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功：洪亮，放逐与回归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刚毕业进入出版系统谋食时，少不更事，有一次“大放厥辞”：“出版社我知道有一位先生学问特别好。”在座者问我是谁。我立马答曰：洪亮先生。那时我刚刚读完他皇皇四十万字的《放逐与回归——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故有此快语。后来才知道，我这种“童言无忌”的“单独列举法”，在不经意间实在得罪了不少心高气盛的同仁。

不过有这种想法的，并非仅仅我这个随口臧否人物的书生。两年后，我有机会去复旦大学登门拜访知名的前辈学者贾植芳先生。先生操着我几乎听不懂的山西话与我聊天。听说我来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先生即从座椅上遽然跃起说：“你们社里出了本好书！”没等我接话，他立即从旁边的书架上摸出一册《放逐与回归》。

西方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东方则有“说不尽的苏东坡”。以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为典型，中国多少文人士子，隔着千年的时光，在冥冥之中走近苏东坡这位“伟大而可爱的旅伴”、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洪亮走近苏东坡，走进宋代，走进他认为与宋代文化气质相仿的俄罗斯白银时代，走进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走进中国文人诗性—审美的江南故乡，仿佛正应了一种灵魂深处的召唤，一种精神谱系上的自觉皈依。

洪亮评价苏东坡一生“常因抗拒而软弱，因贫困而富饶，因沉醉而清醒，因打击而坚强”。这，未免也是一种自我的言说。

流放者归来

1945年8月6日，距离日本投降前九日，洪亮出生于四川宜宾——在与母亲异地而居时，他长期用“洪宜宾”这个本名来给在上海卧床的老母亲汇款尽孝。身为中央大学农学系学生的父亲，像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在战乱中流徙内迁西南，却幸运地在重庆与一位山西逃难过来的女学生结识、结缡。抗战结束，千里江陵一日还。幼年的洪亮，此后随着双亲沿长江漂泊：四川、汉口、南京，最终定居上海，并于1963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

天地玄黄的五六十年代，对于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欲说还休。胡风“时间开始了！”的兴奋感还未消退，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暴，开始磨耗着每一颗敏感的心灵。

中学时，洪亮幸运地在优秀的翻译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心灵绿洲：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查良铮（穆旦）译的普希金、拜伦，翟松年译的《当代英雄》……时代粗糙却又温情，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弥补着他的精神贫困。

读到大三，时代口号声紧，即使象牙塔中的书生，也无法避开时代风暴的裹挟。在坚硬的时代底色下，洪亮显得分外不合时宜。二十多年后，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先生在《洪亮其人其诗》中回忆他这位学生说：“我同洪亮相识二十多年了，1965年下乡时被分配同住一户农民家里两三个月。那时，我只觉得他为人正直、诚恳，不两面三刀，对一些极左的玩意儿甚为抵触，只想读书而不爱政治运动，所以时常若有所思，郁郁不欢，寡言少语。他同我这个名为工作队员，实际上已经挨整了两三年、赶下乡去改造的人，不宜也没有显得亲热，交谈也都是与下乡有关的事，但决不监视我的行动，更不打小报告，总是保持正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968年大学一毕业，洪亮即被分配到鄱阳湖边上的鲤鱼洲。这个听起来草丰水美的鱼米之乡，实际上是血吸虫猖獗之地。尽管与当时不远处的天涯流放者并无沟通，而且一年后就被分配到江西水电工程团打风钻，但因为这种对苦难的切身体会，使得洪亮日后的阅读与写作，对于数度流放的苏东坡以及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等知识分子流放者群体，有着一种别样的关注。

十年后，感谢王飙、汤匡时、喻建章、朱焕添、陈俊山、潘清泉等慧眼伯乐的援手，洪亮在慢慢调正的时代旋律中调入江西人民出版社。

书生最难是天真

流放者归来，青春已然结束。除了深度的烟瘾、满身风霜与创伤，洪亮还锤炼出了一颗诗心。在名盛一时的文学刊物《百花洲》杂志做编辑，又受新时期氛围的激发，洪亮被抑制多年的诗兴顿时勃发。1988年，他出版了一册《太湖蝶》。面对太湖上奋飞的蝴蝶，“回顾来路的风波险阻/悼念溺毙的兄弟姐妹/有的休憩后又要起飞/双翅还载着几许疲惫……也许受一种信念支配/要在奋斗中才有安慰/才能平息内心的风暴/才能感到生命的充沛”。作家忆明珠先生在序言中说：“单看他的一些诗篇题目，大都与他的履痕游踪相伴随，像是山水诗人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借江山之助，发怀古之幽思。诗人触景生情，托物咏志，于人于事于史于世，无不倾注以严峻的审视和炽热的感情。他未免太认真，离看透、看破的境界还差得很远，所谓‘书生气十足’，但其难能可贵也正在这里。”同样印象的还有潘旭澜教授：“洪亮的诗，深深地打上了他的个性烙印……在这些诗里，处处可以看到一个对生活非常执著，顽强地同命运抗争、不承认人民之外有什么上帝、有傲骨而无傲气、坚持自己所信奉的是非观以至有时有点偏激的歌者，向读者袒露灵魂。他对历史、现实、人生还没有看透，所以书生气就多，时而近于天真。”

