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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最后一次端庄亮相，是在我儿子的婚礼上。一个月后，她就住进医院，准备肿瘤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母亲突发重度脑梗，虽然最终保住生命，但从此丧失自理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母亲出院了。从此，父母原来的家变成了家庭病房，父亲成了护工。
自从母亲病倒后，父母一贯的“庄重”和“含蓄”，慢慢地变成了令人心酸的“浪漫”和“缠绵”。父亲常常微笑着问母亲：“老伴儿，你嫁给我后悔吗？”母亲声音沙哑：“不后悔！”父亲问：“你喜欢我吗？”母亲答：“喜欢。”父亲有时故意逗她：“你怎么又尿床啦？”母亲就一脸木然，一字不答。父亲若是夸奖她漂亮，她就挤出一个酒窝，表示高兴。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都是比较严肃的人。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跟现代人不同，低调含蓄，他们难以启齿“我爱你”三个字，但他们的感情依然是浓烈真挚的，似山涧的清泉潺潺流淌，不息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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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一生朴实而平淡。20世纪50年代，父亲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机关工作，开始没有工资，是供给制干部。母亲是纱厂工人，工资比较高。在组织介绍下，父亲和母亲相识并结为伴侣。
婚姻伊始，日子过得磕磕绊绊。母亲觉得父亲玩心太重，回家就知道读书看报，周日也不帮忙照看孩子，而是去机关舞会做伴奏师。我和哥哥两三岁时，同时得了小儿肺炎住院，父亲还是大包小裹回老家过年，母亲伤心得直掉眼泪。
父亲一点点成熟，且有责任感，是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开始的。那时，国家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分到的那点儿粮食根本不够吃。母亲却从未让父亲挨过饿，饭桌上，她总是先让父亲吃饱，自己靠喝稀粥充饥。她怀我妹妹时，严重营养不良，妹妹生下时瘦得像一只小猫，连哭的力气都没有。父亲被母亲的无私呵护感动，当他成为3个孩子的父亲时，就再也不去舞会伴奏了，下班就回家，做做家务，哄我们玩。
“文化大革命”期间，母亲因十几岁时为找工作受骗加入“三青团”的问题，受到厂造反派的审查批判。雪上加霜，街道给姥姥贴了大字报，罪名是漏划的富农婆。父亲少小参军，属于革命阵营里的一分子，却受到我母亲和姥姥的株连，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父亲出发那天，大雪纷飞。我陪着母亲送父亲到集合地点，临别时，母亲忐忑地问父亲：“你后悔和我结婚吗？”父亲微笑道：“这辈子能娶你，是我的福气！”母亲的眼泪刷地就流下来了。
3
动乱的年月结束了，父母的尊严彻底回归。母亲工作到退休年龄，儿女们先后结婚生子，她有了新的人生角色：照看孙子和外孙。
年过半百的父亲却迎来了事业小高峰，走上了领导岗位，整天都是开会、应酬、出差，马不停蹄，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局长夫人”的光环并没有让母亲感到快乐，她习惯了和父亲平等交流，如今父亲没时间和她交流，或是交流时话不投机，这让她感到郁闷和失落。
母亲70岁前后出现小脑萎缩症，可惜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那时，勤劳节俭的母亲一反常态，无节制地乱花钱，家里堆满了用不着的东西;懒得做家务做饭，对父亲的饮食起居漠不关心。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她怀疑父亲有外遇，并煞有介事地和我“交代后事”。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令我们头疼的母亲其实是病了，可我们没有及早发现，想想真是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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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做梦也想不到，他的晚年生活竟是如此沉重辛苦，而且不知道“退休”是哪一天。
每天，父亲骑车到很远的一个菜市场买菜，他说那里的菜比较便宜。他精打细算日常开支，每日三餐亲自下厨，柴米油盐，没有他不操心的。
他对母亲吃喝的重视程度，我甚至都觉得过分，他每天榨鲜果汁，每天做营养粥，一天让母亲进食五餐，生怕母亲缺了营养。
天暖时候，父亲推着轮椅带母亲到小区院子里散步。天冷出不去，就在屋里推着母亲转悠。母亲偶尔脑子清醒时，就拉着父亲的手说：“老伴儿，你千万别不管我呀！”母亲目光中的乞求，不禁让父亲潸然泪下。
父亲也是耄耋老人了，身体日渐衰弱，可繁重的家务和精神压力，让他不得不顽强地坚持。有几次，他对我说，他感到自己快撑不住了。我提出找个条件好的养老院，让母亲住进去，父亲勉强答应了。当真找到合适的养老院时，父亲又变卦了，他还是舍不得送母亲到没有一个亲人陪伴的养老院，了此残生。
父亲近乎悲壮地发誓：“我就是倒下，也不会让你妈去养老院！”
母亲的生命之火，一天天地减弱下来。她已经不太会说话，由于大脑缺氧，大部分时间在打瞌睡。但只要见到父亲，她就紧紧拉住他的手不放。这一幕对我来讲，是恒久的记忆。我问父亲：“您和妈妈这辈子有爱情吗？”
父亲说：“所谓的爱情其实都在小说、电影里，我们一个是文工团小战士，一个是纺织工人，两个苦哈哈的人走到一起，哪里来的爱情？可60年的风风雨雨走过来，爱情也慢慢地产生了，这就是相濡以沫，白头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