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骧
一
近两年,我每去上海,都让我的外甥女孙品与外甥婿江晓汇,请来我的两位姐姐,他们的母亲顾宝筠、江萍,到她们位于淀山湖西岸昆山地界的别墅小聚盘桓。两位姐姐是童年时的同学,如今儿女亲家。
我的家乡阜宁,原是苏北一个偏僻的古老的小县城。在我五岁那年,家人认为我应开蒙念书了,请来了我的表叔孙福来,设馆任教。在我家前院外客厅楼上,辟了三间房,一间作为老师居室,两间作为书房。学生只有我和我姐姐宝筠两人。我胞姐长我三岁。读了不到两年,一套“蒙学丛书”都念完了,什么《声律启蒙》《笠翁对韵》,也都顺口溜似的念了一通。习字,从描红到临帖,临完了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到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这时该上正规学校,进“洋学堂”了,我姐姐带着我上学,为了好照顾我,就一道进入城中女子小学。城中女小是完小,分高小、初小两部分。五六年级高小,只收女孩;四年级以下初小,男女孩子兼收。我姐十岁,进入高小五年级;我七岁,则进入初小三年级。
江萍姐原名江媛枢,与我们家有点亲戚关系,住县城射阳河边,每天早晨穿过县城南门,走南门大街,到了我家,约我姐一道上学。我们家仆人都熟识这位江家二小姐。我叫我家宝筠姐为大姐,称江萍姐为二姐。江萍姐与我大姐同龄,都为十岁,也是同级五年级。她们都穿着阴丹士林布短旗袍,似乎是校服,在家里她们并不总是穿这样衣服。
出我家后门,经一条短巷,迎面是一条小河,沿河向北不远,过一座小石桥,是一幢粉墙乌瓦小筑,一个院落,门口挂着蓝字校牌:“阜宁县立城中女子小学”。两个姐姐在前面走,我像一条小尾巴,跟在她们身后。她们两人有说不完的话,跟我没有多少好说,只是不时掉过头来招呼我,不让我走远了。傍晚放学,是我一天最快乐的时光。姐姐不太认真管我了。夕阳余辉,我在小河边观水中游鱼,看草丛青蛙。捡起一块瓦片,打水漂漂,任一圈圈涟漪漾向远处。姐姐们唱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殘,夕阳山外山。”这时抗战的烽烟在北方已经燃起,小县城也已感到动荡的生活即将来临,国难日蹙。我们也唱着激越的古曲“满江红”,哀怨的“松花江上”。
二
在小学念了一年书,战事爆发。打着腥红太阳旗的日寇践踏恬静小城,阜宁沦陷,城垣遭轰毁。日军过境后,回家所见,县城西门外乱坟岗上遭日军杀戮浅埋的同胞尸体,野狗争相刨食。我第一次见到人类兽性的罪恶,幼小的心灵为之震慄。之后,我们全家避居乡间,四处逃难。在那数年,作为诗礼之家,每到一地安顿下来,都要延师设塾课读。读了《昭明文选》《古文观止》;也读唐宋诗词,读近现代文学作品,读梁启超,读冰心、黄庐隐,读鲁迅、郁达夫。嗅到了一些“五四”新文化气息。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渡江北上,与由黄克诚统率的从冀鲁豫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在我家乡会师,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代军长陈毅盐城誓师,通电就职,决心抗战到底,聚我吴楚豪杰,独擎东南半壁,重开华中抗战新局面,人心为之大奋。正如陈毅诗所状:“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下。”平原沸腾了,水乡沸腾了,大地觉醒了,人民觉醒了,我在抗大式的抗日中学联二中读了一年书后,毅然从戎投军,参加新四军苏北文工团。那年十四岁。此事在亲友间引发广泛议论。人们传告:“桐大太太家孙子当兵了。”“桐大太太”是我祖母。我祖父名顾汝桐,早逝,祖母当家。作为阜宁首富,桐大太太家颇有点名气。我母亲对我参军一事,更是伤心、惊惧,竭力劝阻。一条很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你年纪还小,还应该念书”。而我,报国的民族激情,无法遏止。硬着心肠抛家辞母,义无返顾。
