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百岁诞辰之际，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专门做了一期专题节目。现场嘉宾一共两位，三联书店的总编辑李昕是其中一位。节目中，李昕谈到了杨绛夫妇的精神境界和高风亮节，他们三十多年不换房，不装修，不买家具，但是他们捐出两人全部的版税超过1000万元，在清华大学设立了一个“好读书基金会”，扶助贫困学生。
杨绛先生挑错节目播出后，帮杨绛先生料理版权的友人吴学昭，特意给李昕打来电话：“你们这期节目做得不错，杨先生看了很高兴。但她发现你有个地方讲错了。”李昕听了心里一惊，忙问：“什么地方？”吴学昭回答说：“杨绛夫妇在清华大学设立的是‘好读书奖学金’，但是被你说成‘好读书基金会’了。她说，设立奖学金比较简单，但建立基金会就不同了。那是得按国家有关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需有规范的章程，有组织机构和开展活动的专职工作人员，还要申报民政部门批准，才可向公众募捐。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所以杨先生让我告诉你，今后若是再提到此事，一定要把说法改过来，不要一错再错，造成别人以讹传讹。”李昕听了，深感惭愧，请吴学昭代自己向杨先生道歉。 虽然只是个小错误，但杨绛先生的严谨和认真，令人受教。杨绛先生之所以令人敬仰和钦佩，正是得益于她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
侯宝林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打牌。 1984年，青岛市举办“首届全国相声新作调演”，天津许多相声演员都去了，侯宝林担任相声大赛的顾问。当时，大赛有两个顾问，一个是侯宝林，一个是马三立。 天津演员有很长时间没见着侯宝林，大家说：“咱们给侯大师带点什么东西呢？带土特产？”常宝霆说：“侯宝林跟我提过，就爱吃天津的大果仁。”
王佩元说：“这事我去办。” 侯宝林打牌那时，天津还没建“南市食品街”，王佩元挺费劲地买了五包天津传统五香果仁，每包都是用报纸包成小三角包的那种，带到青岛。 侯宝林一看这几包果仁，高兴坏了：“哎呀，我在天津时，就喜欢吃这口。”他先拆开一包，把里面的果仁倒在自己的口袋里，手在口袋里碾皮儿，碾一粒吃一粒。 “真是这味儿，是天津五香大果仁的味儿。”侯宝林高兴了，说，“咱们打牌吧。” 于是，大家就陪他打扑克。 “打牌，咱们怎么玩呢？” “怎么玩？贴纸条。” 大师打牌也贴纸条。王佩元和常宝丰一拨，侯宝林和常宝华一拨，他俩技术不如年轻人，老输，侯宝林的脸上，左贴一张纸条，右贴一张纸条，贴了不少。 这时，侯宝林还“砸挂”：“哎呀，打一晚上牌，我这脑袋呀……都成墩布了。”贴纸条是由赢的两人往输的两人脸上贴，王佩元、常宝丰专门往他脑门儿上贴，纸条把眼睛都给挡住了。 侯先生看牌，还得用手把纸条撩起来，他又“砸挂”：“这好，我整个一垂帘听政。” 这时，有人报告说：“侯先生，青岛市的市长来看您。” 侯宝林赶紧把纸条摘了，去会见青岛市长，这屋打牌的，改成侯耀文和石富宽。 打着打着，侯宝林回来进屋一看，就“夯了”（也就是火了），说：“你们怎么还打牌呀？都几点了？不知道这灯前是火吗？明天还要演节目，即便是活熟了，嗓子也需要休息呀，你们像话吗？” 王佩元、常宝丰那次演的是《并非讽刺裁判》。 侯宝林说：“你们这个节目不错。耀文、富宽，你们明天该演出了，还玩儿？” 侯耀文和石富宽对一下眼神儿就走了。 可侯宝林还想打牌，没法直接说，于是喊：“佩元、宝华、宝丰，你们上我那屋去，我留了点好东西。” 这三个人跟着侯宝林进屋，门打开以后，侯宝林把手往柜子上摸，摸了半天，什么也没摸着，说：“不知道让谁给融了。” “融了”的意思，就是偷了。 王佩元心想：“什么融了？你是想把我们仨骗到这屋来。”果不其然，他们看见桌子上有一副扑克牌。 侯宝林把牌往桌子上一拍，理直气壮地说：“来吧，我告诉你们，咱们这牌呀……打到天亮，必须散。” 打到天亮啊？还必须散？能不散吗？这个“砸挂”，证明侯宝林在生活中也有童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