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怀念父亲》

吴祖光

天降王师壶浆迎，

江东父老望旗旌;

渡江五月惊奇略，

横海千军扫逆鲸;

三载鏖兵除暴政，

万民额手颂新生;

秦皇汉武都陈迹，

从此趋风毛泽东。

1949年春，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由于国民党战犯集团暴露了伪装和平的真面目，拒绝在已经约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大军万帆竞发席卷江南，一举倾覆了祸国殃民的蒋家王朝。

身经满清封建帝制、民国肇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腐朽政权，半世为官做吏、历尽沧桑、心力交瘁的我的父亲一一景洲先生当时五十八岁，一年前辞去了南京政府的官职，闲居卧病春申江上却在烽火声中的5月25日走出北四川路余庆坊的家门，去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并且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上面的这首七言律诗。

由于老一辈人死亡殆尽，今年高龄八十九岁的母亲身体已经十分衰弱，兼之极度耳聋，我已很难了解父亲的青少年时期的情况了。在与父母亲共同生活的我的青年时代又没有想到做一些了解父亲上述情况的工作，因此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也是很不全面的。我只知道父亲生于1891年的春天，在他进入社会之前曾就读于当时的“湖北方言学堂”，这个由张之洞创办的大学堂大概是中国最早专修外语的高等学校。父亲读的是英文专业，毕业之后他被任命到现在辽宁省的辽阳县去做一个中学的英文教师。我最初知道父亲的这个第一个职业是听我的中学国文老师杨晦告诉我的，他是当年辽阳中学我父亲的学生。

听到杨先生告诉我之后，我才去问过父亲：他在辽阳中学任教一年之后，和这个学校的校长发生了一场争论，一怒辞职。当时他的很多学生、包括杨晦在内都曾经极力挽留他，向学校当局提意见，表示要和这个年轻老师同进退。

但是父亲坚决离校，一人来到北京。

那时是什么年代我不清楚，倒溯我的年龄，至少是我出生前的三四年，应是1914年以后。父亲到北京是来投奔他的舅父庄蕴宽先生。我的这位舅公是一位大人物，科举出身，历任军政要职，以为官严正、不畏权贵著称于时，并以诗文、书法名家。由于庄的援引，父亲进入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开始了他一生的宦海生涯。

父亲的官运并不亨通。据我回忆中的印象，他工作认真，为人耿直，因此不免会触犯一些他不喜欢的人，乃至他的上级主管，因此升迁很慢，他在二十年代做的最高官是京都市政督办公所的坐办，大概是当时的北京市政府的第三四号人物，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也可能是不准确的。到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曾做过湖北民政方面的官吏，最后担任抗战时期以至日本投降以后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等职，在旧官场中，始终只是一个慕僚人物。

父亲本是个不宜做官的人。他热衷的是读书、做诗、写字、绘画、刻印，并都有所成就。此外他最有兴趣的是收购古玩、宇画、碑贴，他一生工资收入大部分都送给了古玩铺。我至今记得每年“三节”，即端阳节、中秋节、春节，古玩店伙计来家要帐，在门房里坐了一屋子人，尽管还是客客气气，但由于要不到钱赖着不走的情景。甚至于有一年我和姐姐、妹妹、弟弟在学年开学时，竟由于父亲买古董把钱花光负债累累，连我们的学费都交不出来;只得写信给学校要求缓交，弄得我这小学生都觉得脸上无光。生性温柔善良的母亲对父亲从来百依百顺，但为此亦不止一次由于婉劝不成而生气、而哭闹流泪，弄得全家愁云密布，郁郁寡欢;但一家之主的父亲却依旧是家里的权威，依然大把花钱，从古玩店抱着破烂的古董、字画回家欣赏，毫无悔改之意。

因此，在他一生当中，他感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从1924年至1934年整整十年当中的故宫博物院的职务。这是中国人民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压迫之下，一举推翻满清帝制，并将封建王朝的宫殿宝库向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开放，公诸于世的壮举。在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中国有史以来的奇珍异宝，典章文物，历代书画篆刻，能工巧匠的稀世杰作。这对父亲说来具有无与伦比的迷人的魅力，从接收清宫文物的开始他就兴致勃勃地投人工作;开始只是由于内务部的主管来兼顾故宫博物院的创办工作;后来甚至离开了自己的本职，以故宫为主要的职务了。但是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个故宫博物院，以它本身具有的特性注定了是一个不祥之地;一贯热情憨直乃至带有几分傻气的父亲由于客观存在的种种难以预计的情况，如他自己所说，“由于帮助地位以至身被罗织，名列法网”，跌进了一个不深不浅，十分恼火，而又无可奈何，哭笑不得的陷阱。

