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濑溟《我的父亲梁巨川》

更新: 2018-04-03 10:03:17

梁濑溟

促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的父亲。所以必要叙明我父亲之为人,和他对我的教育。

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我母亲一样天生地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较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因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亲一副心肠。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

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也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是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地不放松。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r,-j,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

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班。

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我很早有我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他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大小。

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扦格窒碍,必辗转求所以自圆其说者。一旦割然复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此时于西洋之“乐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等尚无所闻。却是不期而然,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这思想,显然是受先父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乃有极像墨家之处。他相信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误。因此,平素最看不起作诗词、作文章的人,而标出“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主张。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为其主要涵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意思在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处流露贯彻,其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

不过我父只是有他的思想见解而已,他对于哲学并没有兴趣。我则自少年时便喜欢用深思。所以就由这里追究上去,究竟何谓“有好处”?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确定它。于是就引到苦乐问题上来。又追究到底何谓苦,何谓乐。对于苦乐的研究,是使我深入中国儒家、印度佛家的锣匙,颇为重要……

父亲的信任我,是由于我少年时一些思想行径很合父意,很邀嘉赏而来。

例如我极关心国家大局,平素看轻书本学问而有志事功;爱读梁任公的《新民丛报》、《德育鉴》、《国风报》等书报;写日记勉励自已。这既有些像父亲年轻时所为,亦且正和当时父亲的心理相合。每于晚饭后谈论时事,我颇能得父亲的喜欢。又如父亲向来佩服胡林翼慷慨有担当,郭嵩焘识见不同于流俗,而我在读到《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牍》时,正好特别重视这两个人。但这都是我十四五岁至十九岁时的事情,后来就不同了。

说到父亲对我的放任,正是由于我的思想行动很不合父亲之意,且明示其很不同意于我,但不加干涉,让我自己回心转意。我不改变,仍然昕我所为,这便是放任了。

不合父亲意的思想行动是哪些呢?正如《思亲记》原文说的:“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

实则时间上非始自民国元年,而早在辛亥革命时,我参加革命行动,父亲就明示不同意了,却不加禁止。革命之后,国会开会,党派竞争颇多丑剧,父亲深为不满,而我迷信西方政制,以为势所难免,事事为之辩护。虽然父子好谈时事一如既往,而争论剧烈,大伤父心。此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就是我的出世思想,好读佛典,志在出家为僧,父亲当然大为不悦。但我购读佛书,从来不加禁阻。我中学毕业后,不愿升学,以至我不结婚,均不合父意,但均不加督促。只是让我知道他是不同意的而止。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种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一种很好的教育。不过我当时行事亦自委宛,例如吃素一事(守佛家戒律)要待离开父亲到达西安时方才实行。所惜我终违父意,父在世之时坚不结婚,其后我结婚,则父逝既三年矣。

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