三
岁月滔滔。少年时光,伴着战争,伴着地下斗争流逝了。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打跑了日本人,又经历了内战。到了1949年的春天,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春节甫过,淮海战役结束后,来不及休整的华野部队,便漫径遍野的南移集结,饮马长江。解放战争最后一场大仗渡江战役快要打响了。大战前夕,气氛紧张而宁静。乡村农舍墙壁刷着擘窠大字标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人们心情处于高度兴奋状态。那时我们驻扎在长江边上集训,等待渡江。新组建了“华中新专文工团”,担负过江后江南新区的宣传任务,排演大型秧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建制划归解放后的无锡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剧组筹建的动员会上,宣布了演员名单,令我惊喜的是主角李香香,竟然是我的江二姐江媛枢。那时我完全不认得她了,她已经改了名字(其实我也改了名字)。黄毛丫头十八变,她已由一个十岁女孩出落为一名婷婷玉立的女战士。虽说,我们是苏北文工团战友,但苏北文工团是由原九支文工团整编、合并组成。原来我们各自在分团活动,互不相识。在这个戏里,我扮演李香香的父亲李德瑞李大爷,我们在戏中成了一家人。江萍姐就像那时许多女文工团员一样,一顶军帽,微微斜在头上,露出一缕乌发,一身土黄军装,系一条束腰皮带,打着结实的绑腿,英姿飒爽,走在路上,从那风度,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那是文工团出来的。
十年战乱,十年重聚。
百万大军,长江横渡。
我们在解放后的江南无锡,将满溢黄土高原气息的秧歌剧奉献给新解放的人民,在中山公园的人民剧场连演十场,场场爆满。五月江南,榴花似火。
这一年秋天,江南多雨。潇潇细雨中,满街红旗,满街锣鼓,满街鞭炮硝烟,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那时,在新生的祖国,在每一个人生命历程中,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绚丽的朝霞。那年我年未及冠。诗人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首长诗,题目是“时间开始了!”这真是神来之笔,这样诗的语言,堪称千古绝唱。还有什么语言能如此道出那个时代精神的诗意?能如此道出人们内心诗的激情?
可是“娜拉走出以后”呢?
有多少人思考了《娜拉走后怎样》(鲁迅)这个命题呢?包括写出“时间开始了!”的诗人胡风,也许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仅隔五年以后,以他领衔的牵连上千人的开国第一文坛冤案,劈头盖脸地降落了下来。
我们在江南短暂相聚后,各自奔向了新的征程。江萍姐已结婚,姐夫江华是位老牌红色特工,他们由江苏省公安厅转到上海,后来在统战、政协战线工作。我的生死与共的战友,地下斗争的顶头上司张璧,在“潘杨事件”后,黄赤波由江苏省公安厅厅长调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亦随同去沪,仍继续他那红色特工生涯。我由江苏省教育厅奉调晋京,到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工作。
四
流光荏苒。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又是三十年过去了。“十年一觉邯郸梦。”在那黑暗的大疯狂、大动乱年代结束之后,人们进入一个反思年代,全民族的反思年代。一位伟人说:“不改革死路一条”,斩钉截铁。
