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庆堂
直隶总督署坐落于古城保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清代省级衙署，因工作原因我来过很多次，都是陪同、引导做服务事情。今天，我辞去随从、免了解说，独自一人漫步在这座近三百年历史的古衙院中，耳绝了闹市喧哗，心寂了功利浮躁，在时空的隧道中冷观着日出日落，漠视着月缺月圆，寻觅满清政府由盛至衰的历史轨迹，用心感悟官学文化。 “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总督署修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分东、中、西三路，占地总面积30000余平方米，主体建筑的大门、仪门、大堂、二堂、官邸、上房均设在中路中轴线上，东西两路是幕府院、花厅、箭道等辅助建筑，是一座典型的清代衙署建筑群。清代182年间，先后有74人、99任直隶总督。在全国九个总督中，直隶总督为清代督抚之首，疆臣领袖，多为朝中重臣担任，民称清官的李卫、刘罗锅刘墉、湘军大佬曾国藩、推起洋务运动的李鸿章、洪宪皇帝袁世凯等都曾在此任职。 院内甬道两旁参天古柏及堂前屋后枝杈怪异的国槐，令人感到一种无言的肃穆和几分萧然。而大堂中悬有雍正御书“恪恭首牧”的镏金大字匾额，案几后矗立的绘有海潮、朝霞、旭日、仙鹤图案，红木镂雕为架的巨大屏风，宽大的太师椅前案几上摆放的黄绸布包裹着的关防盒、令箭架、签筒、笔砚，再配上大堂两侧分列的雕有虎头图案的“肃静”、“廻避”护卫牌及书有“兵部尚书”、“太子太傅”、“都察院右都御史”等十八种官衔及身份的云牌，外加东西两靠山墙前竖立着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十八般兵器和刑杖，不由得使人眩惧于当年直隶总督的权势与威严。大堂外的廊柱上一副黑漆作底、挥金为字的抱柱联，上联为“北吞大漠，南亘黄河，中更九水合流，五洲称雄，西岳东瀛一屏障”；下联为“内修吏治，外肄戎兵，旁兼三口通商，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不仅勾划出了当年直隶府所管辖的北至蒙古大漠，南达九曲黄河的宽广疆域和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且把直隶总督集内政外交、治吏统兵重权于一身的八面威风无遮无掩地宣示于世人。
进入仪门，横跨甬道的四柱三顶“公生明”戒石牌坊一座，南侧刻有宋代黄庭坚手书“公生明”三个大字，取为官“公生明 廉生威”之意。北侧刻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正对大堂，总督坐堂理事，即可看到牌坊，用以儆戒自己谦恭尽职、公正廉明。 雍正王朝的李卫，为官廉洁、勇敢任事，署理直隶6年弹劾贪官、严整吏治。乾隆年间的方观承两度执掌直隶总督，他总结河北平原种棉经验和棉纺织技术，编绘了著名的《棉花图》，为全国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刚正不阿的刘墉，署理直督不到一年，但留下了许多智斗权贵的故事。1840年总督琦善在这里接过圣旨，奉命到广州接替林则徐任钦差大臣，破坏禁烟运动，擅自割让香港，留下了卖国求荣的可耻骂名。 1868年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在任4年清理狱讼、编练军队、治理河道、整顿吏治，后由于“天津教案”处理不善，又值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曾国藩回调两江，直督移交李鸿章。 李鸿章曾先后3次受命直隶总督长达24年，在任上他兴办近代企业，创办天津机器局、开平矿务局、创建北洋水师、开展洋务运动，又先后代表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并兼北洋大臣，在这里袁世凯一再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投机钻营，最后成为近代历史上遗臭万年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这座总督署又轮番成为直系、奉系、晋系军阀首脑机关的所在地。 直隶总督署丰富的历史内涵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沉重的历史，面对一次次失败屈辱的历史事件，甲午海战失败，八国联军入侵，不平等条约签订……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深刻地认识到落后的代价是惨重的，中国需要改革，中国必须强盛，从而激发人们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美好情怀。大家走进署内，不仅能领略总督署特有的衙署建筑风貌，同时也能从发生在这里的历史事件中学到知识，受到儆诫，古代为官之道，强调的是“有猷（谋划）、有为（作为）、有守（操守）”，提倡的是“清、慎、勤”。“官如不清，虽有他美，不得谓之好官。然清而不慎，则动静云为，必多疏略；慎而不勤，则政事纷繁，必多废弛，仍不得谓之好官。”唯有将“清、慎、勤”的精髓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为民办事、做廉官，大道之行。 一、清：清是一种品味，清心寡欲，人生一种境界。公生明，廉生威。出自（明）《官箴》刻石。原典：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据考证，《官箴》之言最早出自明初学者曹端之口，后山东巡抚年富对其词句稍作改动，增加了“公生明，廉生威”并用恭楷书写，作为自己的为官座右铭。这三十六字《官箴》，可谓字字警策，句句药石。它诠释为官之本最重要的莫过于两点：一是公；二是廉。其意为：下属敬畏我,不在于我是否严厉而在于我是否廉洁；百姓信服我,不在于我是否有才干而在于我办事是否公正。公正则百姓不敢轻慢，廉洁则下属不敢欺蒙。处事公正才能明辨是非，做人廉洁才能树立权威。“公生明，廉生威”不仅是为政之道，为官之德，也是我们立人之本，为人之道。胸怀坦荡做人，踏实清白做事，幸福快乐生活，这才是生命的真谛，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本色。 唐执玉（1669-1733年）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署理直隶总督，十一年三月（1733年4月）病逝于任。唐执玉是深得雍正赏识的总督，他不仅治理地方很有成绩，而且与皇帝保持着非常融洽的关系，他所上的奏折，几乎未受到驳回。即使在他病重期间，雍正仍坚持让他出任直隶总督。 唐执玉的座右铭是：“将勤补拙，以俭养廉”，也是他一生为官勤廉的写照。