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想是一种飘忽不定的怪物，它可以肆无忌惮可以任意东西地在大脑中游走。有时一些胡思乱想难以启齿的隐私很想一吐为快，但又往往受到道德甚至法律的约束不得不忍气吞声，只好将秘密珍藏在心里。
玉贞是我儿时的朋友，我们既是邻居也是一道发蒙读书的同窗好友，童男童女“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的情趣，几十年后记忆犹新如在昨日。
那时的家境都不富裕，我的母亲与玉贞的母亲同姓不同辈份，但两家人从来不分彼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自然你来我往接触的机会许多。我们一道去山中过野餐，一起下河沟捉鱼虾，形影不离地相伴在微风中晚霞里，相伴在乡间的小路上池塘边还有那株象征家乡风水的黄桷树下……在幼小的心灵中，情窦的种子开始萌芽，好像还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
渐渐地我们长大了上了中学，我与玉贞同校不再同一个班级。跨进中学的大门，好像人一下变得成熟和稳重，男女界限也一下变得那么分明。玉贞也陡然变了一个人，变得不可思议。她积极要求进步，把学习成绩放到次要地位，因为那时正轰烈批判“白专道路”，要“又红又专”才是正道，但是“又红又专”还是“红”在前“专”在后，“红”有作为“专”无出路。
玉贞在“红”的方面比我有优势。父亲铁路工人，根红苗正；母亲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她很快地入了团，而我还属于少先队员，尽管学习成绩比她强，但政治上已略逊一筹，头上缺少了光环，一道闪亮的光环。
那时说单纯也单纯，说复杂也复杂。我也积极要求进步，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但迟迟没有得到批复。玉贞是学校团委委员，组织上派遣她来找我谈心，帮助我进步。玉贞说我还没有放下包袱，向我讲解组织上“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道理，还谆谆告诫我一定要与家庭划清界限，争取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玉贞对我不但耐心而且充满希望，不厌其烦的态度可能源于我们小时候的情感。
玉贞的煞费苦心我知道，她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我提携我，但我未能迈出那一步，隐瞒了父亲曾经于旧社会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历史，没有将父亲的这一“污点”老老实实地写进自己的入团申请书，后来我也一直没有这个勇气向玉贞以及她所代表的团组织坦白家庭不光彩的历史，因此我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直到初中毕业为止。
我与玉贞的分歧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她加入了所谓的“保皇派”，我加入了所谓的“造反派”。文革时期的派性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最终上纲上线上升到阶级斗争。莫说同学之间，哪怕是父子、夫妻、兄弟之间也观点分明，一家人因派系不同，儿子回家妻不下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之言都是常事。我与玉贞走上了一条不可调和的道路，即使偶尔相遇也形同陌路，多年的情感一刀两断一了百了。
文革十年不但耽搁了我们的学习，也耗尽了我们的青春。于那“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浪漫岁月里，我们丝毫没有体验到青春的多彩与美丽，反而在打打杀杀浑浑噩噩的日子里荒废了年华。
其后玉贞凭着优越的家庭背景去了部队，成为一名无线电发报专业的战士，而我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到来，去了一个偏僻的山区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晃就是6年。
1975年玉贞从部队转业回地方，被安排到一家罐头厂做话务员，不久我也被推荐到师范学校读书，干上了教师的行当，学习期间有一两次和玉贞见面的机会，但时间很短，话语廖廖，无非不过是一些嘘寒问暖的客套话。
过了一年，玉贞嫁给了一家国防厂的团委书记，她什么时候出的阁我们不知道，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瞒着我，怕我伤心还是嫉妒，至今仍是一个谜。
不过我很感激她，姗姗来迟的我结婚的时候，她参加了我的婚礼。玉贞给我送来一把二胡作为礼物，他知道我爱好音乐，回忆旧时的情结很像二胡的曲子，如泣如诉，悠远绵长。
玉贞四十多岁的时候，她所在的厂子破了产，玉贞成为一名下岗工人。除了一次同学会相聚外，我再也没有见到玉贞，据说她已随自己的女儿生活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一座杳无音信的城市里……
玉贞，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