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个子很高。他常穿一件灰布中山装,两肩膀瘦塌塌的,背脊骨却像竹竿一般直。
他讲课时,一只手搭在课桌上,另一只手的指缝里,就夹住一颗粉笔。他的手掌片开后,奇大,白白的,筋凸出来,薄薄的像菜刀。一课结束时,他粉笔一丢,两手掌合住,相互擦一擦,沙沙的。那声音很像剃头师在刮布上刮剃刀。
我入学前,常牵着爷爷为生产队放的牛,到学校门口的空地上去松蹄。到教室的门边,我对着牛屁股踢一脚,喊: 陈算盘!待陈老师探头探脑往外看时,我和牛已经隐到人家屋舍的角落里。
陈算盘是老师的绰号,村里人背后都这么叫他。他的真名,却很少有人知道。我八岁时,爷爷说: 你也该到陈算盘手下去学几年了,拨得活一块算盘,好管今后一辈子。
这陈老师是块活算盘,经他手教出来的学生,个个算盘珠上走得了马。的的得得,的的的得得得,珠子炒黄豆一般响成一气。学生家长听了,笑眯眯的,说:日他娘的,光听这声响,心里就怪味道的。
教室是祠堂改的。先前叫王家祠堂。过去王家发过一阵子,是大户。快解放时,王家败了。这祠堂归公家所有,开过大会,办过大食堂,住过工作队。六四年办小学,祠堂空着,队干部说:现成的,摆几张桌子,比镇子里的学堂都好。
我去读书时,祠堂里开了三个年级。一年级十六人,三年级七人。三个年级摆在三根母猪腰一样粗的祠柱间垄里,老师站在中间,被祠柱比着,他就显得更细。他脸上紧绷绷的,给一年级上拼音课,他喊:啊——。十六个学生就啊——。参差不齐的发声,在祠堂的梁柱上缠来绕去。不知是燕子还是麻雀,在声音的空隙中穿进穿出。
其它的两个年级就自学。
下课后,老师要到房间里去略为休息一会,祠堂有阁楼,老师的房间就做在阁楼里。他爬楼梯时,很吃力的样子。咯——咚,咯——咚,好一会,才看得到他的头快碰住楼梯顶部的一根横梁。老师举起一只手,掌片子在横梁上挡一下,然后头再移进横梁里去。我弄不懂,老师为什么不弯一下腰,非用一个比较吃力的动作。
上课时,老师不敲钟不吹哨。他的头又从横梁内移出来,脚就从楼梯上下来,咕——咚声比上楼时响,弄得祠堂里回声很大,学生们远远就听见了。到他下最后一级楼梯,我们已经坐好。
哭虫欺我是新生,将一条蚯蚓灌进我的领口里。蚯蚓在我背脊上蠕动,滑腻腻痒酥酥的。不敢叫喊,就拱背,想赶蚯蚓爬出来,结果我越拱,蚯蚓蠕动得越乱。我终于忍不住,委屈的泪水就出来了。老师正讲着课,忽然对我瞟一眼。他捡过一颗粉笔头,薄大的手片子一晃,粉笔头划出一条白线,朝我这方向飞来。我心里很紧张,却没料到粉笔头正好弹在哭虫的额头上。哭虫的额顶,就有一颗黄豆大的白粉点。
哭虫挨了弹,就接了命令似的,很老实地到我背上拤蚯蚓。他像泥鳅一般,用三只手指头一钳,我背上疼了一下,蚯蚓被他拤牢,我背上的一条瘦筋,也差点被他拤掉。哭虫把蚯蚓放进袋里。他是不敢丢掉的,要带回家给家长看。哭虫无父母,只有姐夫、姐姐。但也少不得挨一顿骂。
这是老师数年做出的规矩。父母以及大人们,想晓得孩子这一天是否好好读书,见有白粉点,就晓得个大概了。然后就喝一声:如实讲来。有谁想耍滑头,将额上的白粉点偷擦掉,那是白费心思。老师总能晓得。第二日上课时,再弹一颗,比先前一颗重。如此一二三,一颗更比一颗重。到了第三颗,石击一般,学生就吃不住了。
