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门庭旁植有几株竹子，岁时八载，已经繁衍到二十余株。所以在门前植竹，是因为看到郑板桥在题画中有这样的句子：余家有茅屋两间，南面种竹。其意境正合我心。于是，效仿板桥植下青竹。拿郑板桥的话来说，竹之褒扬处，在于她不开花，不招蜂引蝶。
南方台风颇多的地方，常见人家藏于竹丛之中，以竹防风。由之可以发见，竹子实是一种实用植物。珍贵的品种，自然价格不凡，但一般竹子，并不昂贵，可说与我家庭院恰如其分。
日本名作《竹取物语》，说的是一位伐竹老翁，从竹中得到女孩——辉夜姬的故事。老人精心抚养孩子，遂成了百万富翁。民间传说大抵假设成为富翁者，最初一贫如洗，这样故事就显得曲折生动了。《竹取物语》中的伐竹老翁正是位赤贫之辈。因为贫穷，所以伐竹为生。长在山野里的竹子，一般是没有固定占有者的，即便是有，砍伐几棵，也不致于招来大的是非。总之，似乎可以说，竹子是穷人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天赐良物。
汉高祖年轻的时候，戴过竹皮的冠，这也是穷人的一个标志。后来，他做了皇帝，竹冠被称为“刘氏冠”，身价倍增，奉为贵重品，一般人也就无从问津了。《三国志》中的刘备，生在穷人家里，据说他的生计是卖履编席。席和帘的原材料想必是竹子。公元五世纪后半叶，有位叫沈麟士的学者，人称织竹先生，当然也是因为家境拮据才织帘。据载，他织帘时，为竹披刺伤手，可见使用的材料也是竹。凡此种种，令我对竹子有了亲切美好的记忆。
中国文人爱竹，当然并不一定都是由于竹子与贫穷有关联的缘故。有人像郑板桥那样，是爱它不招蜂惹蝶，清高自赏;有人爱它笔直向上，腾挪云霄的气势;有人则爱它刚正不阿，骨节实直;也有人是爱它那四季长青，绝无附势趋炎的节操。
晋代《竹谱》中，说竹子是：不刚、不柔、非草、非木……认为竹子的特点在于超越了既成的规范，即并非珍奇，亦非凡俗，但密切地存在于人们生活之中。竹子的这种特有的品格，深深地打动了世俗人间的心，因此，也有人认为近竹可以脱俗。
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爱竹。一次，他指着竹子说：不可一日无此君也。此后;“此君”二字便成了竹的别名。宋代苏东坡道：人无肉则瘦，人无竹则俗。他又说，人瘦可以延医，人俗则无药可治。
兰、菊、梅、竹，人称“四君子”。唐以来，“四君子”一直是画师墨客绘画的对象，自然是因其品格高尚。比如，可以洗人身心，清人豪骨，陶冶情致。兰、菊馨香高雅，梅于寒彻时节昂首开放，竹子则虽负雪怀霜，亦不失其青葱挺拔的气度。
四君子中，最易描画的大概算是竹子了。其余三位君子都有花儿，自然不大好描绘。竹子以“个”字相叠，形象很好，易于下笔。也许正是如此，文人之画多见以竹。苏东坡本人就是位嗜好画竹的文人，他总结画竹的方法说——画竹，须先胸有成竹。他认为，竹子遍地皆生，但是，现场临摹是不行的，只有胸中蕴有竹子的神韵，然后再把它画到纸和绢上，才能呼之欲出。
平素，人们常把苏东坡的这句话，片面地理解为只尊重精神、不承认写实。殊不知要达到胸中育有神韵的地步，需要何等的集中精神、何等的严肃细致的观察啊?!同培养这种神韵相比，写生则轻松得多了。
东坡画竹，从来是由下向上直行运笔。米芾画竹则是细细地画出每个竹节。米芾问东坡：为什么不画竹节?东坡答道，竹子生长时，可是长完一节再长下一节呢?东坡回答的意思是，难道一个竹节长成后，再在上面加另一个竹节吗?他是把着眼点放在竹子挺拔向上的情理之中，并以这种精神来画竹了。当然，要使画出来的竹子感人，一定要像竹子。由此说来，苏东坡也还是很注意深入观察大自然的。
