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乱起)到东汉晋恭帝元熙元年(晋亡),这二百年间,死个把人,本来不算得什么一回事的。汉桓帝时,已经 “京师廨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 到了东晋初年,“中原萧条,千里无烟; 饥寒流陨,相继沟壑。” “鄢陵旧五六万户,今裁有数百。”这是怎样一个大修罗场! 但史家好象不十分关心这些人的死活,只有几个女人的死,倒大书特书给后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文人给当局开刀,自黄祖杀祢正平始,曹操跟着他把那个多嘴的孔融杀掉了,曹丕又杀了许多文人,要不是看同胞手足之情,连曹植也几乎不能免。(其实同胞手足,曹丕也不十分管: 任城王就给曹丕弄死的。)三国末年,那几个大名士,司 马懿杀了两个——夏侯玄和何宴,司马昭也杀了 一个——嵇康,他们的罪状大致是相同的,不孝。可是臧荣绪在《晋书·阮籍传》上说: “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事,遂酣饮为常。……锺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倒是真话,我们都知道曹操、曹丕、司马懿、司马昭,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忠臣孝子;以“不孝”杀那些名士,不过是个托词。
有人问:曹操、司马懿,为什么一定要把文人来开刀呢?我们先找几件外国的故事来谈谈:希腊那么一个标榜自由的民族,为什么容不得苏格拉底那个大哲人多活几年呢?苏格拉底死的时候,已经71岁,迟早就要死的了;希腊人就有那么急性非赶紧解决这个人不可。苏格拉底原没有什么大罪过,只是逢人诘问,引起青年们对于现状的怀疑,使希腊人不再醉生梦死下去;所以控诉他的那3个人,梅利多斯(Meletus)等,说他“否认国家所承认的神们,另外唱道新神,使雅典青年腐败。”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法国大革命时候的人物,我们中国人最熟知的有一位罗兰夫人;她临死时候,对着自由神的石像说: “自由呀!自由呀!世人不知借你的美名,犯了多少罪恶!”她的丈夫听到她被杀的消息,也当天自杀了;身边留一小纸条,说: “但愿通国厌弃这种残杀无辜的罪恶,回过头来,发现真正人道罢!”他们夫妇俩都有欢喜教训别人的脾气,至死不悟!魏晋间文人,大概也害了这种多嘴的毛病的,什么事都要说出一番长长短短的道理,甚至有对黄巾去诵《孝经》的; “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谁耐烦听你的噜苏呢?我们读嵇康写给山巨源的信,就觉得可笑:什么“七不堪”,什么“二不可”,无非惹人头痛,因而送上断头台。这种毛病,连所谓田园诗人陶渊明都不能免,(诸如《杂诗》、《拟古》、《读山海经》诸篇,字里行间,都有愤激不平之气存在着。)更无论其他文人了。文人不得善终,在某种情形下,也可说是命定的!
他们躲避这现实的方法,我们看来颇有点幽默。在他们之间,时兴三部古书,《老子》、《庄子》和《周易》,《老子》、《庄子》都是教人回到浑噩无是非无差别的境界去的,“未尝先人,而尝随人; 人皆取实,己独取虚; 人皆求福,己独曲全。”如不知人心如镜,一到虚静界,什么隐秘,更看得清清楚楚; 反不如在势利场中鬼混,真能昏天黑地,不见天日。这样,他们想在老庄哲学中找到安身立命的隐蔽处,结果,更把是非看得分明,更不能安身立命。他们第二种躲避现实的方法是“饮酒”,司马昭要替司马师求婚于阮籍,阮籍一醉60日,使来使无从开口。以酒醉来躲避,只有这一次是有实效的。后来司马炎让九锡,公卿大夫要一力劝进; 那篇劝进文,奉命非要阮籍动笔不可。阮籍也想借酒醉来躲避,毕竟不可能; 只得就案写成,让来使钞了去。大概嵇康也不大赞成阮籍的办法,所以说: “阮嗣宗,唯饮酒过差耳; 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 因为如嵇康那样性格的人,喝醉了酒,方会静默下去; 阮嗣宗本是“与物无伤” 的,酒后反常,会惹些是非也未可知呢! 第三种躲避现实的方法,是入山修道,学做神仙。可是修道愈有功夫,说起话来愈是刻毒。那位隐在苏门山的孙登,老实不客气,就说嵇康“才多识寡,不得善终”; 好在嵇康并不是得君行道的人,否则孙登自己也就要不得善终的了。魏晋文人种种自己麻醉自己躲避的方法,都不见实效,只能如驼鸟一样,把头钻在树林里,当作自己已经躲起来了,让猎人捉了去拿去宰割。
东晋以后,佛家的思想传播过来了,释迦的教义代替了老庄的教义。第一等聪明人,大都出家做和尚去; 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有大法事可做,不必和现实混在一起,才是真正的躲避起来。并且在另外一个世界,对于人间世的种种一切,都有从头来过的公平正直的总算帐,那一切愤愤不平之气,自然而然地沉寂下去。所以要躲避现实,单靠自己麻醉是难得见效的,最要紧的要如佛家一样能有另一乾坤可去,不过天堂、灵魂、来世等等,在现在,已经给科学打得粉碎了;我们要构成另一世界,却不十分容易呢?
(1936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文笔散策》)
赏析 这篇杂文是以曲笔写现实,借古讽今之作。作者以其渊博的知识和独到的眼光回顾了历史,指出在草菅人命的时代,“死个把人,本来不算得什么一回事”,因为统治者要想置人于死地,何愁找不到一个藉口。但是疑问跟着就来了:在众多的丧命者里,何以文人要首当其冲呢?统治者为何独独对文人那样恐惧、仇视、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呢?纵观历史,自黄祖杀祢衡始,中国文人的厄运有了开端,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直至后世的清代文字狱。文人手无缚鸡力却总是大难临头,这当中必定有什么缘故。
文人云者,不过有知识,问是非。所谓自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尤擅知天下兴衰之事。所以古今中外的统治者在网罗人才时便格外留意于文人。偏偏文人天性不大安份守己,更有个“该杀”的毛病,就是“什么事都要说出一番长长短短的道理”,偏偏这“道理”总是不合统治者的口味,甚至触到疼处,或是揭了隐私。古人云:“察见渊鱼者不祥”,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再进一步,文人喜欢多嘴,所讲述的“道理”总是能够“引起青年们对于现状的怀疑,”威胁到统治者的利益。由此可见,“文人不得善终,在某种情形下,也可说是命定的!”然而这也正是文人的光荣和价值所在。一介书生引起统治者惊恐万状,足见文人讲“道理”、多嘴多舌的力量。假若为安身立命计,文人手捧《老》、《庄》,归隐山林,能忘怀一切,那自然不错,可惜愈是如此,对是非曲直看得愈明白,杀身之祸有时就来得愈快。或者遁逸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皈依佛祖,可惜这世界被科学证明是虚无缥缈的幻境,从来不曾存在过。作者通过这些反证,指出文人的真正出路全在他多嘴多舌、关心国事,并且尽力去构建有别于老庄佛道的现实的“另一世界”。这个任务虽不容易完成,却是文人唯一光荣正确的任务。舍此别无他途。
文章表面说的是魏晋文人生活,实则是借古讽今,抒发现实感慨。时值三十年代,正是国民党当局发动文化围剿、大兴现代文字狱的时候,作者的种种议论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文章的语言流畅锋利,蕴藉深刻,言有尽而意无穷,颇耐人寻味、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