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上的刻痕|国外散文

作者：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噢，心的记忆啊，你比理性的悲哀的记忆还要强烈。

　　——巴狄士柯夫

　　读者们常常问从事写作的人，他们是怎样为自己的作品收集材料的，要用多长时间。假如回答他们说，他根本不特意收集材料，而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问的人总是感到奇怪。

　　上面所说的情形，当然不包括一个作家为了写某一本书而研究必需的科学材料和提供认识的材料在内。我们这里谈的只是对现实生活的观察。

　　生活素材，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日常生活的详情细节”的一切，是不能研究的。作家只是生活着，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只是在这种材料中生活着，痛苦着，思索着，快乐着，参与大大小小的事件，自然，生活的每一天都在他们的记忆里，心上留下自己的标志和痕迹。

　　读者（顺便说句，某些青年作家也包括在内）必须打消把作家看作是手里永远拿着笔记本到处跑来跑去的人，看作是职业的“记录人”和生活的侦探的这种观念。

　　谁若是强迫自己积累观察材料，醉心于记录（“就怕忘记了什么”），当然可以乱七八糟地搜集剑一大堆观察材料，但这些材料是死的。换句话说，假如把这些观察从笔记本里搬到生动的散文的内容里去，那么，这些观察差不多总要失掉原来的表现力，看上去总觉着不是地方。

　　永远不要有这种念头，以为这丛山梨树或这个白发苍苍的乐队的鼓手，以后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或许会有用，因此必须特意地甚至有几分矫揉造作地去观察他们。所谓“依工作职责”，纯粹出于业务驱使的观察。

　　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是最成功的观察，也不该硬塞到作品里去。必要时，它们自己会直接地、从容地到作品中去，占据一个适当的地位。有时，正当作品需要的时候，某一个早已忘得干干净净的事件，或者某一件琐事，会突然生动地浮现在脑际，这种情形常常使作家感到惊奇。

　　作家工作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有好的记忆力。

　　我叙述一下我写电报这篇短篇小说的经过，或者可以使这些思想更加明确一些。

　　在一个深秋时节，我移居到梁赞附近的乡下去，住在曾闻名一时的雕刻师波查洛斯钦的庄园里。在那里一个衰弱的、可亲的老妇人——波查洛斯钦的女儿——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孤独地度着她的风烛残年。她的唯一的女儿娜斯嘉住在列宁格勒，完全忘记了母亲——只是隔两个月给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寄一次钱来。

　　这是一幢空落落的大房子，四面的板壁都发黑了，我借用了一个房间，老妇人住在另外一边。到她那里去，必须经过空寂的门厅和几间窒屋子，这些屋子里地板都嘎吱嘎吱地响，且蒙满了灰尘。

　　家里除了我和老妇人别无一人。这幢房子是有纪念性的。

　　天井里有一些倾圮的附属建筑物，天井后面，有一个和房子一样无人照管的、阴湿的、萧瑟的大花园，在秋风中飒飒地响着。

　　我是来工作的，开头几天我坐在自己房里，从早晨一直写到天黑。天黑得很早。五点钟就得点上煤油灯，郁金香形状的灯罩是毛玻璃做的。

　　但后来我把工作移到晚上来做。因为当我能够在这短短的白昼徜徉在已有冬意的森林和草原的时候，坐在屋子里是可惜的。

　　我久久地徘徊徜徉，看见了许多秋天的景象。早晨在水洼中一层玻璃般的薄冰下面，能够看见气泡。有的时候，在这种气泡里，好象在水晶球里似的，有一片白杨或白桦的紫红色或柠檬色的叶子。我总喜欢打碎冰，把这种结冰的叶子带回家去。不久在我的窗台上堆积了一堆这种叶子。它们暖和过来便发散出酒精的气味。

　　最好是在森林里。在草原上有风，而在森林里，却笼罩着一片阴郁的静寂，只有轻微的薄冰的碎裂声。森林里特别寂静，也许是因为阴云的关系，它沉沉地低垂在大地上，那些高耸挺拔的松树的枝梢有时也为乌云掩盖住了。

