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忠东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禹城首任人民选举的县长。1958年，父亲因坚持事实求是、反对浮夸，被降职降薪，1962年，甄别平反后再任禹城县县长。刘少奇主席来禹城时，是他介绍给我们县的三级干部。在他五十九载的人生旅途中，当过县长，做过饮食员，干过掏粪工，一生几起几落，没给我们子女留下任何物质财富，却给我们留下了129本工作日记。他的故事在他生前我知之甚少，直到去年我整理他工作日记时，才晓得我心目中“无情”“抠门”“一根筋”的父亲，是一位品德高尚、受百姓爱戴的“好官”“清官”。之所以觉得父亲“无情”，首要原因是我九岁时，娘生病父亲所说的那些话，它让我一直耿耿于怀。那是一个深秋的夜里，一向身体硬朗的娘，突然上吐下泻发高烧，我和长我五岁的二姐急得团团转，没办法，我俩半夜三更去医院请大夫。等开方、取药、娘输上液时，天已蒙蒙亮，我盼着驻村的父亲快点回来。那时通信不方便，村子里没有电话。便让和父亲一起的叔叔捎信，信是捎到了，父亲的回话却是：“我不是大夫，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当时我那个恨呀，恨父亲怎么可以对我们这么“无情”。在整理父亲日志时，我才知道，那时他在忙着和百姓秋收秋种！父亲的“无情”还表现在我们家的一件件“大事”上。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边境冲突不断，战事一触即发。父亲明知道那年的新兵将开往北疆，随时可能参战，但还是将年仅16岁的大哥送入军营。1973年，又送二哥参军入伍。父亲说：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安宁，才能小家安稳。正是受父亲的影响，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再到和平年代，我们家没出五服的亲人，当兵的就有27人。好几位堂哥都是父亲亲自送入军营的。父亲的家国情怀，影响了我们家几代人。七十年代，非农业户口可是个香饽饽，拥有非农业户口就相当于端上了“铁饭碗”，大嫂是一家工厂的临时工，多次恳请父亲退休后，让自己接班。他还是那样话：“我是党的人，违犯政策的事咱不能做！”
1977年3月，二哥从部队退伍，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可以安排工作，但必须先在企业工作。父亲当时就在武城县民政局任副局长，且分管安置办，如果稍微变通一下，二哥就可能进事业单位，可父亲不管不问，于是哥被分到了武城化肥厂。后来工厂效益下滑，战友都陆续调走，父亲恰好要到平原棉麻站工作，组织上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主动提出安排一名子女在身边工作，父亲却说，组织上调动他的工作，子女掺和啥？1958年，堂哥于忠臣考上了山东省曲阜水利机械学校，1961年被分配到山东省水利厅。1962年，中央决定大量精简城市人口，堂哥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家乡禹城。由于禹城水利事业急需这样的人才，于是堂哥在县水利局当上了临时工。水利局党组多次打报告，要求当县长的父亲为其转正，父亲却因为上级没有相关政策，愣是没批。父亲说：权利是人民给的，没有政策规定的事，咱不能做。父亲就是这样的“一根筋”。父亲虽然有工资，但对我们兄妹几个要求非常严格，作为他的儿女，也从没体会到县长子女的“风光”，大姐上中学时，从城里南街到辛店上学，每个星期都要步行走七八十里路，姐要求父亲给她买辆自行车，父亲不给买，说：你看看，你同学们都有自行车吗？等你同学们都有自行车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你不能搞特殊。我的父亲就是这么“抠门”然而在我眼中“无情抠门”的父亲，在百姓眼中却是有情有义的“好官”。
