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尘米
很久以来，我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怀念她。一个春天过去了，又一个春天过去了，在缭绕着脂粉气的女人中间，在灯光暧昧的夜晚，在喧哗的街市，在小村的某个熟悉的路口，我常常以一种不加辨别的认定，看到她丰满摇曳的身姿从不同方向朝我走来。她咧开嘴似笑非笑的时候，那几个廉价的烤瓷门牙放着白光。我忍住不叫她二姐。因为我心里长久存着的那个秘密。
可我不能抑制我眼睛的余光，一次次横扫她的全身。她青白的透着蜿蜒的血管的皮肤，她一说话就不停眨动的双眼，她右手永远弯曲的无名指，她唇上淡淡的泛黄的绒毛儿。我不知，两年前的除夕夜，当她像一座孤独的老钟停摆在暗房中时，她青白得如同蒙霜的肌肤上是不是还留有无数异性的零星气味。而那所有的气味之中，有一种是与我切近的。它一直像悬在空气中的无形利刃，随着我的身影游移，位置不变，作威胁状或偷窥状。
作为多年的姐妹，我成为最后一个知道她被迫殉情的人。远远比不上我们亲密程度的人们，从遥远的乡下赶来为她送行。而我却在这些人之外，没有人想起，或者不愿意被想起。究竟有什么放不下的过节儿，让我最终没能对她说一句原谅的话，或者听她说一句原谅的话。如果命运不是突然一击，如果半老的肉体不在她的恣意之下泛滥成灾，如果她稍加摆出一点寡欲的样子，如果她内心偶尔出现过良知羞耻悔改等词汇，那么魔鬼举在半空的屠杀的手会不会暂时放下，让她有足够的时间，作周到的安排？包括她在某个寒冷的情人离去的夜晚，抽空给我打个电话，叫着我的小名儿，跟我说，米子，你来啊，来送我。
我会不会答应？我的心会不会挣扎？如同我们最后碰面的那个夏天。
那条村路，可真窄！路两旁密不透风的庄稼屏蔽而立，中午的太阳碎成一个个饱满的汗珠淌在脸上。自行车上驮着侄女和从小镇上买来的西瓜及副食。侄女突然指着前面说，老姑，那不是二姑吗？我其实早就发现了，她不疾不缓地骑着自行车的样子，就像她悠然地摇摆在城市的商业街。她称得上时髦的装扮永远与乡村背景有着不言而喻的谐调。而有一点城市生活经验的人，一眼就会把她的时髦归入最低俗的那一类。我对自己说，打个招呼吧，既然堵在这条胡同一般的窄道儿上！然而，我还是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直直地望着前方，快速地蹬着自行车，带着一股热热的风，席卷而过。
侄女说，二姑在回头看你。我说，你看错了，那不是二姑。
那是我们一生中最后的谋面。没有人知道，我愤然的心终于暗暗地透出一口气。我不信，你不在乎我的无视；我不信，伤害了一个最好的姐妹你会无动于衷；我不信，有一天，你不会打电话约我，像约我一生中唯一的情人那样。哪怕是什么都不说，只让我看到你用那根弯曲的右手的无名指，抹去脸上羞愧的泪水，我就会原谅你，叫你二姐，甘愿再一次倾听你真真假假的哭诉，甘愿献上我的情人，复原你们彼此践踏的时光；甚至像少年的我，为你传递信息，遮盖谎言，用懵懂的青春，被动接纳你脏乱的故事，直至成年。
可是，可是，那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的全部包含着那么多的温情，怎么可以一带而过？我比你小五岁的童年，因你过得有滋有味。一群女孩子去挖野菜，你总是先将我的筐装满，再装自己的筐。三伏天说变就变，一阵阴云一阵雨，你总是迅速地拉过我，躲在你双手撑起的衬衫底下。当我们散漫地游移在野地一角，专心寻找着苣麻菜小根蒜时，说不上什么时候，哪个淘气的丫头一指北面的小树林，大叫着，有鬼呀！于是，那些野花般迎风绽放的丫头们一下子萎缩下来，惊叫着，疯跑着，聚成堆儿抱在一起。这时，你总是紧紧护着我，让我的头靠在你的小小胸脯上。你领我们做游戏，让你的弟弟扮成新郎，让我扮成新娘，你把妈妈的红头巾盖在我头上，牵着我的手，从南炕走到北炕，后面嘁嘁嘎嘎地跟着一群邻家孩子，叫着跳着，你还用指尖蘸一点唾沫抹在我眼睛上，你说你得假装哭，新媳妇结婚都要哭。我说为啥呀，你说，哭了好看呗！这是我今生接收到的第一个与众不同的信息，现在想想很有道理，哭是释放，释放是让心灵轻松，哭在某种情境下还是抒情，是另一种美。显然，十岁的二姐有着她特别的地方。
上学第一天，妈妈说，去东院找你二姐吧，让她领着你。到了学校，二姐陪我报到。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小米子。老师说问你大名，我一下子想不起哥哥们头天晚上为我取好的名字，抬起头看二姐，发现她乐不可支的样子，费了很大劲儿憋住笑，才把我三个字的大名完整地告诉老师。
后来，我不但记住了自己的大名，还成为小学校里作文最棒的孩子。几年后，二姐初中毕业回到小学校教幼儿园的孩子，每次都是我帮她写教案，写发言稿。她的报酬是将学校发的备课笔记本给我用。