1982年,我母亲在上海病逝。我母亲和我姐姐一起生活。我姐姐一直在上海。我姐姐幼时,我们祖母在世,曾与我大姑母有约:将我姐许配给我的一位表哥,俗说所谓“娃娃亲”。但那时兵慌马乱,关山阻隔,此话也是一说而已。但我大姑母在战事起时,还是派人将我姐接往上海读书,在一所德国人办的医校学医。我姐姐打小起就觉得有照看我这个弟弟的义务与责任。1948年,我在上海短暂避居,生活无着,我姐姐用实习打工的收入接济我。待我得到组织上通知,听从地下交通安排,立即撤回华中解放区时,无法与她联系;对我这个弟弟突然失踪,姐姐多方打听,到处寻找,坐卧无宁。直到隔年上海解放后的一天,一个青年军人,她的弟弟,出现在她面前时,一时间,悲喜交集。
我母亲病逝前后,我请假在沪,病榻侍奉,医院护理。办完丧事,好友李子云接待我在沪休息。一天,江萍姐看我时谈起:我大姐对我说,你在上海文化界熟识人多,留意谁家有合适的孩子,给外甥女孙品介绍一位对象。我外甥女品貌端方,对传统伦理文化精华,泳涵优深,事母至孝。而且我母亲在世时,她对外婆更是敬爱有加。我很喜欢这位外甥女。此事使江萍姐心动;她与她爱子晓汇询起,也使晓汇心动。缘份前定,由我撮合,她们两人情投意合,遂结成连理,成就了一对美满姻缘。如今快三十年,他们事业有成,生活美满。我的两位姐姐,童年的“发小”,如今成了儿女亲家。不幸的是我两位姐夫,先后弃世,两位姐姐往来更亲密,而对于我则有了更多与她们谈起前尘往事的机缘。
五
午夜梦迴,我总是萦怀于心的是,我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地下斗争的顶头上司张璧,而江华姐夫则是张璧的顶头上司。南方策反工作是敌工部这条线派遣的。江华兄去世只留下一本《太湖剿匪记》,还是在报纸上连载的,而他把一肚子故事,一个老牌红色特工的生涯带走了。现在有幸从江萍姐那儿知道了更多往事,也知道了我想知道的张璧兄牺牲的细节。
我亲姑父裴康仲民国年间一直在京沪等地任法官,在司法界名气颇旺,人脉很广。沦陷时期可能有点问题,后居上海愚园路,但在司法界影响仍很大。华中工委敌工部了解到我有这重要社会关系,以为在国统区合法斗争还是有用的人物,遂派遣我前往策反。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会做什么策反工作?无非是要我联络、沟通;进一步工作将会另派人进行。作为身份掩护,安排我到扬州何家花园内的同仁中学读书,自会有人与我联系。完全没有料到与我联系的领导人竟是张璧,曾经的大学长。
张璧清癯白晳,双目有神,工书法,善弄箫,一副斯文模样。他的父亲张旭光便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张校长清华大学毕业,曾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幕僚,还谊兼同乡。谁都知道,顾祝同是蒋介石十分信任的肱股之臣,所以张校长在军界,与国民党高级军官有广泛的人事关系,是敌工工作一个极其重要的策反对象。张校长对于与原配夫人所生之子、早年留在家、现称当小学教师从“匪区”来的张璧抱有警惕,老于世故的张校长,对这位长子将信将疑。然而对于自己的亲生骨肉,本能地持保护态度。1948年夏秋之交,国民党扬州驻军换防,原驻军黄百韬兵团,调任苏鲁交界的东海。张旭光校长与驻地司令黄百韬私交甚笃,所以一个时期我们在扬感到相对平安。黄兵团一动,特务系统没有了顾忌,马上动手在所必然。张校长通知张璧,他已失去了保护能力,快扛不住了。张璧与我毫不迟疑,立即离校。张璧去徐州,指示我去上海,留下联络处所与联络方法。
在上海,在一位友好人士协助介绍下,入浦东金家桥(听说现在叫“金桥开发区”)陆行中学就读。由黄浦江乘轮渡过江,到浦东高桥码头登岸,乘一段窄轨小火车,到金家桥站下。路边有几排平房,便是陆行中学。金家桥只是几十户人家的小镇,前几年我曾前往寻旧,陆行中学还在,可是在繁华热闹的市区,面前一条宽阔的大马路,原来的地形地貌已不复见。