1953年冬，父亲在禹城任民政科科长时，路过城关镇薛庙乡，一位妇人抱着一个少年正哭得死去活来，原来少年叫李光禹，到河里捞鱼，不小心掉进冰窟窿里，等被人救上来时，人已是奄奄一息，父亲急忙上前，发现他还有气，连忙将自己的大衣脱下给他换上，又以最快的速度从邻村借来辆拉车，将他送到了齐河二郎庙李世温大夫家。经过抢救，李光禹命是保住了，但也从此丧失了听力。没过多久，他原来定好的亲事也散了。在这一连串儿的打击下，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将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万般无奈，他母亲找到我爸，请我父亲帮忙劝劝他。父亲二话没说答应下来，第二天就带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去了他们家，又帮忙联系军医大夫，在父亲的开导鼓励下，李光禹终于慢慢走出了阴影。后来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1962年，父亲重回禹城任县长时，光禹叔背着一大袋地瓜看我父亲，父亲说什么也不收，争执了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娘出主意，让父亲给光禹叔钱，算是我们家买的，这事才算了结。光禹叔的哥哥李光星老人回忆说：父亲1962年驻村时住到他们家，看到院子脏了，拿起扫帚就扫。为了摸清村民困难情况，他总是卡着饭点去人家查看。我们这里地势洼，胶泥地，谁家玉米苗出多少他都记在本子上。有时他会带来馒头让我母亲热热，自己却不舍得吃，先拿起窝头，一边吃一边说真好吃，省下馒头给我爷爷。我爷爷常说：新社会的县长，没有半点“官”样，是跟咱百姓心连心的好官啊！
1962年禹城大涝，城北很多村庄陷入一片汪洋，为了将积水尽快导入河道，父亲不顾一直在下的大雨和因营养不良浑身浮肿的身体，拄着木棍率领分管水利的副县长和县委办公室陈富義亲自到梁家镇王化屯村视察，研究抗涝救灾的办法，村子的百姓无不动容。父亲心中装着百姓，百姓也时刻怀念着他。我回老家听到最多的话是，父亲是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穷的揭不开锅，大伯要饭，父亲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却因为对烈士任荣贵的一个承诺，1960年和1961年两年汇出35元给任荣贵的表舅。1962年，父亲甄别平反后还将复职补发的1000多元工资全部上交给国家。父亲的“大方”造成我们家“富裕”的假象，1963年县委一名干部，到我们家求父亲要救济。可当他看到我们家里的摆设，一个木头箱子、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凳子，再看看饭桌吃的是麸皮窝头时，再也不好意思张口，转身离开了。有一次，父亲骑着自行车到梁家镇搞调研，半路饿得实在骑不动了，他便到了路边的一家农户要了把枣充饥，临走要留枣钱，人家知道他是县长，说什么也不要，但最终于父亲还是悄悄的把钱留下走了。
1966年，父亲被下放到武城马甲营公社当炊事员在伙房工作两年多，他从没吃过食堂的一顿饭。五十多年前，禹城80万亩耕地中，盐碱地有三十多万亩，沙荒地有2.6万亩，涝洼地5万亩，为了改变“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年年白忙活，只见播种不打粮”的状况，父亲在任县长时，日志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就是种树、打井、抗旱、改碱，下雨之后出苗率等。他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改变沙碱地。让百姓吃上饭。1957年，父亲组建改碱队，先后用藏碱、深翻土地，修台田、条田等办法治理，在实践中探索着改碱治沙的办法。也正是因为他的努力，推动了禹城改碱治沙的进程。
1966年初，中科院100多名科技工作者进驻禹城，成立了“井灌井排旱涝碱综合治理实验区”1988年6月，病重的父亲听说辛店沙河辛昔日光秃秃的沙碱地和漫天飞扬的尘沙变成了绿洲良田，李鹏总理还题词“沙漠变绿洲，科学夺丰收”时，他躺在病床上高兴得像中了大奖，特别想去亲眼看看！但当时条件有限，他又不愿给组织添麻烦，直到1988年9月父亲离世，一直没能成行，这也成了我们家人的终生遗憾。“天地之间有杆秤，大秤砣是老百姓”，父亲将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人民，人民也将他永远铭记在心中，他是那代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