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松与方大曾，出发与归来

冯雪松 王蕴聪摄

“在拂去了尘世的浮尘后，方大曾超越了作为一个纯粹记录者的价值。令人好奇的是，在当时封闭的中国，以他一个不具备多少摄影见识的爱好者，竟然在照片中灌注如此丰富的情趣和具有社会、历史研究意义的内容。在他之前以及失踪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没有过自由摄影师，而方大曾的行为方式却几近无师自通地具有这个职业的影子。在一个缺乏考察民生、直面社会现实的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他几乎是凭着直觉感受并运用了摄影技术的力量。”

7月3日下午，新版《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发布会暨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赠书仪式在京隆重举行，本书是冯雪松继《解读方大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在今夏推出的第二本有关方大曾的著作。

冯雪松，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副总监、著名纪录片导演、高级编辑。《寻找方大曾》曾是1999年他拍摄的一个选题，但在此后十八年间，他不断地研究方大曾，寻找方大曾。让他如此痴迷的方大曾究竟是谁？他缘何对他如此着迷？

1937年与战争相向而行的方大曾

1999年，作为总编导、历经两年零七个月的艰苦拍摄完成了600分钟的口述实录《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后，29岁的冯雪松调任央视《美术星空》栏目，正要在新栏目组大显身手，有一天他在办公室里无意间瞥到这样一份传真——

作为抗战初期活跃在国内的一位战地摄影记者，欧美许多报刊的供稿人，方大曾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个人事业刚刚展开的时候神秘地失踪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摄影家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和大师水准的作品几乎完全沉入了历史的忘川，只有他的胞妹珍藏着哥哥留下的近千张底片，在孤寂中默默地守候。她相信哥哥没有死，相信他总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出版社拟将方大曾的作品及世人对他的回忆，合编成《方大曾的故事》一书，以示纪念。

这份传真是时任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的陈申先生发来的，里面提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方大曾。

传真的内容是出版社希望合作《方大曾的故事》以及推广该书的策划方案。青年导演冯雪松觉得这是一条极具价值和诱惑力的信息，它的魅力来自于它的陌生和神秘。之后他马上开始联系陈申，八年的纪录片执导经验告诉他，“神秘地失踪”“留下的近千张照片”是这个选题的关键词。

方大曾是谁？

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摄影史》（1840-1949部分）中，关于方大曾的描述不过只言片语，只是在相关联的事件中偶尔被一笔带过。和留名于后世的同时代摄影师相比，方大曾没有独立的篇章，没有连贯的履历，也没有定论和结语，他只是一个被叫做“小方”的年轻人。

关于方大曾，《中国摄影史》所提及的部分大抵如此。

方大曾与这个世界失联于1937年。那时候，他只有25岁。

惊鸿一瞥的837张底片

在2000年以前，知道方大曾的人寥寥无几。鲜少有人知道：方大曾是“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个抵临前线报道战事的记者；是当时上海《大公报》特聘战地记者；是被摄影史家们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的人；在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里陈设的照片中有众多张均出自小方的镜头。

在陈申那里第一次看到小方拍的照片时，冯雪松瞬间被那些照片吸引，在小方的镜像里，多是普通的平民，几十年后依然能看出这些人的瞬间表情，从神态中能看出摄影者和被拍摄者之间对彼此的尊重和自由的交流。小方摄影作品的魅力令同为摄影发烧友的冯雪松深为折服。

通过陈申冯雪松了解到，方大曾1912年7月13日出生于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10号院。父亲毕业于京师译学馆，后在外交部工作。方家家境殷实、家风开明，从小在自由环境中长大的小方后来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他有非常强的服务社群的意识，小学时代即痴迷摄影，十几岁时用母亲给他的七块大洋，买了自己平生的第一个相机。那时，年长方大曾四岁、后来被誉为世界摄影史上一代宗师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还没有开始其摄影生涯。

由陈申带着，冯雪松两次拜会了方大曾的胞妹方澄敏。彼时的方家已经搬离了位于协和胡同的老宅。1999年底，在北京东四环一栋有些破旧的普通居民楼里，冯雪松第一次见到了已经85岁的方澄敏，并向她表达了对小方的敬意。老人坐在轮椅上，皮肤白皙红润，带着金丝边眼镜，身上依然流淌着旧时大家闺秀那种特有的温婉内敛的韵致。