老师弹粉笔头,得力于他打算盘。那些算盘珠子,被他左右开弓的两只手弹开拨拢,噼噼啪啪的,他眼睛都不大要看,你不知他的几只手指怎么颤一颤,粉笔头已经到人的额上了。
我爷爷得知哭虫欺侮我的事,说: 陈算盘这个人算得是个讲公道的好老师。他就包了二两好烟丝,让我拿给老师。老师看了烟丝说:这烟丝蜡黄,哪里买的? 我说:爷爷种的! 老师就赞许地点点头,用手指撮出一小撮。将其余的烟丝包包好,递给我,说:告诉你爷爷,我心领了。
老师是不抽烟的,那一小撮烟丝他带给堂客品尝。
老师的家在樟潭镇上。学校离镇有近二十华里,他隔一个月的星期六下午,拎一只席草打的草包,背脊骨笔直,脚步轻飘飘的,步行回镇上去。那草包里装的,八九不离十是烟丝。
老师的堂客烟瘾蛮大,专抽旱烟。她隔一个月到学校来一趟。老师逢双月回去,她赶单月来。来了,除去抽烟就是洗衣服或拆洗被褥。她拎一篮脏衣脏被,向村里人借一块搓衣板,到溪里去洗。洗溪水是舍近求远,村里的堂客,就在村内村边的水塘里洗。老师的堂客说: 那塘里剖鱼,杀鸡,刷粪桶,洗脚,再脏不过。哪有溪水好呢?村里的堂客听了,不服气,斜着嘴说: 什么溪水好呀,那里冷清,两口子好亲热,肉麻死了。
每次洗衣,老师都陪着去。堂客不叫老师动手。她坐在溪边的一块青麻石上,把两只脚从布鞋里抽出来,扒掉袜子,是双很白的小脚,只是皮有些皱。她把脚浸在水里,搓衣板戳在腿叉子下,将打了肥皂的衣服按在搓板忽吃忽吃搓。
老师就坐在旁边,很呆的样子。怀里抱住的,是一杆比教鞭还长的烟枪。烟枪上的烟袋在他胸前有一下没一下的晃。堂客说:你累了就站起来走一走。他就站起来走一走。走三五步,又返回头,原地坐下,不动。
衣服洗好了,堂客将脚从冰冷的溪水里拢出来。脚已经泡胀了,肉鼓鼓的,老师看着很丰满。堂客说: 那么红嘟嘟的,难看死了。老师说: 哪里话呢?好看的。老师就将堂客的脚抱起来,塞进怀里焐。堂客说: 都麻木了。老师说: 焐一焐就不麻了。
就那般焐着。堂客的两腮也红洇洇的。她掏出一个纸煤头,火柴点着,将烟枪横在两人中间,捻出一颗壮壮的烟丝豆,闷进烟盏里,纸煤火一戳,咝咝几声,烟雾就在堂客的嘴上和老师的头顶缠绕如丝。
老师自己不开伙食。不知怎么的,一些日子后其他学生家长就有闲话。老师就改为轮伙,一个学生家一天。村里人都对轮伙有兴趣。有驻队干部,农业技术员以及来往过客,都吃轮伙。
老师轮伙有个规矩。办伙的人家,桌子上不能有鱼肉。他说肠胃不好,鱼肉容易闹肚子。不上鱼肉,光萝卜青菜的,一般人家又过意不去。有学生家长再三和他说,他松了口,说是一定要添菜,一碗豆腐足矣。就一碗豆腐。村巷里也有豆腐担来去叫卖,剖一碗四分。这样,就常可以看到,那曲里拐弯的巷弄中,堂客手上托一碗抖抖颤颤的嫩白豆腐,有人碰见了,打个招呼,问:某某娘,剖豆腐啦?某某娘就嚷: 是喽,今朝轮老师的伙。
老师吃饭时,自带一只搪瓷面盆碗。吃完一天,晚饭碗一歇下,他就掏出一只老式的牛皮票夹,点出粮票,钞票,用一只菜碗底压在桌子上。然后打招呼说: 辛苦你们了。学生家长客气说:交什么伙食费?老师回话:规矩,规矩。
这样说着,堂客们已经将他的面盆碗刷过揩净,递到老师手里。他将面盆碗夹在胳肢窝里,脊背直溜溜地消失在昏暗的油灯影里。只有他很齐整的脚步声,像竹竿拖在鹅卵石路上,串着,啪得啪得地远去。
老师夹一只碗到人家里吃饭,久了,就有人说闲话,是嫌干净么? 还是怕吃不饱?