在陆行中学时间很短,应该说我是犯了违背纪律的错误。那年秋天,上海中小学教师举行“总请假”。你说罢工、罢课、罢教不容许,那就叫“总请假”。我脑子一热,参加了学生“后援会”,这是不该的。策反工作与学运系统是两条线,互不发生关系;应该隐蔽精干,而不抛头露面。没隔几天,我宿舍被搜查,显然被人盯上了:这一次,我处理得干净利索,一得到消息,西过黄浦江,走得无影无踪,再没有回来。后与闸北大统路一家杂货铺姓刘的小老板联系上,得到命令,立即潜回华中解放区,由地下交通安排,经扬州、泰州,通过封锁线,平安到达华中社会部(敌工部改)报到,那已是淮海大战前夕,遂迅即全力投入支前工作。苏南解放,我与张璧兄“地上”重逢,真有隔世之感。
“文革”后,听说张璧兄“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被迫害”是“文革”中成千上万死于非命的人通常说法。究竟是如何被迫害的,失之笼统。从江萍姐处方知,他是在“文革”初期,即惨遭谋杀。“文革”后查证落实,追认为烈士。他死得好惨。
“文革”一开始,黄赤波便受到江青“青睐”,说上海整了她的“黑材料”,黄赤波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张璧在公安局被批斗升级。我问:张璧的罪名是什么?江萍姐说:叛徒、特务。据说,曾到苏北当地组织原领导人处外调,而被一口咬定,他们未曾派遣张璧到他父亲处从事策反工作。这样,当他编造的一套蒙骗敌人的说词,似乎都被证实为是“叛徒自供状”。江萍姐说:派遣策反工作直接由敌工部系统领导,不经过当地党组织,他们当然不知道。我说:江华兄为何不站出来作证呢?“江华那时也被关起来批斗了,他没有说话的机会。”“江华是什么罪名呢?”“说他是帮会头子。”“江华与帮会有关系吗?”“有啊,他的确是安青帮的一个头目,一点不假。他摆过香堂,拜过师,收过徒。”我愕然。其实这一点不奇怪,也不新鲜。1942年,中共中央曾下发两个开展帮会工作的文件。在河西还办了两期训练班。安青帮原是以运河船工为主的秘密组织,新四军敌工部和地方党组织敌工部门,大量打入,并在伪军中大量发展成员,作为对敌工作的一块跳板。在抗日中起了很好的统战作用。这一段有价值的革命历史,竟成了“反动”罪行,在造反派那里哪还管这一套?
张璧被造反派毒打致死,从三楼推下,伪称“畏罪自杀”。他能够躲过毛人凤的魔掌,却无法幸免于张春桥的黑手!此事,我每一念及总有背部发凉之感。张璧一案,出之运动初期。张璧一死线索中断,要不然循此追查下去,作为我的顶头上司,单线直接领导人是“特务、叛徒”,我能安然逃脱?当然,不管如何,“文革”后,假若还活着,会亲眼见到平反昭雪。然而,那十年究竟会发生什么事,谁能料知?
前几年我接到美国某大学一位教授来函,她自称是张璧的女儿,名叫张迅,她读了我发表的悼念她父亲的文章,知道一些事。她“文革”后在华东师大外语系读书,与一位意大利籍教师结婚,现双双在美国教书。她说,她爸爸去世时她年纪还小,现又在西方生活多年,对她爸爸、对我们这一代人发生的事,她都无法理解,她希望有机会来北京作一席谈。
可是,我们这些从历史中走过的人能说出什么来呢?谁能告诉我……
六
2012年深秋的一天,我与两位耄耋高龄的姐姐,在淀山湖边漫步。孙品一手挽着她母亲我大姐宝筠,一手挽着她婆母我二姐江萍。这一带湖水清净、平缓,夕阳镀在水面,显得温暖。岸边树木露着苍翠色彩。我大姐满首皓雪。孙品打趣她妈妈:“老娘银色气质,越是高雅了。”她另一边婆母,身体健朗,行动舒展,乌云覆额。我似乎从她身上找到六十多年前舞台上名噪江南的李香香的倩影。策杖附骥,是我这皤然一叟的弟弟。
岁月太遥远了,太漫长了!遥远漫长得像一场飘渺的梦,恍惚在那平静小县城,沿着小溪,前面走着两位身着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十岁女孩,低唱着:“……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后面是她们甩不掉的小尾巴的七岁弟弟。
潸然泪下。
好像是龚定庵的一个诗句涌现在我心头:“荣枯过处皆成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