唐执玉病逝后，整理其遗物时，发现竟“箧无一物”，无法入殓，雍正皇帝下令拨发银两，加上其他官员出资帮助，才得以将遗体装殓运回原籍。 李鸿章任职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无人能及。李鸿章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他和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他是大清帝国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说他是“再造玄黄之人”；他被西方誉为“东方俾斯麦”，与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格兰特并称十九世纪三伟人。历史书里，他是丧权辱国的罪人，是卖国求荣的权臣。而梁启超却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最精辟三句名言: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祈寿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二、慎：代表的是一种品德。曾国藩一生慎独、慎始、慎终，谨慎对待每一件事。曾国藩是个懂得“知行合一”的人，他发现“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他常常在慎独的基础上辅之以行动。在慎独的路上，为警戒自己的言行，改正自己的过失，特意取了个别名：“涤生”。涤，就是洗涤过去的污垢；生，意味着每一次改过，都会迎来新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曾国藩的慎独观，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要反躬自省，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从小事小节上加强自身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剧中三朝元老 六王爷，嗜酒如命，一喝就醉，但却人醉心不醉，做事情非常认真且很清廉，诙谐可爱。六王爷点拨女婿刘罗锅，要想在官场上事事顺、路路通，遇事不难，就要“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他的绝招秘典是“什么都明白，什么都别说明白；什么都清楚，什么都别说清楚。”“要说，就说谁也听不懂的话，要么就什么都不说。”真乃官场水深莫测，理当慎之又慎。 三、勤：代表的是一种品行，艰苦朴素之精神。勤勉自励、勤能补拙、勤俭治家、勤俭创业。不仅于为官，为人、为事、生活、事业皆离不开这样的一种文化底蕴，是人生的一种高尚节操。曾国藩本身就是一部多方位、全视角的为人处世全书，他身上浸润着中国五千年的人生大智慧。在曾国藩为官时，曾不止一次地对他的下属及亲朋说道：“以勤治惰，一勤天下无难事”。曾国藩的勤，贯穿了他的一生，无论是他对早起的坚持，还是对做学的认真，还是他做事的躬亲，无不闪耀着他勤奋之光芒。关于勤奋，前人论之多矣，诸如“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人生在勤，勤则不匮”“业精于勤荒于嬉”……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对于如何做人、做事、做官，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也是每个人，要用自己终生的实践来回答的问题。对于做人的道理，做事的规矩，做官的准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古今中外很多仁人志士、圣贤先哲有着丰富而深刻的见解，都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很有哲理，很有意义。比如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先修身而后求能”等等。感悟直隶总督，历朝历代为官之道，愚者以为，做人、做事、做官三者三位一体，不可分割，互为关联，互为作用。把做人、做事、做官之间的关系想明白了，悟透彻了，才能做好人，做好事，做好官。
做人是根本。常言道：“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做官有止境，做人无止境”。决定人生成败的三分在做事、七分在做人，人生的一切成功归根结底都是做人的成功，人生的一切失败归根结底都是做人的失败。 做事是目的。孙中山先生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周恩来总理讲：“关注小事，成就大事。”都把做事放到很重要的位置。 做官是载体。做官意味着义务，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奉献和付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要想做好官、做好事，先要做好人。只有做好了人，做官才能成为好官；只有做好了人，做事才会有正确的动机，才会有正确的方法，才会做出让老百姓欢迎的事。好人不一定是“好官”，但“好官”一定是好人！决不能颠倒做事与做官的关系，做官只能是载体，做事才是目的。假如颠倒了这一关系，就有可能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做人需要修身，做事需要信念，做官需要境界。做人是一世的，做事是永恒的，做官是一时的。做人要知不足，做事要不知足，做官要知足。 一座已纵跨4个世纪，时历近300年的古衙，在清朝灭亡以后，曾被北洋直系军阀曹锟占为自己的行宫官署；抗战胜利后，又曾被伪国民政府作为河北省官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是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之所；省政府迁天津后，这座古衙又相继被“文革”中的保定市革命委员会以及后来的中共保定市委机关所占用。值得庆幸的是这座古衙竟然免遭之劫，终于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游学直隶总督署，不仅可以了解封建官场文化，领略古代建筑的美感，更是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清代后半期历史的学习，其中众多的对联、箴言、警语，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品味，从中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