他夹碗前真有一次吃不饱。一位很钻骨小气的家长,用小碗给他吃饭。他吃了第一碗欲盛第二碗时,那家长正好用木饭勺在饭桶的内壁上刮,咕咕的声音,那意思是说: 饭桶已经见底了。老师会意,不再吃。那就得饿肚子。饿肚的事他是不干的,付了搭伙费呢。于是,他干脆自己带碗。碗大,一盛大半碗,正好吃饱。
有个别家长说: 什么搭伙费,那几张小角票,塞屁眼都不够。这话老师听到了,他就笑笑。他在祠堂后背挖了一只小茅坑,埋一只能装两桶粪的旧水缸。水缸是原先杂货店的废品。四根竹竿撑起几片挡风遮雨的草帘。老师就蹲在这小茅坑上方便,一天一次。有时,一些什么动物也图稀罕去方便。老师方便时,两脚尖踮得很高,他的背脊仍旧不弯,那样蹲法就很吃力。后来,他在缸边打了一根硬木桩,两手抓住木桩时,重心就稳,这样也就方便了。天长日久,那木桩沾满了粉笔末,风吹雨淋,就结成许多龟裂的小白块。
老师的茅坑我们不大去光顾。有屎憋也要憋回家里。这是爷们父亲们暗地里再三关照的。有尿可以随便。肥屎不肥尿么。我们通常在祠堂的另一个角落里,对着桑树野花杂草,将白晃晃黄交交的液体乱便一气。
那缸里的东西就是老师的。他不准别人随便去挑。他心里排好一个次序,半月一桶,由学生家长去掏“宝”。一掏两个大半桶。这样子学生家长就会认为: 轮老师的伙也不大会吃亏。
我爷爷将两大半桶粪挑回自家菜畦上,就笑眯眯地说过:这算盘,肚子里的货色真不少。
有一天,老师很认真地要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上他住的阁楼里去看看。我们心里一下子兴奋起来。这就是说: 老师要教我们珠算课了。按老师的惯例,开教那个年级的珠算,就让上他阁楼里走一趟。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固定仪式。
以往,我们是不敢上老师的阁楼,他和我们保持着这一段距离。阁楼在我们心目中就显得神秘。
我们排着队,很小心很紧张地往楼梯上迈步,一步步迈得很慢。我脚底心软绵绵的,好像踩着的不是楼梯板,而是踩在老师的身上。
进了阁楼,我的好奇心一下子没有了。我觉得阁楼和我家的房子没多少区别,只是东西摆得比我家的整齐。被子叠成豆腐干一样,放在床的一角。床上挂着一顶棉纱帐,帐顶布有些黄。床下摆着两双布鞋,一双有泥,一双很干净。床旁一张条桌,一张有些发红的旧藤椅。条桌上是一盏煤油灯,灯罩的顶部很黑。在阁楼的另一只角,还摆着两只箱子,一只樟木板的,镶着全副的铜铰链铜包角,包角上绿生生的,发着铜锈。另一只箱子很简易,是普通的木板钉的。
老师让我们轮流在他的藤椅上坐一下。藤椅会吱咯吱咯叫。我坐着时,觉得瘦垮垮的屁股裂做无数小块了,网眼一般张开来,心里痒丝丝地有什么东西往上拱,我的身子,脑袋差不多在这一瞬间被拱大。一个同学推了我一下,我连忙站起来,才觉得我又变小了。
我们都坐过藤椅后,老师就打开了樟木箱。老师顿了一下,樟木箱内掀出一股陈年樟气,在小阁楼内左右弥漫。这有些辣有些绵酽的气息渗得我的鼻子忽大忽小的,我拼命熬着,才没打出喷嚏来。
这时,老师搬出来一样物件,他双手托住的样子,很重。他小心地将物件平放在条桌上,解开包住的布,是一块算盘。老师对我们招招手,很慎重地说: 你们来摸摸! 我们就过去摸摸,一摸我就瞪大了眼睛,原来是块石算盘。它不光算珠是石的,连排档,盘框也是石的。这是一块雕出来的石算盘。它能算么?能算。老师看着我们全摸过后,将左手按在算盘上,大拇指一勾,咯得数声脆响,打出一排珠子,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老师说:你们看住了。只见他薄大的手掌一翻一悠,手指啪啪一串头弹开,一瞬时,一种盐锅里爆黄豆的声音炸出来,一串串地在我们耳边滚。一会功夫,声音没了,算盘上的一至九珠子就调了个头,成了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我们十三个同学都炸着嘴,耳朵鸟翅般弹得笔挺。老师说:别小看这么打一遍石算盘,哪一天你们能够像我刚才这般不歇力地打一遍,那就可以在滚了的油锅里用手指弹出一颗花生米来。
