,九泉之下首肯。

一人江湖,江湖一人。

侠者已逝,来者当追,江湖路远,侠义长存。

说实话,在此前的岁月里,马云大名确实如雷贯耳;但对我而言,也就只是在耳旁响过,并不关心;然而在读了他的这些文字时,我知道我的心已悄然发生倾斜……

当然还有一位叫杨进云的,我不认识,也没想再在网上搜搜他的简历,因为记住他的一席话就够了。他说——

虽然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我觉得,他的离去,让天下再无江湖,再没了仗剑天涯的英雄豪迈!

我想,这些话当是极端之言(言极端情感)、悲观之说(说当下、或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因巨人金庸的离去而形成的巨大空白)——因为江湖还在,而我们也就一直置身其间,我们所做的事,可能就只有一件,要么自己成为英雄、要么期待英雄的出现。

忽又想起了早年,《太原晚报》在年终推出一个栏目,叫“我最喜欢的五本书”,约我为稿,我写了五部,但我自己明白,最重要的当是金庸,我想写他全部的武侠小说,可惜不能,人家说本,我已经是说部了,惟此只是写了《笑傲江湖》。

我这样说——

这是金庸1967年创作的武侠小说。

只推这一部显然非常无奈,其实被金庸自己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十四部武侠小说,都值得一读或再读。

金庸是一个大儒,一代圣手,他把中国气派的小说创作,推到了一个几乎不可逾越的峰巅。

说到这里,我才突然意识到:我跟杨进云兄是一样的,可能都是英雄主义者、悲观主义者。

李杜,山西高平人。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生为弱者》《众生之路》《希拉穆仁》,诗学专著《游戏:有关情爱的16种吟诵方式》,读书随笔集《世界三》,学术专著《李清照集评注》。曾获山西省文学艺术奖铜奖、赵树理文学奖优秀编辑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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