石涛是最强调画竹要画竹节的。他认为竹子之所以耐风霜，挺直向上，都是因为有竹节坚强支撑的缘故。石涛把着眼点放在竹节的“节”上，认为这才不失竹的真髓。
认为事物该是这样，或该是那样都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断言除此之外再无第二者，就不是了。画无节之竹感人，画有节之竹也同样能打动人心的。
日本把松竹梅统称在一起，把竹子看做是正月里喜庆的信物之一，因为它总是颜色青青。由此看来，也有人把重点放在颜色上，颜色在这里成了最重要的了。但如因此就说画竹时不用艳丽的青葱色，就不称其为画竹的杰作，则不对了。
苏东坡做监考官时，一次突然心血来潮，想画竹子。但身边并没有墨，只有批卷用的朱笔，于是，东坡就用朱笔画起来。世人以此称为“朱竹”，风靡一时。也许有人会说，红颜色竹子是不是悖于常理，可会有人反驳：依此推论，黑色竹子不是也有悖常理吗?!其实，墨色也好，朱色也好，皆非竹子的本色，都不过是借来表达其精神罢了。
就艺术的真实来讲，色和节的有无等等，都不是绝对的。在今天人世间，常可听到这样声嘶力竭地喊声：“绝无仅有，只此一家。”每每这时，我就不由得忆起画竹来……
(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海天·岁月·人生》)
赏析《忆竹》原本是一个极平凡的小题目，如不细读，就会认为它不过是篇咏物抒情的文章。作者不是致力于所写对象的精心刻画，而是通过写竹子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品格，同时也记录下他对人生和艺术的见解，文章不但富于情趣，而且还带有哲理意味。这篇随笔杂引中外典故，纵横捭阖，牵引文思的不是什么严密的逻辑，而是作者丰富的随意联想，全文雍容闲雅，舒卷自如，庄谐互见，涉笔成趣。
文章从客居异域追忆故居庭院的几株竹子写起，进而引出对家乡竹子亲切美好的回忆。中国人不光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子，“不可一日无此君也”，而且在悠久的历史传统中，竹子已成为人格美的化身：有人爱它不招蜂惹蝶，清高自赏;有人爱它笔直向上，腾挪云霄的气势;有人则爱它刚正不阿，骨节实直;也有人是爱它那四季长青，绝无附势趋炎的节操。中国人对竹子的偏爱，是其他民族所不能共喻的。现代作家夏丐尊在为贾祖璋的科学小品集《鸟与文学》作序时说过：“民族各以其常见的事物为对象，发为歌咏或编成传说，经过多人的歌咏及普遍的传说以后，那事物就在民族的血脉中，遗下某种情调，呈出一种特有的观感。这些情调与观感，足以长久地作为酵素，来温暖润泽民族的心情。”正是竹子超凡脱俗的品格，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心。
作者由现实生活中的竹子谈到艺术创作中的画竹，这就涉及到一个艺术的真实问题。艺术家对自然物象的摄取，绝非止于单纯的临摹写生，“艺术家努力创造的并不是一件自然作品，而是一种完整的艺术品。”(歌德)自然不过是艺术家的一个材料库，而艺术作品则是艺术家“心智”的产物。作者与竹子结识，经历了从观看到品赏、领悟的过程，其间种种情形，观察细致，体验入微，虚实相辅，脉络分明。文章最后看似枝节横生，实乃合于整体，是对题旨的拓展，其转折周旋之处，全然不见痕迹，表现了这篇随笔散淡自然而又清新脱俗的艺术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