得知眼前到访的这位年轻人意欲了解小方时，老人的眼睛瞬息莹润了，失踪多年的哥哥重又清晰地回到她周遭的气息中。数十年来虽历经社会动荡，览尽世间浩繁，妹妹仍像护着自己的命根一样保全着哥哥留下来的近千张底片。几十载光阴流转，底片在方澄敏的护翼下平静而沉默地等待着。

等待，安静地等待，等待有缘人让这些底片有朝一日在光亮中耀然呈现。

当冯雪松正准备第二次拜访方澄敏时，老人突然中风了，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万幸的是陈申在1995年对方澄敏老人进行过一次录音采访，这次珍贵的录音弥补了方澄敏无法再次亲口讲述的遗憾。通过整理录音，冯雪松进一步走进了方大曾的世界。

“1929年，17岁的哥哥方大曾发起并组织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他18岁时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这期间，他思想活跃，热心社会进步活动，与诗人方殷共同主编了《少年先锋》杂志。1934年从中法大学毕业后，他到当时的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职务是青年会少年部干事。因为教养好，彬彬有礼又热心助人，不论是家中长辈还是街坊邻居都喜欢他，人缘极佳。

“一架相机、一柄雨伞、一个背包，就是哥哥小方的全部行囊，他徒步游走四处拍摄，拍底层百姓的点滴生活。在协和胡同10号院里，他有一间专门为冲印胶卷搭建的暗房，这间灰色的小木屋是他最爱呆的地方。小方的冲印技术相当过硬，放大机是小方自己用硬纸板做的，冲洗放大好照片后，小方就把它们投到国内外的报纸杂志去，之后等收到稿费就再买胶卷，如此循环往复。”

在录音中方澄敏深情澄澈地讲述着，一个20世纪20-30年代追求进步正义的知识青年形象慢慢浮现在冯雪松眼前——热情阳刚的小方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不囿于自身的小康生活，更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关怀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关照社会大环境的动荡变迁，他渴望融入到一股历史变革的滚滚洪流之中。

耳畔滚动播放着方澄敏的录音，冯雪松想象着老人抱着哥哥的一盒胶片安然讲述的一幕，他被录音带回到七十年前风云际会的历史中，那一刻冯雪松想的是：一定要帮助方澄敏老人得偿夙愿——拍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

第一次亲手触碰到方大曾留下的那盒底片时，冯雪松内心翻涌着的是一种朝圣般的虔诚，从陈申手里接过的棕黑色盒子并不大，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些粉色纸袋，冯雪松轻轻地从纸袋中抽出这些黑白底片，仿佛是生怕惊醒一个睡着的人。

在阳光下，黑白色通透分明，影像瞬间呈现眼前。在这837张底片中，隔世的人物、消失的景象、尘封的事件就在冯雪松眼前影影绰绰地凸现，方大曾用目光抚摸过的社会和用指尖触碰过的年代在刹那间复活，复发出勃勃生机和让人无法拒绝的吸引。冯雪松觉得他和小方就是在那一霎那间有了隐约的默契相遇。

碎片中寂寞地寻找

冯雪松说，他拍摄纪录片的目的不仅仅是去寻找一个人，而是想通过“寻找”去还原一个真实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生命。小方通过自己的目光，抚摸着六十多年前国难当头的中国大地，他镜头下描述的影像，成为今人们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生动图本。

但是，影像表达不同于纸上描摹，需要一个一个坚实的画面去支撑，而除了几张个人照片外，小方没有留下一个活动影像，冯雪松想把小方重新呈现的难度可以想见。

作家余华在《消失的意义》一文中写到——

“方大曾的作品像是三十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那些在一瞬间被固定到画面中的身影、面容和眼神，却有着持之以恒的生机勃勃。他们神色中的欢乐、麻木、安详和激动；他们身影中的艰辛、疲惫、匆忙和悠然自得；都像他们的面容一样为我们所熟悉，都像今天人们的神色和身影。这些三十年代的形象和今天的形象有着奇妙的一致，仿佛他们已经从半个世纪前的120底片里脱颖而出，从他们陈旧的服装和陈旧的城市里脱颖而出，成就了今天的人们。”

