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至善
为了把父亲的散文编成集子，又读了一遍他写的《做了父亲》。这篇文章是1930年发表在他编的《妇女杂志》上的。《妇女杂志))的读者不限于妇女，我父亲写这篇文章，是跟有儿女的读者谈谈他做了父亲的心情。我算了算，父亲那时三十六岁，三个儿女，我十二岁，妹妹八岁，弟弟四岁。
文章分五节。开头一节，我父亲说：他自信不至于跟有些人那样，把没有儿女看作人生的缺憾，可是真个没有的话，“也许会感到非常寂寞，非常惆怅吧。”一一不是一般的寂寞和惆怅，而是“非常”的，可见父亲是“非常”爱我们儿女的。这句话没有明说。
爱儿女自然要想到儿女的将来，想到目前对儿女的教育问题。中间三节，我父亲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第二节说，做了父母，即使不是教育专家，也得担起教育儿女的责任来。
可是自己也没有把握，一切都在学习试验之中，怎么能把立身处世的道路预先规定好了，教给子女们呢?
第三节说到学校，说像个模样的学校实在太少，也不必非把儿女送进理想的学校不可。连小学也进不了的还多得很呢，他们一样要挺直身躯立定脚跟做人。
自己没有什么可以给儿女的，学校教育又未必有多大的作用，怎么办才好呢?在第四节我父亲说，只有让儿女凭自己的心思和能力去应付一切了。做父母的如果真个想给儿女点儿帮助，只有诱导他们，让他们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锻炼应付一切的心思和能力。可是怎样诱导呢?又觉得茫然。
父亲说的都是真心话，是就三十年代的情况说，搬到现在来未必合适。在我的记忆中，从父亲那里，我没有听到过应该怎样立身处世的说教。他跟他的几位朋友一个样，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不存什么奢望，这正是他们办起《中学生》
杂志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待《中学生》的读者，他们跟对待儿女一个样，总是鼓励和诱导读者自学——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锻炼自己的心思和能力。这样的鼓励和诱导，从父亲那里，我得到的可不少。在我父亲，也许都是试探性的，他不是说了吗：“一切都在学习试验之中。”父亲的鼓励和诱导在我身上是起了墒枪植坏酶盖椎模蚁不缎孪识茓智吵(五)蹒梗硬豢舷鹿l，蛏钊搿，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一节，父亲才说到对我们儿女的希望，“对于儿女也有我的希望。”
“一句话而已，希望他们胜似我。”这两句话本来可以并作一段，甚至并作一句，父亲特意分做两段，我读着，好像听到了他当时斩钉截铁的口气。
为什么希望儿女胜似自己?我父亲说，他希望社会进步，而社会是一个一个的人构成的。“如果后代无异于前代，那就是站在老地方没有前进，徒然送去了一代的时光，已属不妙。或者更甚一点，竟然”一代不如一代“，试问人间社会经得起几回这样的七折八扣呢!”话是对有儿女的读者说的，他希望所有做父母的跟他一样，为了社会的进步，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胜过自己。
对自己的儿女，我父亲希望在哪些方面胜过自己呢?第一是身体。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完全不行：爬上葛岭那样的山就会喘气;提十斤重的东西走一两里路，胳膊就得酸几天，因而希望我们儿女有强壮的身体。第二是心灵。他认为自己的心灵完全不行：人家问一句话，会一时答不上来;事务当前会十分茫然，不知怎样处置或判断，因而希望我们儿女有明澈的心灵。第三是职业，留在后边说。
我不喜欢体育，跟父亲一个样;长得比父亲高太，是否比父亲强壮，可难说了。就说登山吧，父亲61岁上的黄山，是人家用轿子抬上去的;我、63岁上的黄山，凭自己的两条腿爬上去的。从这个孤证看，我的身体比父亲强壮。
可是就作为发动机的心脏说，父亲73岁害了心肌梗塞，后来没发过;我却61岁就得了冠心病，心绞痛发过好几回。到底谁胜于谁，恐怕医生也无法回答。
加上近几年不断加码的超负荷运转，我恐怕到不了父亲的高龄。至于心灵，既不能用天平称，也不能尺子量，就更难说了，只觉得对有些问题，我和父亲一样糊涂，甚至比父亲更糊涂。这样看来，身体和心灵，在我身上都打了折扣，只不知这个折扣打得多大了。
说到职业，我就更糟了，父亲不希望儿女承继他的职业。他说：“说到职业，现在干的是笔墨的事，要说那干系之大，当然可以戴上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于是仿佛觉得并非无聊。但是能够像工人农人一样，拿出一件供人家切实应用的东西来么?没有!自家却使用了人家生产的切实应用的东西，岂非也成了可羞的剥削阶级?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只能掩饰丑脸，聊自解嘲而已，别无意义。这样想时，更菲薄自己，达于极点。”他希望我们子女不要像他那样专干笔墨的事，希望我们子女至少能够站在人前宣告：“凭我们的劳力，产生了切实应用的东西，这里就是!”
自己靠别人生产的东西生活，却生产不出一件东西来供别人使用，使我父亲感到非常羞愧。就此成了“剥削阶级”是不会的，我体会父亲所以这样说，正出于他“菲薄自己，达于极点”。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感情，在我父亲的好些篇小说童话和散文中都可以看到。诚然，我父亲是注重作文的，他写过不少指导读者作文的文章，只因为作文跟说话一个样，是做人的必需，是生活和工作的必需。他从未鼓励读者学他的样，专干笔墨的事，也从未鼓励我们儿女学他的样，专干笔墨的事。他希望我们儿女跟工人农人一样从事物质生产，能生产出供人家切实有用的东西来，还跟我说过，如果真的有了感受，写诗写散文写小说都可以，写成了发表也可以，作为日记留着自己看也可以，可不要因为发表了几篇东西，就把写东西作为自己的职业。
受了父亲的鼓励和诱导，我非常羡慕工人农人的劳动。所以念完中学之后，我学的是农产制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农产品加工。学农产制造是我自己的选择，父亲当然非常支持，还到学校去看同学们怎样实验怎样实习。他也许梦想真有那么一天，能看到我站在人前作他所盼望的庄严宣告。我当时是认真学习，毕业之后还认真干过。如果是现在，我会一直干下去的，也许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拿出一两件新鲜的东西来供人家使用。可那是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农产品成了囤积居奇的筹码，哪儿谈得上正经的加工。我碰了几处壁，结果走上了父亲走的路，先是当教员，后来当编辑，编编写写四十多年，跟父亲一个样，尽干笔墨的事，从未生产出一件可供别人切实有用的东西来。
尽干笔墨的事并非我的本愿，已经干了四十多年，现在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何况编辑这一行总得有人干，认真干起来也挺有滋味。只是每次重读父亲在30年代初写的这篇《做了父亲》，我总不免感到羞愧，这种羞愧决非“无名英雄”、“灵魂工程师”这类“高帽子”能掩饰得了的。真正的无名英雄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和农民。关于“灵魂工程师”，自己也一切都在学习试验之中，哪里拿得出一张现成的图纸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