书生最难是天真。1990年，洪亮出版了长篇小说《孟丽君》。这是以清代杰出的女作家陈端生的长篇弹词《再生缘》为发端再创作而成的。孟丽君“挟封建道德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怙恃，挟师道而不认夫婿，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悌力行而犯上反叛”。《再生缘》曾获得陈寅恪、郭沫若两位大家的一致赞誉。陈誉之为“弹词中第一部书”；郭则提出“南缘北梦”，将之与《红楼梦》并举。著书人别有幽怀，在“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创作路径中，洪亮曲折地表达着中国文人的一种理想与纯真。梁笈先生在评论文章《追求小说的诗化倾向》中特意引出小说中的一段文字：“喷涌的血意味着死亡，又更像播种，他们并不孤独：坟上常有花圈，怀念的歌曲追踪着依旧在大地上流浪的脚步。”

无地彷徨

书生意气，总是很难与时代和解。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大面积的人文精神危机中，洪亮同样彷徨于无地。拯救他的，是千年相契的苏东坡。那段时间，从书桌前抬头，他天天隐约看到东坡“那被多年风雨鞭打的老脸”。

在《放逐与回归》中，洪亮以苏东坡的人生命运为主线，群像式地描写了他与其同时代人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苏辙、曾巩、王安石、司马光、苏门四学士等人的悲欢。以苏东坡为核心，以北宋时代的人文历史为横轴，以上自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下至千年之后作者、读者，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为纵轴，形成了一种广袤而幽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心世界。放逐与回归，共振着他们一代人的命运琴弦，也折射出了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

那个时代的大师竟然如此扎堆地在赵宋历史舞台上，他们的相互照耀和唱和给文学史留下多少温馨的记忆！作者以赤子之心体认苏东坡这一文化巨人与民族精灵的深切共鸣。洪亮由衷地说：对个人的荣辱处之泰然，却不能无视国家的兴衰与人民的疾苦，这是苏东坡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其作品永葆青春的秘密。多年后著名学者吴江先生为《放逐与回归》一书写下长篇评论《宋代为何凝聚起一座文化高峰》，他从洪亮文字中得出结论：宋代是一个文化昌盛和科技发展的时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

“江河不会哑默，大地不会聋聩，记忆不会冷却，美丽不会烟逝。”文心诗性兼具的文字与内容，许多人都认为《放逐与回归》超越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潘旭澜说：“作为书名的‘放逐与回归’，是这部书的精髓所在，也是它超越林语堂《苏东坡传》的主要之点。放逐，指政治的失败，以及真的被一再流放，甚至垂老投荒；回归，既指回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更指艺术灵感的归来，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精神家园。”肖复兴认为这本大书有醒世的味道，实在是一部诗史、历史和心史。在学界，《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一类著作把洪亮这本书与徐中玉、王水照等名家著述并列为宋代文学研修书目。普通读者张锐强说：“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样的传记叙述方式还是第一次，我觉得总体质量比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好得多，不仅值得一读还很有收藏的必要。”网友“桃花岛居邪”说：“目前关于苏东坡最好的书是洪亮写的《放逐与回归—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比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好很多。它不光写了苏东坡的一生的传记，还是他的心灵史和文学史。”

登攀过苏东坡这座高山，洪亮在宋代欲罢不能，先后写出了宋诗研究随笔集《夏木清阴》和宋词阅读笔记《情天真有返魂香》。与许多学院派的论诗衡艺不同，洪亮更追求以一种对宋代文人心灵的触摸与体认。他时时以心灵的证悟与“同情之理解”进行着自己与宋人的沟通、历史与当下的交流、文本与现实的联结。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热爱中外诗歌的他，常常打通中外，引用心仪的诗句来表达自己解读宋代的感受。比如他引用余光中的诗句“在黄梅雨的月份/中国中国你令我伤心……扪着脉搏，证实一颗心还没有死去/还呼吸，还呼吸着雷雨的空气/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中国是我我是中国”（《敲打乐》），来阐释陆游的拳拳爱国之心；引用西班牙诗人维森特•加奥斯的诗句“那么多的阴影，那么多的创伤，那么多的生命”来概括自己对宋诗整体的心灵判断；引用学人对罗伯斯庇尔的论述“他以他的权杖和急切的热情，把石头驯服为羊群。为着同一个最高目的，圣徒西西弗斯变成了暴君”来评判王安石政治洁癖中的历史错位与道德误区……

回归江南

2000年，洪亮离开了他耕耘二十多年的《百花洲》杂志。在这本文学杂志上，洪亮曾经编发过公刘、白桦、徐迟、潘旭澜、赵丽宏、肖复兴、苏晓康、胡平、叶永烈、杨守松、李元洛、筱敏等名家的稿子。以中短篇小说闻名文坛的安徽作家李平易，有一次翻看到此后陌生的《百花洲》，动情地写下《想起洪亮先生》，文末说：“文坛上虚火很旺，但不可否认，也还有地火在运行奔突，洪亮先生一些默默无闻的作为大概可归类为地火之运行吧。”