与余华有着同样感受的冯雪松说：“小方的镜头里鲜有达官显贵和金枝玉叶，他不迷恋闲适阶层的风花雪月，他冷寂地观察与记叙，以镜头和笔做利器，通过客观的拍摄与记录给后世留存了那一时代珍贵的图影和文字。”

通过掌握的资料发现，冯雪松发现小方的兴趣非常广泛，他以摄影的方式，自发地参与关乎民族危亡的抗战，在拍摄战时风云时，他也拍摄风光、民情，体现了他对社会的细微关注，从中能看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引发着一个年轻人的思考。

在方澄敏跨越世纪的企盼守望与散碎零星的史料记载中，冯雪松开始了他寂寞的寻找。关于“小方”的介绍只有点，没有面，冯雪松开始如文物修复师一般，将这些故纸堆里的碎片一点点拼接，方大曾大致的轮廓就在冯雪松的工作笔记中开始慢慢浮现。

从1999年底到2000年初夏，其间差不多有四个半月的时光，冯雪松是在北京图书馆的过刊库里度过的，面对着海量的文字和图片，伴随着找着找着就消失了的线索，他一期一期地查找《世界知识》《大公报》《美术生活》《民报周刊》《妇女生活》《良友》，那些都是小方当时经常供稿的刊物，他在其中找到了许多泛黄的纸页，上边有小方的名字。

冯雪松在他的拍摄中，试图依照小方最后的旅程解读抗战初期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遭遇。有关方大曾可供拍摄的资料相当匮乏，在搜索过程中，冯雪松总是感觉刚要触摸到小方，伸出手的一秒马上又遥不可及，他几乎每天游走在希望与失望的边缘。

当走进位于北京东城区米市大街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旧址时，走上吱嘎作响的木楼梯、抬眼望泛黄的天花板，百年未变的格局让冯雪松瞬间置身于小方当年身处的氛围中，他被小方的气息牵引着打开一扇扇房门。打开小方生前唯一留下的旧皮箱，淡淡的樟脑味氤氲开来，棕色的皮箱道道斑驳，条条旧日痕迹可能来自绥远，也可能来自集宁，又许是来自保定或太原吧！箱子是小方用来盛放衣物和照相器材的，影影绰绰尚有一两处黯淡了的墨渍。小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他使用过的旧皮箱成为冯雪松靠近小方的一种指引。

在冯雪松的采访中，唐师曾这样评价此前于他而言一无所知的方大曾——

这是中国又一代著名战地记者从专业视野评介方大曾的摄影艺术。

冯雪松还发现，小方不但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而且也是一个不错的写手。从小方发表的战地通讯可知，他的足迹频奔于战斗猛烈的前沿，他观察和拍摄，却鲜少提及自己的危险处境。小方只描述战争和事实，更多的是让读者自己去体悟。从冷静和客观的角度来看，方大曾似乎更接近于新闻本身的纯粹。这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全身心地投入战事，努力报道战争的真相，好像从没有考虑过自己和危险之间的距离。

正直、热情、敏感、活跃，在纪录片《寻找方大曾》的拍摄过程中，这些词语始终围绕着冯雪松和他的团队，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年轻人像是一支明亮的烛火，照耀每个人的心，让后人感受着他忘却自我、热情投入，东奔西走一路拍摄报道时内心的温度。

1937年9月，在战火最为激烈的时刻，方大曾从蠡县寄出了为世人所知的最后一篇报道《平汉线北段的变化》，此后再无消息，根据他当时北上的采访路线和计划，人们最多的猜测就是他遇难于保定。

每每想起小方，冯雪松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句话：“一个伟大的选手，他迅疾勇猛地为自己和别人而战，命运设定他必逝于荣誉的顶点”。这是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对罗伯特·卡帕的咏叹，冯雪松觉得卡帕的中国同行方大曾同样当之无愧这样的咏叹！

