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士云
世俗论人，成见之深莫若文人，轻则文人无聊，重则文人无耻，不想文人何时沦落到如此地步。试问文人怎么就无行了？
一日翻书，有人将文人归为三类：奴才型如包公、魏征……；帮闲型如郭沫若、纪晓岚……；真正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思考型如孔子、商鞅、鲁迅……真是雷人十分了得，一棒子将所有识文断字者俱打为文人，我等俗辈，非为帮闲，即是奴才，真是心惊胆寒不已。
何为文人？有文化者，可否谓之文人，昔日士人出入官私两学，不乏学识广博者，如魏之郦道元、明之徐霞客一类，文非所长，并非文人；能舞文弄墨者，可否谓之文人，曹孟德戎马之际，横槊赋诗，气压千古，范仲淹坐镇边塞，诗文绝胜一时，而二人功业彪炳，岂可以文人视之。
世俗论文人，往往将文人泛化，常以文人等同于文化之人。就史实而言，文人当指以从事文学为职业之人，或以诗文著称于当世。屈原、司马相如、故事，李白介绍">李白、柳永……可谓标准之文人。
古人多胸怀大志，希冀成就一番功业，以赢得人生不朽。文人更是如此，追寻明主，等待时机，以实现青史留名。如三国之王仲宣，唐初之陈子昂。当然，世人之初衷，无可厚非。可是一部人，包括一部分文人，变得恶俗甚至走向极端，其功业意识已经蜕变为赤裸名利意识，他们汲汲于富贵，以致不惜尊严，亦为后人所不齿。首当其冲者莫过于西晋之潘岳，潘岳为时贵贾谧二十四友之首，对贾望尘而拜，为迎合贾后，不惜构陷愍怀太子。此类文人得势时，可谓忘乎所以。还有一些文人，如杜牧，落魄扬州，放浪形骸：“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可谓斯文丧尽。
古人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功需要机遇与幸运，立德更是圣人专利，于大多数人而言，立言便成为他们唯一选择。甚至有人忘乎所以：“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不朽，尚为实论，经国之大业不免有些诓人。总之，为诗作文，便成为多数人头等大事，这些多数人中，只有凤毛麟角的一少部分实现了“不朽”，更多的默默无闻，从历史中慢慢消逝。而有幸实现“不朽”的少数人，势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对于这些佼佼者的奇闻逸事，不足则添油加醋，无此则捕风捉影，如“贵妃磨墨力士脱靴”之故事，李白介绍">李白，“歌伎集资葬诗人”之柳永。文人职业之特殊性和文人身份之特殊性，往往成为历史和现实关注的热点。
与故事，李白介绍">李白、故事，杜甫介绍">杜甫等大文人相比较而言，得势文人如潘岳，失意文人如杜牧，委实有些不太光彩，但知人当须论世。两晋之际，世风浮靡，道德沦丧，士大夫轻则寡廉鲜耻，重致奸佞戾恶。当此之时，潘岳不过是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已。本是时俗之过，后人却对潘岳耿耿于怀。州官既然放火，百姓为何不可点灯。如果说潘岳无耻，我们就完全可以说，那个时代也绝对是个无耻的时代。对于历史，对于古人，我们委实应当宽容一些。大唐时代，高宗李治上烝武才人、玄宗李隆基垂涎寿王妃，天子为百姓表率尚且如此，世人于性爱其随意可想而知。而后人谈及唐高宗、唐玄宗，不过是他们守成之功。实际上，在李唐之时，男女之事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由此推之，杜牧当日沉溺酒色，不过是司空见惯再平常不过的事。唯杜牧之无行，岂非咄咄怪事。
逝者如斯。而今，文人外延表现为媒体记者、编辑，诗人、作家等，当然也包括那些以操弄文字为招牌之人。他们以文谋生，以文仕进，大多数如顾炎武所说，“为文当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为了谋生，为了仕进，一少部分人，有时也不择手段，甚至很卑劣。即便如此，此等文人之行径与其所带来的社会危害，与那些贪官奸商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况且，在一个急功近利的大环境里，我们不应该动辄将一个无行、甚至无耻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独独苛求他们如何高尚，况且我们底气也实在有些不足。当然，这并不代表回避文人在社会发展中的责任。如果有一天，六亿神州尽舜尧，而唯独一部分文人仍然“怙恶不悛”，那这些文人确确实实是无行了，同时也无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