书生意气，自然无心于世俗所谓的事功，而更看重立言。好在身体尚可，1995年又彻底戒了烟。卸下繁杂的编务，洪亮很快转而潜心创作，走进了自己的精神故乡：江南。也许是历经人生的挫折，枯涩的生命似乎格外渴望江南的抚慰。在《南船北马总他乡—中国诗性地理上的江南塞北》《江南文化读本》《杭州的一泓碧影》《世间何物是江南》中，洪亮江南流连，重温旧梦。他此前还显得有些拘谨的文字，此时前所未有地灵动自由。他诗人的灵性、不羁的感情，带来一次次生命的沉醉。“游人只合江南老”，沉醉江南，何尝不是渴望自我复归、灵魂栖止、个性自由的表征呢！在中国人文诗性的地图上，成长于江南、年轻时走遍江南的洪亮，经历个体生命寻找理想的重重波折，最终在诗性的江南找寻到生命的温暖与柔软，就像苏东坡经历肉体的放逐，而终于迎来精神的回归。

“当年我眺望你，好像眺望风浪迷茫的海洋。今天我回望当年，好像回望灯火阑珊的故乡。”只是，江南无处不泪痕，尤其是清廷与江南士子的对抗带来的历史记忆，更是抹上了一层历史沧桑。与他早年写《太湖蝶》意不在山水、中年写《放逐与回归》感慨“每个今天，都是昨天的祭辰，明天的摇篮”一样，即使熏沐着江南的柔媚蕙风，风骨铮铮的书生洪亮，桃花扇底泪斑斑，仍然意在开掘着江南的英雄气！

曾经有好些年，我常常在文教路的旧书摊邂逅洪亮先生。他永远挎着一个简易的布包。典型的读书人的眼神，孤独而专注。他时而埋首搜寻着旧书残丛，时而踽踽独行，对身边风尘市声中的喧嚣与繁华熟视无睹。“暇日轩眉哦大句，冷摊负手对残书。”半边街、师大、文教路、图书馆、青苑书店……南昌东边这一不大的区域，就是洪亮退休后的主要生活半径。散步、淘书、阅读、写作，人海栖迟，大道默存，在别人看来近于枯燥。他明知不可能读完书房中堆积丛脞的图书，仍然狂热地购藏。与很多人退休后仍选择打拼奔竞不同，洪亮拒绝了所有的邀约，而坚定地退守到至简的书生生活。当我越来越陷于奔忙迷茫的职场，与他像以前那样坐下来闲谈书卷的好时光越来越少。更多的时候，是他特意前来给我这个后辈赠送几册激赏的图书时见面聊上几句。但除了读书话题，他几乎绝口不聊经济之道，更不会世俗娱乐。偶尔闲扯到一些世事与风习，也往往不由自主地书生长叹，欲说还休。在这个时代，大众一起浮躁，一起世故，一起健忘，一起实用，没人为漫无边际的精神、历史而焦虑。幸有艰难能炼骨，洪亮老来依然一书生，在他人看来明显被这个时代放逐了；但在精神家园的回归上，他傲人地富有。

楚雨片帆下，吴江春水生。2011年，遵从母亲的临终嘱言，洪亮离开南昌，回到了阔别半个世纪的上海。2013年，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世间何物是江南》，他说是自己总结江南的最后一本书。早年流连江南，晚年重温旧梦。洪亮在上海开始新的生活。与此前多年习惯闭户读书不同，他开始自费到处漫游：南北疆、黑龙江、海南岛、台湾、桂林……出游诱发诗兴，诗歌依然凝结着浓郁的江南情结与回归冲动。有一次上海作协去安徽泾县桃花潭采风，洪亮祖籍安徽六安，归途上洪亮情不自禁写下《皖南秋》，最后一节是：“一路随秋风走过，寻访遗踪/酒旗兜住落日，寺钟被晚风吹送/李白的流寓，杜牧的歌哭/人去楼空，不如在作品里相逢。”

在洪亮离赣后不久，他坚执将南昌寓所两大房间的书赠与我。书多为忧。他当然不忍心当作旧物处理散尽。记得当时他说：我知道你书房足够放得下，又爱书，好不容易有这么合适的人，赠与你正好。不久前在信中他谈及藏书，又说：“因为上海的石库门房子，容不下，也撑不起。这些书的血脉，便由年轻的一代继承，我很欣慰。”我固然有一处过得去的书房（其实就是简陋的书库），但要容下这笔厚赠，亦是局促杂陈。更主要的是，先生信中所说继承“书的血脉”，在后生如我听来，如芒在背，深恐有负厚望。在书房静坐时，时时翻到这位同行与师长送我的书卷。我不知道以后的出版界是否还会有这种亦编亦创、亦诗亦文的人物。即使有，在对抗外在的诱惑，或者说在精神的坚持、内心的强大与生命的纯粹上，我们是否能做到那样决然、那样人文合一？怕是难了吧。说到底，书生气，早已是这个时代的稀缺资源了。历经生命的流放，饱经苦难的风霜，而士子之心不改，一身清白，回归精神的原乡，几人难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