不断被打开的句号

2000年7月，经过半年多通宵达旦的努力，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如期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同年11月8日是新中国首个记者节，纪录片《寻找方大曾》第二版再度在央视播出；翌年，该片入选并荣膺第十五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熠熠星光的荣誉背后是冯雪松拍摄团队数万里无惧疲惫的脚步和曾经经历的经费不足、线索中断、孤立无援等种种困境。

2000年，冯雪松参与策划了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寻找方大曾》一书。新世纪伊始，他多次担任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办公室成员，参与建党八十周年等重大宣传报道的主创、策划和组织工作。短短几年时间屡屡折桂，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特等奖、中国电视奖一等奖、全国人大好新闻一等奖、中国广播电视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特别奖、中国电视纪录片系列片十佳作品、中国电视金鹰奖特等奖等大奖悉数收入囊中。

2002年6月至2007年3月，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冯雪松受中央电视台的委派，在央视澳门记者站先后任记者、首席记者。这期间他参与组织了第四届东亚运动会的转播工作，广受好评。在业余时间，无论是在他居所的书架上抑或是在他背着的行囊里，始终都有和方大曾有关的书籍和资料。

2007年至今，冯雪松先后担任中央电视台公共关系处副处长、综合处处长、纪录频道副总监，他一边兢兢业业展开在台里的各项工作，一边把业余时间全部扑在对小方的研究上。不知不觉，小方已经变成了他对高尚精神的丈量准绳和对自身价值的美好期许，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小方。每一个周末，他会重新沿着当年小方走过的线路重游故地寻访故人，春秋如是，冬夏亦如是。他沿着小方战事报道的描绘，置身于同一条土路上、同一片庄稼里、同一缕艳阳下，在一吸一呼中体味、在四季轮回里感知他景仰的前辈方大曾的存在。

自觉地寻找方大曾，成为冯雪松定期对自己心灵的洗礼！

一步一跬，步履所至，在他的面前，当年小方笔下小南村的观音庙已是断壁残垣，院落的围合格局依稀可辨，旧日模样却无处追寻，徒留几棱枯枝残干孤孑地伸向空中。观音庙名副其实成了历史的后院，老树的枝蔓皴皱凋敝，仿似风烛残年的昏睡长者，它可还记得几十年前那个“挎着相机的年轻人”？除却一片废墟，历史再无回响。黄土掩埋了历史，也掩盖了一代人！

冯雪松就这样用了十年的周末时光寻找方大曾。他已经由一个《寻找方大曾》的纪录片导演变成了小方的家人。2006年3月，在冯雪松和陈申等不遗余力的努力下，方大曾遗留的837张珍贵原版底片，由小方的家人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捐赠仪式上，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再度播放，方家三代人精心保管近七十年的历经多重战火砥砺的这些珍贵影像史料，终于找到了令所有牵肠挂肚者都满意的归宿，成为了中国全社会公共的文化记忆和历史财富。

用纪录片的方式，用写作的方式，用讲演的方式，冯雪松不放过任何一个向身边人讲述小方故事的机会，有人被他的执着所打动，也有人认为他有些傻。但他好像认准了一样，寻找方大曾就是自己的一部分人生。在寻找的旅途中，他付诸热忱不计时间不吝金钱，尝试各种努力。

除了寻找资料之外，他不断做各种积极的推广。2012年恰逢方大曾百年诞辰，他邀请陈申和小方的外甥张在璇，在央视网做了一期纪念访谈，以祭奠方大曾的百岁诞辰。但特别遗憾的是，在整整一个小时的访谈中，没有一个网友来跟他们互动。无人回应的阶段伴随了冯雪松很长一段时间。

寻找方大曾，永远在路上

令冯雪松没有想到的是，这段踽踽独行的寻找之旅却因一本书的出版而扭转局面。2013年，在陈申的推荐下，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找到冯雪松，请他为方大曾写一部书，计划在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推出。以此为契机，冯雪松沉潜十余年的心路历程在百多天的时间里集中迸发。当年10月，《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寻找旅程》付梓出版。

2014－2015年，社会对寻找方大曾的关注度开始逐渐高涨。

2015年2月，中新社发布了题为《‘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方大曾传记出版》的消息。几乎是在同时，新华社编发了题为《〈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浮出水面》的新闻稿。

