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很长，在数千年的封建时代，帝王之家一直是按着家天下的规则传承着最高权力。所以统治的时间与水平、国家的发展速度、水平，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特别是几千年落后势力的阻碍、旧势力的强大，极大地束缚了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帝王，基本上都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才得以施展才能的。汉武帝虽然是正常即取帝位 ，也是历经了极大的艰苦、坎坷，才得以施展才华的。唐太宗是经过玄武门之变，才登上帝位。明成祖 发动靖难之役，起兵攻打建文帝 ，才成为皇帝的。所以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康乾盛世”，当我们还在“闭关锁国”时，欧洲的眼界已经扩展到了广阔无垠的海洋，实行了环球的探索与扩张。我们虽然也有郑和航海的光辉，但没有坚持下去，明朝灭亡后，清代出于收复台湾的需要，随着“封锁台湾”被清朝实行的“闭关锁国”所代替。中国在封建时代的统治，统一朝代时间，最长都没有超过400年。历史上的革新变法，一次次基本上都失败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旧势力的反抗。而旧势力始终都是很强大的。
封建帝制被推翻之后，孙中山低估了袁世凯的野心，从考虑避免内战的良好愿望出发，把大总统的职务，让给了袁世凯，结果既没有避免封建制度的复辟，也没有避免内战。从此，
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可见，领袖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它不仅关涉到历史的发展，而且关涉到民族的命运，也关涉到国家的兴亡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
孙中山在接班人的选择上，虽然谈不上失误，他选择汪精卫当他的继承人，但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复杂斗争中，最终当上了日本侵略者的汉奸，蒋介石继续实行个人独裁。蒋经国选择李登辉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李登辉摇身一变，也就成了日本人的走狗。可见，继承人的问题，也是需要极其重视的。
遍视古今中外，领袖人物安排不好接任者，带来巨大的不良后果，造成亡党亡国、以至世界改写了历史的例子、教训不可谓不惨痛，后果不可谓不严重。
列宁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第一个缔造者。斯大林在保卫会主义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可是，在继承人方面，两人都没有处理好。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加米诺夫、季诺维诺夫、托洛斯基、布哈林、贝利亚等人，进行了残酷的斗争，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与朱可夫勾结，窃取了最高领导权，赫鲁晓夫就开始了胡作非为。后来，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最终导致了苏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在这一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负有最严重的责任。苏联的解体，虽然原因种种，但是主要的责任还是在苏共本身，这是推却不了的。苏联的解体，使世界的格局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变，使得俄罗斯走向了衰败，也使得美国成了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最伟大的领袖，他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缔造了新中国，他的威望、才能、贡献，是中国历史上无可与之伦比的，他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领袖。但是在他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也是陷入了困顿、迷茫、犹豫、混乱之中。他先是预定选择刘少奇，但是随着刘少奇在党内威望与水平的提高，他又放弃了这个思想。最终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污蔑、陷害致死。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宣布林彪做自己的接班人，并且写入了党章。林彪叛逃、死亡之后，他又把王洪文选作接班人，最后以“你办事，我放心”确定了华国锋接班。
是邓小平带头打破了干部终身制，在中国徹底实现取消干部（包括国家级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开辟了党内民主选拔干部的先风。他首先把党的老一代领导干部用“顾问委员会”的办法加以过渡，然后用逐步退休的方式加以处理，使得老革命既能发挥余热，又不至于阻碍对年轻干部的选拔、培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从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来，进一步推动了党内的民主，进一步健全了党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健全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制度。在党的建设方面，为党内立规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反腐倡廉方面，不仅是“苍蝇老鼠一起打”，而且“实行了零容忍”的态度。干部“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局面正在形成。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陈良宇等人的贪污、犯罪行为，虽然还没有达到反党的地步，但却给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所以，在选拔干部、任用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干部选拔上，还是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预防阴谋家、野心家、异己分子是不容许有半点疏忽的。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选拔干部的各项原则，把那些立场坚定、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立党为公、作风正派、永远站在人民一边、有能力、能够永远为人民谋利益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才行。
最近，几句流行的打油诗说“要想发财别当官，当官图财进牢监。多少脏官留骂名，青史无情留千年。”，说出了贪赃枉法、收受贿络、不守党的规矩，后果的严重、可怕。
要解决好为什么入党，入党以后做什么；当了官，有了权，怎么使；这是全党每个人都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也是每个党员必须解决的问题。封建社会的包拯、明朝清苑县知县唐成（江苏镇江人，嘉靖年间，以九品知县敢于斗权臣严嵩而著名）他们都知道为什么当官：包拯为当清官，不怕丢掉乌纱帽；唐成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见古代的仁人志士的为民思想都那么明确。所以，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不忘初衷”就是要全党同志要继续发扬我党“时时处处为人民”一贯作风，象延安时一样，勤勤恳恳、不怕牺牲、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要求全党就像当年毛主席领导全党、人民、和军队，在实行土地革命、抗击日本侵略者、争取解放战争胜利那样，处处为劳苦大众着想，为解放天下劳苦大众而奋斗，为人民谋利益。这样，我们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民族才会兴旺发达，我们的国家才会永远发展强大。
习主席曾引用内乡县衙一副古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很精辟地概括了“官”与“民”的关系与“为官之道”，随着“把权力关进笼子”和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党要管党”、“反贪反腐永远在路上”等一系列措施的落实，那种一人系天下安危的局面将会不复存在。
2016年12月17日康有山于哈尔滨外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