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濑溟
促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的父亲。所以必要叙明我父亲之为人，和他对我的教育。
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我母亲一样天生地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较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因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亲一副心肠。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
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也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是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地不放松。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r，-j，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
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班。
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我很早有我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他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大小。
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扦格窒碍，必辗转求所以自圆其说者。一旦割然复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此时于西洋之“乐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等尚无所闻。却是不期而然，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这思想，显然是受先父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乃有极像墨家之处。他相信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误。因此，平素最看不起作诗词、作文章的人，而标出“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主张。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为其主要涵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意思在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处流露贯彻，其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
不过我父只是有他的思想见解而已，他对于哲学并没有兴趣。我则自少年时便喜欢用深思。所以就由这里追究上去，究竟何谓“有好处”?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确定它。于是就引到苦乐问题上来。又追究到底何谓苦，何谓乐。对于苦乐的研究，是使我深入中国儒家、印度佛家的锣匙，颇为重要……
父亲的信任我，是由于我少年时一些思想行径很合父意，很邀嘉赏而来。
例如我极关心国家大局，平素看轻书本学问而有志事功;爱读梁任公的《新民丛报》、《德育鉴》、《国风报》等书报;写日记勉励自已。这既有些像父亲年轻时所为，亦且正和当时父亲的心理相合。每于晚饭后谈论时事，我颇能得父亲的喜欢。又如父亲向来佩服胡林翼慷慨有担当，郭嵩焘识见不同于流俗，而我在读到《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牍》时，正好特别重视这两个人。但这都是我十四五岁至十九岁时的事情，后来就不同了。
说到父亲对我的放任，正是由于我的思想行动很不合父亲之意，且明示其很不同意于我，但不加干涉，让我自己回心转意。我不改变，仍然昕我所为，这便是放任了。
不合父亲意的思想行动是哪些呢?正如《思亲记》原文说的：“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
实则时间上非始自民国元年，而早在辛亥革命时，我参加革命行动，父亲就明示不同意了，却不加禁止。革命之后，国会开会，党派竞争颇多丑剧，父亲深为不满，而我迷信西方政制，以为势所难免，事事为之辩护。虽然父子好谈时事一如既往，而争论剧烈，大伤父心。此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就是我的出世思想，好读佛典，志在出家为僧，父亲当然大为不悦。但我购读佛书，从来不加禁阻。我中学毕业后，不愿升学，以至我不结婚，均不合父意，但均不加督促。只是让我知道他是不同意的而止。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种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一种很好的教育。不过我当时行事亦自委宛，例如吃素一事(守佛家戒律)要待离开父亲到达西安时方才实行。所惜我终违父意，父在世之时坚不结婚，其后我结婚，则父逝既三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