90多岁高龄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方汉奇教授还专门写了几段话，对方大曾作品以及对冯雪松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和中国战地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并且表示，希望方大曾的名字能够写进《中国大百科全书》，成为新闻学领域的第109个词条。

2015年3月，“两会”代表提案，

希望国家以官方名义纪念方大曾。

2015年5月，中国记协召开“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

2015年7月，由冯雪松倡议的方大曾纪念室在保定正式落成。

2015年12月，在第五届“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颁奖典礼上，有一个环节是全体起立“致敬方大曾”。

从举步维艰、无人呼应到逐渐收获了来自官方、新闻学界和全媒体同行的高度认可与善意嘉许，回顾这段饱含着汗水、艰辛、骄傲与荣耀的寻找之旅，冯雪松的内心是无比坦荡和充盈的。“在我整个的职业生涯中，小方这件事是最值得骄傲的。一个人的上路能够引起一群人，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关注，我觉得太值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爱好，这也是中央电视台传统的延续，体现的是一个媒体和一个媒体人不懈的责任。”

从2015年9月开始，由冯雪松发起的“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在清华大学启动，至2017年7月圆满收官于四川范长江新闻学院，“方大曾校园行”走进国内20所知名大学，以讲座、展演、交流会的形式，分享方大曾的传奇经历，重现抗战中一个人的命运和那段国家危亡的历史。

冯雪松不单给当代大学生们讲述小方的家世理想、传奇经历，还通过展示方大曾的人像作品，展示小方无与伦比的艺术才华。在每一次的校园行中，绝对主角一定是方大曾。冯雪松的讲述就像是一场黑白电影的旁白，人们透过小方留下的文字和影像轻抚着八十年前国难当头的华夏大地。方大曾和冯雪松两个人同样高贵的心灵和无畏的情操，为今天的我们带来了一个物质世界之外的精神家园，他们的灼灼才华和孜孜矻矻，恰似一股涓涓流淌的清流津润人心。

每一站校园行，冯雪松都是利用周末，周六一早出发，中午过后抵达目的地，入住后备两个小时的课，晚上三个多小时的校园讲座和现场互动，第二天一早再赶回京。冯雪松的食宿机票都是自费的，他做的“方大曾校园行”是名副其实的公益，他住的酒店都是经济实惠型，餐食也极其简单。有一场校园行，主办方实在不落忍，硬塞给他3000元车马费，冯雪松就用这些钱全部买了《方大曾：消失与重现》转赠给学生们。

冯雪松说，希望能通过讲述方大曾的事迹，使年轻的莘莘学子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让方大曾的精神和情怀得以延续和传承。“方大曾校园行”特别讲座在2017年5月7日－11日应邀走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参加了第二届“向世界传播中国”研讨会。

冯雪松在纽约州立大学视光学院和奥尔巴尼分校两所孔子学院举办的公益讲座燃起了当地人对小方的关注和崇敬，令听众们同样震撼的还有冯雪松十八年来对小方坚持不懈的传播。视光学院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陈洁女士说：今年是冯先生坚持寻找方大曾的第十八个年头，一个人一辈子能坚持把一件事情做好，一定是听从了心的呼唤。”

外方院长GuilhermeAlbieri这样评价冯雪松：“他努力让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方大曾作为一个纯粹历史记录者的价值，并告诉现代人，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是很多人通过牺牲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冯先生通过长时间的努力让我们知道了这些牺牲的人，并确保他们不会被现代社会所淡忘。”

十八年间，冯雪松一次次出发，用他的脚丈量着小方曾经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他的义举让意气风发的25岁的方大曾渐渐回归国人视野，这场令人感佩不已的跨越世纪逾越时代的“相遇”彰显着青春、高尚、牺牲的真意！

今年四月，春色绿上柳梢，冯雪松和他十岁的儿子冯瑞濠各自挎上一个相机来到了小方曾经就读的位于北京东皇城根的中法大学旧址，儿子问：“爸爸，你是希望我将来和你一起去寻找方大曾吗？”冯雪松沉吟了两分钟，然后指了指胸前的相机说：“咱们拍一拍校园的照片吧！如果你拍得好，我就把它当作我下一本新书里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