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国华《寻踪觅迹》：书写历史深处的中国精神

历史总是使人难忘的，而随笔这种形式令历史更具温度，于是，历史随笔应运而生，成为图书市场的一大热门。

祝国华先生的历史散文集《寻踪觅迹——历史云烟深处的江西名人》就是这当中的一本。

《史记》曾把历史散文推向后人至今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笔者无意把祝国华的《寻》与司马迁的《史记》等优秀的历史散文相提并论，但就美学的价值取向来说，祝国华的《寻》与《史记》等确实有着薪火相传的血脉关系。

《寻》讲述的都是被深藏在历史云烟深处的江西人。

《寻》开篇写的江西俊杰第一人吴芮，是江西余干人，虎虎生威，让人肃然起敬。吴芮因反秦立大功先被封为衡山王，又因顺应时代潮流弃项拥刘立功封为长沙王，戎马倥偬，积劳成疾，仍带病平定闽越的兵乱，精神不可谓不感人。《寻》讲述的另一位将军是江西宜黄人谭纶，东南抗倭，北方拒敌，威名赫赫，抗倭英雄戚继光、俞大猷都出自他门下，其人也奇，其事也殊，其精神也可歌可泣。

《寻》不仅写了正史中有过记载的重臣名将，还浓墨重彩地书写了更多不为正史所重、甚至根本不被理睬的边缘人物。这里有士子、工匠、航海客、风水先生、王妃、学人以及一位知者甚微的贤母。他们为江西的历史增添了生动色彩，构成了层次丰富的赣文化资源。

诚然，文学的审美功能不是单一的。吟风弄月，抒写个人闲情逸志的文学作品有它的价值，但以历史作为载体的文学作品往往更有其厚重的美学品格。有道是以史为鉴，历史作品大都直面观照历史大潮的流向，人物的忠正与奸邪，世风的清明与污秽，通过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演绎、想象与创作，再一次还原历史。

尊重真实是文学作品的魅力之一，即使是魔幻、荒诞类的后现代派，透过荒诞、魔幻的外衣，读者依然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但，读者对历史散文真实性的要求有时苛刻得不近情理，他们希望看到的是能最逼近历史本相的书写，从而满足探究史实的心理要求。那些穿越、捏造，不着边际的对历史的戏仿与恶搞有时会令读者皱眉生厌，祝国华在这点上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他在书的《后记》中写到：“要还原他们的真实面目，就更不容易，因为无论是当时人或是后来人，其描述的真相只可能不同程度地接近事实，而绝不可能完全还原真相。”《寻》对正史无疑是十分重视的，同时对野史、笔记、传说也一点不势利，都进行了认真而又细致的梳理，且来了一番兼收并蓄的改造和重组，在运笔上正史材料多用正笔，野史、笔记、传说材料多用侧笔。

如《寻》中写吴芮的战功，无疑用的是正笔，写他的妻子吟诗表达与夫君相知相守的美好愿望则调动了想象。写谭纶的伟功用的正笔，却没忘记用侧笔写他在征战途中创造了对大戏剧家汤显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地方戏曲“宜黄腔”。

至于儒学南渡建首功的澹台灭明、中国母亲的楷模湛氏、堪舆文化的祖师爷杨筠松、东方马可•波罗汪大渊、藩王兼文人学者的朱权、杏花楼里的贤妃娄素珍、皇家建筑总设计师雷发达、同气相求翠微峰上的易堂九子，作者在用正笔的同时，都不经意间用侧笔加以点染。正笔浓墨重彩，气势宏伟；侧笔勾画点窜，烘托点睛，摇曳多姿。这些笔法的使用使人物更趋向真实丰满。

值得一提的是，《寻》还写了一个集权臣、奸相、贪官为一身的严嵩。《寻》有为严嵩辩冤之意，并无为他翻案之心。《寻》用了较多的侧笔写了严蒿的严父慈母对他的教育以及他本人的才思聪敏、勤奋好学、生活检点、修桥办学及与结发妻子60余年不离不弃也不纳妾的婚姻，等等。毋庸讳言，严嵩要不是遇到那个凶狠残暴、不好侍候的世宗和生活在当时那个古怪而又险恶的官场，他的命运将是另一个样子。由此，《寻》里的严嵩可能是一个更真实的人，也表达了作者对人本身复杂性的关注以及唯物史观。

《寻》的语言是传统的，叙事手法也朴素平实。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史传体文学的叙事方式，11篇历史随笔写了上至春秋、下至清初的十位人物的传奇生平，每一篇随笔篇幅虽短，却浓缩了较大的信息量，如因为长得丑投师孔子受到冷落的澹台灭明，为了传播儒学、开启民智来到“蛮夷”之地的南昌，收徒讲学。随笔用了“说走就走”“一路向南”“向南”几个词，生动地把澹台灭明的个性与追求表现了出来。写航海家汪大渊所到之处的奇人、奇景、奇物、奇俗，皆用概述，间以描述文字点缀，既要言不烦，又具体可感，煞是好看。至于对易堂九子的领军人物魏禧迎接好友来访和建筑巨匠雷发达在太和殿一斧头朝榫头处敲去的叙事，更是逼肖传神，咄咄如画。

将民间说书的手法与作者本人的观点评论混搭起来，这大概是《寻》书的特点，它使得一批沉寂的江西历史人物重新进入到读者视野，并彰显出他们各自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