　　我偶尔到奥卡河支流去钓鱼。在那里，在密不通行的芦丛中，那股柳树叶子的酸涩气味，好象使人脸上觉得发皱。水是黝黑的，有朦胧的浅绿色的光泽。秋天鱼很谨慎，不大上钓。

　　然后便下起雨来，花园已经零落不堪，雨把发黑的草浇倒，贴在地面上，空气中有股融雪的气味。

　　有许多秋天的征象，但我并没尽力去记住它们。不过我确实知道—一我永不会忘记这种秋天的悲哀，它跟心灵的轻松和平凡的思想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在大地上拖着褴褛的湿裙裾奔驰的乌云愈阴沉，冷雨愈凄凉，心境也就愈开朗，落笔便成文了。

　　重要的是秋天的感觉，与秋天所引起的戚情和思想状态。而一切所谓材料的东西——人物、事件、个别的详情细节——按照我的经验，没用到以前，都很妥善地保藏在这个秋天的感觉里。当我在写某一篇小说时，再回到这种感觉中来，那么这一切立刻便浮现在我记忆之中，而落到纸上去。

　　我没把我住的那栋老房子当作小说材料来研究。我只爱它的阴郁和寂静，爱那架挂钟的零乱的敲打声，壁炉里那永不断的白桦树的烟味，墙上古旧的版画（这些版画已经寥寥无几，因为几乎全部被省博物馆收去了）：有布留洛夫的自画像，彼罗夫的掮十字架、捕鸟者和波琳挪·薇阿尔德的肖像。

　　窗子上的玻璃是旧式的，凹凸不平。闪着象虹霓一般的光彩，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烛焰映在上头，变成了两个。

　　所有的家具——长沙发，桌子和椅子——都是浅色木料作的，年代久远已经磨得光溜溜的，象圣像一样有一股柏树的气味。

　　家里还有很多可笑的东西：火炬形的铜制的暗灯，暗簧锁，装着已变成石头的雪花膏，有“巴黎”商标的大肚磁瓶，尘封的蜡制山茶花束（挂在一根生的大铁钉上），用来擦呢面牌桌上记牌数的粉笔字的小圆刷。

　　有三本——一八四八年，一八五零年和一八五二年——厚日历。在那上面宫廷女官的名单中，我找到了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兰斯卡雅和他的情人伊丽莎白·克萨薇莉叶芙娜·沃龙佐娃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这使我感到忧郁。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家里笼罩着死一般的静寂。远处，在奥卡河上，在库兹敏水闸附近，有轮船在吼叫着，缠绵不断地令人想起这首诗来：

　　阴霾的白昼已经逝去；阴霾的夜雾

　　象铅灰色的棉絮一般铺满了天空。

　　象一个幽灵，从松林的后面

　　朦胧的月亮冉冉上升。

　　这首诗是为沃龙佐娃写的。

　　每天晚上我到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屋里去喝茶。

　　她的目力已经衰退了，因此邻家的小女孩子妞儿卡每天上她这里来两三次，做点家常零活，这个小姑娘性格很阴沉，对什么都不满意。

　　妞儿卡放上茶炊，跟我们一起喝茶，从碟子里吸茶的声音很响。对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哪低声说的每一句话，她只用同样的几个字回答：

　　“瞧，还有这样的事！又编出什么来了！”

　　我责备了她两句，可是她却对我说道：

　　“瞧，还有这样的事！好象我啥也不懂，好象我是土包子！”

　　不过在事实上，恐怕妞儿卡是唯一爱护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的人。而且完全不是因为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有的时候给她什么缀着蜂鸟的旧丝绒帽啦，什么玻璃球的发饰啦，或者年久发黄的花边啦。

　　卡捷林挪·依凡诺夫娜以前曾经跟父亲到过巴黎，见过屠格涅夫，参加过维克多·雨果的葬仪。她跟我谈起这些来，而妞儿卡却说道：

　　“瞧，还有这样的事！又编出什么来了！”

　　不过妞儿卡每天坐不久，便回家去哄“自家的小弟弟小妹妹”睡觉了。

　　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手里整日拿着一只旧式的绸提包。里面装着她的全部贵重物品：娜斯嘉的信，寥寥的几个钱，护照，娜斯嘉——一个美丽的妇人，两道弯曲的娥眉，雾一般的流盼——的一张照片，褪了色的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自己当姑娘时候的照片——极其温柔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