经老师这么一说,我们就更加惊呆了。我心里想,到哪一天我才能学到这一手绝技呢?老师的话是真的,他手指尖上的老茧,比我爷爷指根的老茧厚。
祠堂里,石算盘声音响过的第二日,十三块木算盘的珠子就在课桌上滚来滚去。一块特制的大算盘挂在黑板上,这是老师自己动手做的。黄杨木的珠子,足有碗底那么大。珠杆上扎着鸡毛,用来固定珠子。他用左手去推珠子时,脚尖踮起来。他规定我们,也一律用左手拨珠子。他说:右手是握笔的,怎么能打算盘呢?左手打出来,右手记,这才正。这样,我们那一带打算盘的,只要看他开那只手。看到开右手的,就有人说: 这是野路子,不正宗的。
老师教我们珠算,几乎是突击性的,天天学。那些天,村庄里能听到东一片西一片的算盘声。晚上的时候,这声音伴了多少爷们父亲们进入梦乡呢……
那些天,老师的心情就显得很轻松。走路时就更加不紧不慢,他那一种楼梯上爬下爬上的姿势,也做得更加稳重。他常年累月穿布鞋。他平日里穿旧布鞋,这些日子里就穿新布鞋。新布鞋鞋底硬,声音就响一些。他啪得啪得地走进学生家去吃饭,学生家长就迎住,说一声:老师辛苦了! 他就说: 应该的,应该的。老师觉得有了一种安慰,很知足的样子。
老师教了加减乘除之后,说这是基本功。能否把一只算盘打精,就要学会另一招,破头算。原来这算盘的算法都从尾数算起,破头算却是从头数算。老师认为:破头算不仅好算,而且算速快,差错少。如果需要,可以边算边报出答数。我们学会之后,一比较,果然好。
到此为止,我们珠算课就结束了。老师说:想把算盘打得精打得神,就看你们自己。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有没有出息,就看你们今后多练多想多总结经验。
接着就将放寒假。放寒假是过年。年前家家户户总有些猪呀鸡呀的要卖,又有些帐什么的需清一清,干干净净地过年么。这么一来,就用得着算盘。我们就在家庭里发挥了作用。我爷爷只要往上横桌旁一坐,就叫我: 拿算盘来。然后他报数,我算。一算对,他就说:这三年书没白读。有一天,爷爷卖了一只鸡,明明他心算算对了,仍要我用算盘再算一遍。算盘珠子响几下,他好像才心安理得。
过年时,老师回镇上去。寒假结束后,正月农历正月的上旬。老师提早两天到校,堂客也带来。他带着堂客,挨家挨户的,到学生家拜年。老师对家长说: 过年好! 他堂客也说:过年好! 家长们就倒茶,拿年货出来吃。老师不吃点心,喝一口茶,问学生:这些天做作业了吗?家长就抢着说: 作业好像做了,就是算盘打得少。老师就摇摇头说: 算盘要经常打打。老师的堂客不管老师,一旁和家长们换着烟抽,一边说: 王老五的烟呛得好,有香头,不辣,却煞瘾。
老师就咳一下,是被烟雾呛的。老师咳起来时,那始终挺着的脊背就弯了弯。
他们临走时,家长就包上点烟丝或者是年糕什么的,说: 一点点东西,用不着客气的。
老师说:你们太客气了,怎么好意思呢?”
老师和堂客再走另一家。
他们走了后,家长的堂客有意看一眼桌子,桌子上空空的,堂客就说:这夫妻俩也有意思,那有年头里走人家空了手的。男的说:许是他们镇上人不兴这。再说人家是老师,家家走,那得带多少东西?