二姐的右手无名指就是在这时受伤的。每天放学，她总是迟迟不走，拽着我在操场边上看她打球。而球场上是只有两个人的比赛。我之所以愿意留下来陪二姐，主要是冲着另一个人，他是小学校的“灵魂”，是大人也是孩子们心中的偶像。他三十多岁，长得帅，讲课风趣，喜欢与女孩子逗乐。短暂的夏天黄昏，我就是在球场边陪着他们度过的，似懂非懂地看他们投篮，看他们并肩交换着拍球，看他们不时交换着喜悦的眼神儿。直到有一天中午，二姐对我说，她不打球了，放学不用等她了。我说为什么？她伸出右手，让我看那弯曲红肿的无名指。她说，打球时挫伤了，疼得厉害。我说我们去镇医院看看吧，她说，不用了。[NextPage]
傍晚，我失落地独自回家，蹲在院子里，一边吃妈妈烤的香嫩苞米，一边想着两个人的球场。烤苞米垂在手中，被小鸡们一粒粒叼走却浑然不知。夕阳洒在院子里，我望着二姐家寂静的院门，有了属于自己的心事。
二十一岁的时候，她得了一场名叫脑膜炎的疾病，到省城住院两个月，回来时脸肿得变了形。我去看她，她告诉我，她做了穿刺手术。直到这时，她也不忘给我讲述病房里的见闻，说有个女病友，在月经期时，丈夫如何细致地帮她叠卫生纸，换洗卫生带。旁边听二姐讲故事的女人，也都发出啧啧的声音，羡慕那个被丈夫娇宠的女人。我们无一例外地把她想象成与我们不同的城市人，而在乡下，男人们是很少这样对待他们的老婆的。
不久，二姐同一个追求她的男人结婚了。男人没文化，长得也不好看，但能说会道，专门巴结不良势力，追求二姐的手段连哄带吓。二姐顶着全家人的反对嫁给了他。按理说，此时的二姐跟所有乡下女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却处处显示着她的不同。她拆掉土炕，买来大床，把房间的地面打成水泥地还嫌不够，还要在水泥地上再铺一层地板革；她最早用煤气罐做饭烧水，她穿旗袍下地干活，白花花的大腿几乎全露在外面，晃得那些男人不敢看她。我离开家乡时，她已经在公路检查站旁开起了一家小饭店，而且又与那个小学校的“灵魂”背地里苟合，甚至写信跟我讲一些细节，讲她幼小的女儿在夜里对男人下逐客令：你滚！你不是我爸爸！
这之后不久，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小学校“灵魂”的家属发现了丈夫与二姐的不正当行为，正当她要发起攻势之时，二姐先发制人，带着母亲，打到小学校“灵魂”的家，给那个不幸的妻子一通教训。所有人都看到了梨花带雨的二姐哭得那么可怜，那么无辜，那么绝望。然而，只有我清楚，强悍背后的二姐是怎样的一个人。
奇怪的是，我依然与二姐不离不弃。她总是在我无助时伸出手，给我买漂亮衣服，过春节，她买来稀有的水果给我的父母，她的故事她的烦恼总是第一个说给我。我们在完全不同的生活中扭结在一起，她浑浊的汁液像夏天的雨水渗透进我干涸的心田，那份腥臭同样为我的成长岁月备足了一份给养。
绕过崎岖，当我以中年的姿态，加入到城市流民的行列，除了情人的爱，一无所有仍然是我唯一的特质。
二姐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之一，她总是适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帮助我们，出其不意地给我以惊喜。直到有一天，惊喜像奇遇一样次数多起来，笨拙的我忽然感觉到一丝不祥。然后，我顺着感觉的走势，一点点掘进，我终于看到了二姐如一道肥美的佳肴，摆在我曾经喂养爱情的位置。她不用语言，不用诗行，她用天赋的肉体，她用开放的气息，她用原始的本领。
我唯一的情人，在我的青春还不曾远去时，以他不太谙熟的背叛姿势，以他薄脆如纸的诺言，以他人性中不可弥补的缺陷直视我彻底的腐烂和死寂的心！
二姐在我的时光中远去了，二姐在我们共同的故事中消逝了，二姐回归到最初的邻家姐妹，二姐驾驭着自己的空间，营造着饮食男女中卑贱或放荡、屈辱或情愿的角色。
我常常梦见二姐衣着光鲜地走进我的小屋，她以我从未见过的优雅姿态，慢慢褪去所有衣服，然后面无表情地朝我走来，朝我空荡的大床走来，伏在我耳畔，给我讲她跟男人的故事……
我醒来时，理解了什么是噩梦，理解了人生有时比噩梦更恐怖。
二姐一生的过程都在用来酿造，用自己的花粉，用自己枯败的叶子，用男人的汗水、男人的精液，酿就一杯死亡之酒，在天下尽欢的时刻，由男人喂她喝下。她光裸着出发时，男人则朝着另一个路口仓皇逃窜，除了末日审判的双手，没有人能逮到她。
我一直叫着的二姐，今天我依然想再叫你一声。不为别的，只为我在守望的城门，没有把平坦的路口给你，在光明的里面，没有把温暖的灯盏给你，在永恒的盼望中，没有把爱和宽谅给你。
对不起。这是我此时最想对你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