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大历史”？为何提倡“大历史”？

《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美]大卫·克里斯蒂安、辛西娅·斯托克斯·布朗、克雷格·本杰明著，刘耀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8月第一版，88.00元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界风起云涌。有一批历史学家试图打破现代史学对于历史时空范围的限定，将人类放归生命乃至宇宙的演化之中加以理解。其中的杰出的代表，就包括主张“大历史”的麦考瑞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克里斯蒂安，和宣扬“深历史”的哈佛大学考古与历史学教授丹尼尔·罗德·思麦尔。相较于后者，前者在国内更具影响力，其作品也已渐被引介到了中文世界。克里斯蒂安教授领导撰写的《大历史》的中译本最近问世，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其主张的好机会，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大历史”的大致模样。

首先是呼唤跨学科的历史学研究。克里斯蒂娜所主张的“大历史”，强调打破专业化史学的樊篱，让不同学科知识都进入历史叙事。一如前言中作者所言，“在本书中，我们会向你们介绍一种看待过去的新视角，它是由众多不同学科的作者在晚近建构起来的，这些学科涉及历史学、地质学、生物学以及宇宙学等”（第2页）。自兰克以来的史学专业化和学科化，在精进“技艺”、推动学说/学派迭起、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书写权力的垄断倾向，专业史学家成为了克里奥女神的祭司。早在20世纪中期，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就已表达出对此种情形的不满，并试图加以改变。但是，直到今天依然时常听到学界内“跨学科”研究的呼吁，可想而知垄断的情形如今也大体不变。但是，在《大历史》中，作者大量引用了二战后西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用以厘清前人类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大历史》构成了一部按时间排列的百科全书。这种对于自然科学的开放态度，的确应当对其他历史学家有所启发。

其次，笔者以为“大历史”另一主要诉求，在于打破“自然史”“史前史”和一半意义上的“历史”三者的樊篱，为宏大视野下的新历史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正如导论中众位作者的激动之语：“我们现在能够研究的，不是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史，而是数亿年前的过去，包括生态圈、地球以及整个宇宙的历史。”一般而言，智人的出现被视为人类历史的开端。但是在大历史的视角下，三者之间的藩篱并无法阻断历史学家如炬的目光。取而代之的是以复杂性为标准的“八大门槛”：大爆炸、恒星、较重的化学元素、行星、生命、智人、农业和现代世界。在《大历史》的作者眼中，历史发展和变化的基本趋势并非目的论地指向人类诞生。与之相反，人类及“人类史”的出现只不过是宇宙复杂性强化的一个阶段性标志而已。

很显然，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书写，也是《大历史》的核心诉求之一。呼应过去几十年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历史研究趋势，近年来国内史学界也逐渐意识到了碎片化历史书写的局限，“全球史”“跨国史”“国际史”等二战后西方史学界的一些新概念逐渐得到引进和重视。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在于打破民族国家历史书写的狭隘视角，强调回归宏大叙事。其中，视野最为广阔者，恐怕当属主张“大历史”的克里斯蒂安等学者。在吸取自然科学的观念的基础上，他们摆脱了历史学家对于人类和文本的崇拜，从整个生态系统的高度理解人类历史。

在生态学领域，对于人类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由来已久。人类自视为万物灵长，因此人类出现的前时代往往被视为“史前”的荒芜时代。但是，在《大历史》的叙事框架中，这部分的历史却占据了大量篇幅。从最初的大爆炸到地球出现，再到智人的诞生，亿万年的岁月孕育了人类。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自然所提供的一切似乎是天然为人类所准备的，但事实上我们只不过是生物圈的一部分。虽然，“在近40亿年时间，我们成为了第一个有能力独自改变生物圈的物种”（第411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逃避可能随之降临的大自然的最后裁决。在《大历史》关于人类历史的描述中，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得到了充分展示。同时，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对环境的破坏，在《大历史》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思。

所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思，构成了《大历史》最重要的主张。长久以来，预测和展望未来都是历史学家所不喜的一项工作，正如《大历史》的作者所言，“有小部分人避免去思考未来，传统历史学家或许就是这类人”（第415页）。不同于他们的同行，大历史学家则立足于现实和未来审视过往。为此，大历史学家自信地写道：“要想领悟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就得具备明晰性、创造性、激情和勇气。大历史视野是清晰观察这些问题的出色方法。”（第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