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天理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但是父亲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由于易的受冤含恨，抑郁弃世，父亲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没有忘记为我们这位易伯伯申雪冤枉。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父亲为这件事还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写信呼吁。我们尊敬的董老必武同志还亲自登门来拜会过我的父亲。

为了申雪易寅村的冤案，父亲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谓念兹在兹，时刻不忘。

这本《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是他在全国解放前一年辞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的职务，和腐朽没落濒临溃灭的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之后，完成写作的对这所谓“故宫盗宝”冤案的详尽记录。

全国解放之后，父亲被任命为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他怀着十分振奋感激的心情为这个本来可以安居休养的名誉职务热情工作和奔走着，却终于在一次因公外出时以脑溢血而病倒。他右肢瘫痪，语言困难，但依然不曾忘记对易案的昭雪;见到无论是生人熟客时，三言两语也要吃力地谈到故宫往事，家人对此拦也拦不住他。父亲卧病达八年之久，1955年，在他病倒五年之后，我接他从上海来北京同住，那时他虽然行动步履十分艰难，却仍用左手写字作画，吟咏诗词，表现了十分顽强的精神毅力。他一生富有同情心，忠于友情。1958年10月，在病榻上见报载他的老友郑振铎先生以飞机失事遇难，痛哭不能遏止，脑血管现度溢血，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于次年5月14日去世。

父亲去世的前一年，我被反右之难，远戍北疆;闻听噩耗一申请返京奔丧而不获批准。因此在那年早春一个大雪满天的夜晚，离家北行拜别燃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那时他口齿不清，没有说话，但却是满脸笑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欢喜的，没有悲伤。

父亲的个人爱好一一收藏以书画为主的古文物，直迄中风病倒以前一直没有改变。1937年。“七七事变”父亲率领全家仓皇避难入川，万里征途之中他宁肯将衣物箱笼大量弃置;却精选一部分心爱的书画不辞艰险带在身边，尤其是他所谓“镇库之宝”的三幅大画：吴道子西旅贡契图、吕纪福禄图、黄石斋山水，都是用黄绫包裹的精工装裱，几乎是形影不离地带在身边，当然，经过这一转徒，文物损失惨重。然而到了四川之后，经过轰炸和多次搬迁，稍得安居时，他又开始逛古玩店，把旧字旧画、古玩玉器抱回家来;真是本性难移，顽固至极。待我把他接来北京时，他已经卧床四年，我和父亲商量，提到鉴于这一批古旧文物今后保管的困难，建议全部捐献给国家。他不假思索，立即同意，并约请当时主管文物的郑振铎和唐兰同志来参观鉴定，将所藏二百余件古文物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他高兴地说：“交给国家，比我自己保管要安全得多了。”父亲一生历经三代政府，有如长夜行路，历尽坎坷;到他的晚年才找到他最信任的共产党的人民政府。

父亲的一生，在我的记忆里，他每日伏案挥毫，或写或画十分勤奋，尽管这都是他的业余活动。他的著作出版计有：《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中国国文法》、话剧《长生殿》、《蜀西北纪行》等。

如今感谢文史资料社出版了他的这一部最后遗作《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实现了他耿耿于怀、对含冤而死的亡友半生未了的心愿。这本书对当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的经过有详尽、具体的描述，对国民党上层人物承袭过去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勾心斗角也有细致的刻画，包含有丰富的历史资料。

父亲一生中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诗词和题画诗，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至今在我身边只剩下从1946年以后的一本诗作了。本文开头的一首七律和这本《魅影录》殿后的三首七绝，即摘自这本题为《风劲草》的诗集之中。

为父亲这本遗作的出版写这篇序文，欣慰之余，勾起对逝世二十三年的父亲的无限哀思。1937年我初人世途，任职于当时的国立戏剧学校。因抗日战争起，迁校于长沙，父亲从武昌寄了一份东北抗日义勇军烈士苗可秀的文字材料，并写信给我，希望我用这个题材写一个话剧剧本。我以初生之犊的勇气，按照父亲的嘱咐写了我平生的第一个多幕剧，并从此开始了以写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现在以这篇短文为父亲的遗作注解，也作为对父亲永远的纪念。

1981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