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
在男性社会中间，家长是我顶弄不清楚的一个观念。我从小没有想到家长属于那一门，那一类，是怎样的身份，是怎样的地位，直到我自己最近成为这种奇怪的家畜之一。这不是说我自来没有感到家长的权威，或者尊严，对于一个孩子，例如我，一切只有“畏”这个字来表现，至于另一个“敬”，说实话，一个十岁的野孩子，特别是乡下孩子，根本就不体会这同样属于人世的另一种精神作用。
这话当然不便应用到人人身上。我只是把自己当做实例来讲。别人我不知道，我不能分身进去感觉。但是，我自己，我敢说，生下来就好象怕一个人，一个修短适度，白面书生的中年男子一一不用说，是我父亲。我怕他。现在叫我回忆从哪一天怕起，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到，反正我可以相信，好象一落娘胎，我第一声的啼哭就是冲着他来的。我真怕他，他并没有绕腮胡子，也不永久绷着面孔，我还瞥见他背着我们摸摸母亲的脸，但是一听见他咳嗽，或者走步，我就远远溜开，万一没有第二个门容我隐遁，只好垂直了一双黑曲曲的小手，站正了，恨不得脚底下正是铜网阵的机关隧道。我想不出他有多大的生杀之权，不过我意识到这是我眼前唯一的人物;他吩咐人，差遣人，从来没有被人差遣，被人吩咐，母亲背地埋怨他两句，然而也只是背地罢了。
我必须声明一句，就是我仅仅当着他怕他。他一不在眼前，我就活象开了锁的猢狲，连跳带窜，一直蹦上房去，他出去了，这寺庙一样清净的院落，仿佛开了闸。忽然一声喧响，四面八方全是回应，兄弟姐妹凑在一起，做成热闹的市场。什么都变了。玻璃砸了一块;瓶子豁了一角;桌子坏了一条腿;墙上多了几道铅笔印子;最后勾针也许扎进姐姐的手指，姐姐疼哭了，我吓哭了;
父亲在前院说着话哪，一切仍归平静，甚至于姐姐忘掉疼，不哭了，我更一溜烟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
其实提心吊胆，我藏在后园一丛丁香后头。
然后我挨了一记耳光。
我哭了，又不敢哭了。
在这些无数的耳光里面，我记得最亲切的，也最显家长尊严的，差不多回忆起来我最感兴味的，是我忘记给他磕头拜寿的那一巴掌。直到如今，有十五六年了，我还觉得右半个脸红肿着。尤其难堪(不仅是我，我父亲同样难堪)的，是坐了一屋的客人。在不同的情境，这伤着父子双方的骄傲。一一但是我说得太多了，或许有人要笑我不知羞了。然而，假如我告诉人，现在我也做了家长，也有权利打自己子女的耳光，谁敢笑我一个不是?假，如我再告诉人，我倒羡慕那些挨耳光的日子，唯其我如今做了家长，难道我因而有失家长的高贵?
我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别瞧我是家长，或者正唯其我是家长。现在我晓得父亲为什么老是绷着面孔，因为他要弄钱养活这一家大小;为什么他必须绷着面孔，因为他要维持他既得的权利或者无从辞职的位置。我开始尊敬他;我了解他的苦衷。在所有的职业之中，家长是终身而且最不幸的一个。他的上司是社会国家，下属是群一无所能的妇孺。他作爱得躲着子女，或者太太;他叹气得躲着子女，甚至于太太;他读书得躲着子女，尤其是太太。他得意的时辰，就许是他失意的时辰。他梦想了十年云岗，梅兰芳，峨嵋山，甚至于中山公园。
“明天我们结伴儿去，好不好?”明天?他摇摇头：“我不闲在;我二孩子病了，出疹子。”
这种不可避免的累赘，并不足以证明家长之不可为。曾参唯恐家长之不可为，特地创造了一个“孝”字，来做父亲或者家长的护符。然而在人生的现象里面，最难令我理解的，正是那块“父严子孝”的匾额。无论如何，家长在无形之中占了便宜，却也一丝不假。我可以强子女用功，说是为了他们好，甚至于象我父亲，打他们一记耳光，我可以逛八大胡同，碰见儿子，骂他一声不肖，打他一记耳光，把他从我心赏的小班踢走。然而这还显不出家长的威风。我可以为了一粒芝麻，摔坏苏漆小凳，或者扔破乾隆时代的细磁瓶，没有一个人敢说我，除非爱财心重，事后我轻轻自怨自一句。我必须守旧。我可以开出一批赏心悦目的方针，例如，顽固，蛮横，拍桌大怒，不置可否，衣冠整饬等等。
然而一个家长最坚固的城堡，却是缄默。这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无上战略。从我做了家长以后，我明白这怎样容易，又怎样困难。这要来得自然。我有三字秘诀奉赠，就是“言必中”。所以，我学来好些为人的道理，从我做了家长以后，不幸是我立即发现我老，老到寻不见一丝不负责任的赤子之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