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张建明
依稀记得少年时代的我就对白酒有了一定的认识，出于猎奇心理，常常趁父母亲不在家时偷喝几口，却是品不出美妙的滋味，唯一的感受就是很辣。那时候，父亲每天干完地里的农活收工回家，到了吃饭时间总要喝上两杯，日常能供父亲下酒的菜便是母亲炒几个鸡蛋外加一盘花生米就很奢侈了，因为家养的鸡蛋是要卖了贴补家用的。平常父亲喝着五角钱一斤的散装白酒，父亲喝酒的器具是我们村里多数人家必备的一种口大底小、通体白底陶瓷、外表釉面印花且带把的小酒盅，村里喝酒人都能够很精确的知道它的容量为一两二钱五，我父亲一般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要喝上三四杯，每当第四杯倒进酒盅后，母亲就默默地把酒瓶拎到房间，防止父亲贪杯。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农村家庭除了逢年过节领到生产队的工分报酬才去集市割一斤猪肉回来打打牙祭，平常生活拮据得很。至于喝酒，能满足父亲喝得起五角钱的散装酒已经不错了，只有远方重要亲戚或者村里的父母官来访才舍得去买瓶装的八块钱的“分金亭”，瓶装分金亭和散装白酒都是从村头供销社旗下的代销店买来的。分田到户以后，家家户户的粮食交完公粮之后都有些富余了，于是家乡盛行土烧小麦酒，土烧小麦酒需找乡里专门做酒的师傅上门制作，制酒工序大致分为浸泡、蒸粮、拌曲、发酵、蒸馏出酒、窖藏等，土烧小麦酒度数较高，制作工艺流程也比较复杂，做酒师傅一般也不轻易外传技艺。虽说农村土烧酒无法比拟工艺先进的瓶装酒，但丝毫不影响父辈们对那口烈酒的嗜好与渴望。父亲那年开始到乡棉花收购站上班，结识了一位资深酒友后，从此真正开启了对酒的贪恋之路。因为离开了母亲的监管，父亲常常不醉不归，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酗酒的毛病，以至于在家独饮也常把自己灌醉。父亲去世多年后，母亲还时常念叨父亲醉酒后的恣意百态，事实上，打我记事起，母亲大半生都奔波在在劝戒、吵架和痛恨的岁月里，实属不易。
东坡先生诗云“饮酒不醉最为高”。事实上，醉酒对人体的伤害不容小觑，酒精中的乙醇对大脑、心脏、肝肺等器官功能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据说，国人每年有大约二百万人因饮酒过度导致肝脏等疾病的发生。
也许古人在发明酒的时候没有预见它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五千多年的酒文化又造就了文人骚客们关于酒和豪饮后的那些千古绝句，诗人杜甫戏称李白斗酒诗百篇，自己却写下“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这些伤感又喜悦的诗句。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在通州一家陶瓷建材公司从事瓷砖销售工作，因为公司的产品合格率偏低，给销售工作带来很大的阻力，我和同事每天游走在建筑工地与土建材料员周旋，应酬也自然多了。当然饭局上总得喝酒，起初，我还能推脱，因为有会喝酒的同事抵挡，有时候同事不在，陪客户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身上。记得有一次为了签约一个大单，一桌四个男人喝了五斤白酒，作为东道主的我可能喝了接近二斤，是怎么回的家就不晓得了，只知道陪好“上帝”是任务，拿下业务是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应酬的需要，正常能喝八两左右依然保持清醒的我酒量也算不差，同时身体也开始抗拒了，三十多岁便有了脂肪肝，常觉得肠胃不适，这些都是长期超量饮酒惹下的祸根。对于喝酒这件事来说，无论主动或被动，个人觉得自身的约束力才是引起喝酒的内因。不管多么重要的饭局，劝酒者即使施展各种招数，原则上坚持滴酒不沾的人总能躲过一劫，无非都是顾及面子而已，所以人们常说喝酒喝面子，面子的定义有多种，有长辈的、领导的、客户的、大男子主义的、......不胜枚举。离开销售行业后，我一直从事着工程管理工作，有时也和工作关系上的甲方等领导在酒桌上进行工作汇报或交流。喝酒的人总具有多面性的人性特征，有直奔主题来喂食酒虫的，有为卖醉而来，有酒醉心明和酒不醉人也不醉的，酒后吐露的不一定是真话，且说且听着。
一个亦师亦友的兄台曾劝慰我，真正要戒掉的是贪杯成性，适可而止才是境界。因此而感悟：当酒成为你情绪寄托的载体时，饮之已然不再是酒，是缠绵、是忧伤、是工作烦恼、是儿女情长、是说不清也道不完的沧桑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