那也是,话说回来,这人终归有算盘。
本来就是算盘么,陈算盘这名字也不好白叫的。
堂客又说: 要是我们这儿子大起来,也像他这么有算盘就 好了。
男的说:这就难断定了。
【赏析】
《算盘》是李森祥的系列小说《小学老师》中的第一篇。《小学老师》原载《上海文学》1990年第3期,《小说月报》1990年第10期转载。这组系列短篇小说共有3篇,分别写了两位乡村小学教师,和一位虽然不是教师,却胜似教师的书法启蒙老师。读过李森祥的这一组短篇小说,觉得作者颇有文学天赋,作品里流露出一股止不住的灵气,纯朴、清新、而且带有泥土的芳香。但作者取材时,也有一味追求自然,取舍失当的毛病。《算盘》则是其中较好的一篇。乡村里的小学教师,实在就是当地的“知识分子”,知书达理,可又离不开小生产者生活的氛围。于是乎,入乡随俗,同村民们打成一片。《算盘》里的陈老师,绰号“陈算盘”,“村里人背后都这么叫他”。这一方面固然是说他的算盘打得好,“经他手教出来的学生,个个算盘珠上走得了马”。另一方面也是暗喻他这个人精于算计,在小生产者生活的社会圈子里应付裕如。陈算盘的家住在樟潭镇上,离学校有二十里地,所以他平日在村子里各家轮伙,“一个学生家一天”。学生家长对于老师来轮伙,自然是不会怠慢的,但是他立下一条“规矩”,“办伙的人家,桌子上不能有鱼肉。他说肠胃不好,鱼肉容易闹肚子。”而且,“吃完一天,晚饭碗一歇下,他就掏出一只老式的牛皮票夹,点出粮票,钞票,用一只菜碗压在桌子上。” 当他听说有个别家长嫌搭伙费太少,就在住处附近用旧水缸搭了个小茅坑,“那缸里的东西就是老师的。他不准别人随便去挑。他心里排好一个次序,半月一桶,由学生家长去掏‘宝’。一掏两个大半桶,这样子学生家长就会认为:轮老师的伙也不大会吃亏。”读者面前的这个陈算盘,是一位洁身自好且有个性的小学老师。
陈老师教珠算,也是出手不凡,与众不同。“按老师的惯例,开教那个年级的珠算,就让上他阁楼里走一趟。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固定仪式。”在阁楼里,他让每个学生用手摸一摸他珍藏的石算盘,“……一摸我就瞪大了眼睛,原来是块石算盘。它不光算珠是石的,连排档,盘框也是石的。这是一块雕出来的石算盘。”学生们全摸过之后,陈老师“将左手按在算盘上,大拇指一勾,咯得数声脆响,打出一排珠子,……。”陈算盘现身说法,既生动又形象地告诉学生们打算盘必须首先练好手指头的基本功夫。“老师的话是真的,他手指尖上的老茧,比我爷爷指根的老茧厚”。
其次,这陈算盘的珠算,“一律用左手拨珠子”,因为“右手是握笔的,怎么能打算盘呢?左手打出来,右手记,这才正。”于是,“我们那一带打算盘的,只要看他开那只手。看到开右手的,就有人说:这是野路子,不正宗的。”凭心而论,除非“左撇子”,对于习惯于用右手劳作的大多数人们说来,学会用左手打算盘,已经可以算得上也是“身怀绝技”了。然而更绝的还在后头,“能否把一只算盘打精,就要学会另一招,破头算。原来这算盘的算法都从尾数算起,破头算却是从头数算。” 陈算盘认为“破头算不仅好算,而且算速快,差错少。如果需要,可以边算边报出答数。”到此为止,珠算课算是已经结束了,但是他还要关照学生们:“想把算盘打得精打得神,就看你们自己。”因为“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
李森祥的短篇小说,完全采用白描手法。白描,原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技法。因此,可以说李森样的小说创作是“中国特色的”小说。作者开门见山,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一个面容清癯并且颇有那么～点子“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陈老师:“陈老师个子很高。他常穿一件灰布中山装,两肩膀瘦塌塌的,背脊骨却像竹竿一般直。”穷乡僻壤,远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这么一位小学老师,已经得天独厚,他又会教得一手好算盘,自然胜过孔圣人,“年前家家户户总有些猪呀鸡呀的要卖,又有些帐什么的需清一清,……。这么一来,就用得着算盘。”他教珠算,集中一个时期天天学,“那些天,村庄里能听到东一片西一片的算盘声”。陈算盘陈老师的自身价值,也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充分尊重,他“走路时就更加不紧不慢,他那一种楼梯上爬下爬上的姿势,也做得更加稳重。他常年累月穿布鞋。他平日里穿旧布鞋,这些日子就穿新布鞋。新布鞋鞋底硬,声音就响一些。”白描手法,使读者倍感亲切,更贴近读者的心灵,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美学接受心理。这几年,世界上不是在闹腾什么“寻根”热吗? 寻文化根也是其中之一种(文化心态)。白描小说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根,自然受到所有中国人的欢迎。
这一组系列短篇小说《小学老师》,不由得还使我想起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文学界关于写“中间人物”的一场争论,那时候正是史无前例大革文化命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为此不仅丢了乌纱帽,甚至身家性命也难保。其实,英雄人物是人,“中间人物”也是人,都是文学创作的对象,天经地义。再说,既然都是人,那么英雄人物光彩照人,“中间人物”也自有闪光的时候。所谓“芸芸众生”就是人民的大多数,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也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李森祥的小说就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证。他的这一组《小学老师》,都是“中间人物”,既不是什么英雄劳模,也不是什么“先进工作者”,名不见经传。可是,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克尽职守,出类拔萃,加之作者熟悉乡土生活,妙笔生花,使这几位普普通通的乡村小学教师可歌可泣,令人对他们肃然而起敬意。李森祥不是专业作家,但是他的短篇小说作品,比起专业作家来,却是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