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前苏联楚河流域的土地，你会发现一些发音与汉语类似的地名。如哈萨克斯坦的“营盘”和“新渠”，吉尔吉斯斯坦的“梢葫芦”和“米粮蕃”。
还有一些被称为“东干人”的酷似中国人的面孔。对面走来的小姑娘，分明就是多年前在陇东小山村里遇到的村姑。她看见了你，略带羞涩地嫣然一笑，然后掩到半开的门扉里去了。
在哈萨克斯坦的马山青镇，墙根下站着一位老者，一绺儿银色的长髯，戴一顶白色的帽儿。这样的老者，很熟悉，在陕西的西安见过，在甘肃的临夏见过，在宁夏的西吉见过，在青海的门源见过……
他抬眼将你打量了一会儿，脱口竟是纯正的陕西话：“你是从大清国来的？”
你惊得目瞪口呆，为这一口原汁原味儿的老陕口音，为这类似世外桃源的问话。你的脑袋有点发懵，不自觉地作了含糊的回答。
这时老者有点神秘地压低了声音，又来一句：“左宗棠还在吗？”
你肯定不知所措了：我这是在哪里？他们是什么人？他为什么问这样奇奇怪怪的问题？如果你是个胆小的人，就会想到逃离。如果你是个好奇心强的人，就想探个究竟。
而老者已经打开了大门，向家里的人喊：“快端馓子上来，老舅家来人咧！”
什么？我是他老舅家的人？
进了堂屋，正中是雕了牡丹、葡萄、莲花的条桌，一侧是一方我们北方农村常见的大土炕，窗户上贴了纸剪的花花绿绿的窗花。“老舅家”的人被请上了土炕，一方小炕桌上摆满了馓子和油香，土炉子上熬上了罐罐茶，冒着带点苦味儿的茶香。
“咱东干人可把老家想扎咧！”老者的头一句话，是和着眼泪一起喷涌出来的，“咱老家那面还好着哩吗？”
话题就从这里漫开去。老者述说着从老辈儿人那里听来的传说，倾诉着对家乡故土牵肠挂肚般的念想，也消解着纠结在“老舅家”人心中的疑惑。
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深冬季节，一支八千多人的队伍行进在海拔数千米的雪山上，队伍中有青壮年人，也有老人和妇孺。山顶是光滑的冰层，脚下是万丈深渊，前有雪山阻挡，后有清军追击。人们只好把皮袄和被子铺在冰层上，让老人、妇女和儿童先过。有些女人的手臂冻僵了，连怀里抱着的婴儿掉在地上都不知道。不时有人和马匹从雪山上滚落，先是一阵撕心裂胆的哭喊，然后是死一般的静寂。接下来是又一轮哭喊和静寂。饿死，冻死，战死，掉进雪山深谷摔死的人不计其数。侥幸从雪山走出，故国已经远去，眼前是俄罗斯的土地，蜿蜒的楚河封结着厚厚的冰层。友善的俄罗斯人接纳了这些自称“东干人”的人，容留他们定居在楚河两岸的土地。百余年下来，从当年死里逃生的不足三千人繁衍到今天的十四五万之众，形成了一个个东干人聚居的“甘肃村”和“陕西村”。
我很怀疑他们自称的“东干”原意是“东甘”，因为他们的祖先文字的缺失，使他们“甘肃东部人”或者“甘肃以东的人”的原意表达走了样。也许是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血雨腥风和颠沛流离，在俄罗斯人眼里，东干人是一个善良、本分、勤劳、能干的族群。他们在土地上撒下了从大清国带来的种子，长出了翠绿茂盛的庄稼；他们带来了烧砖、木工、雕刻的技艺，盖起了与当地风格迥异的美观敞亮的屋舍；他们的饮食也不像当地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只吃羊肉那样单一，女人们可以做出饺子、包子、馒头、面条、馓子、油香等等丰富的食品……
苏联东干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在苏维埃政权建立时期，哈萨克斯坦营盘镇的马三成率领的东干骑兵团，屡建战功，威震四方。苏联卫国战争中，东干人将自己的儿女义无反顾地送上反法西斯的战场，每两个东干家庭就有一个儿女牺牲在前线。吉尔吉斯斯坦米粮蕃村的东干战士曼苏子·王阿洪在库尔斯克大会战中，战友全部牺牲，一人坚守阵地，他将最后一颗炮弹砸在迫击炮钢架上，与敌人同归于尽，赢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东干人有着强烈的故国意识和乡土情结。一百年前，他们迫于无奈，一路向西；一百年来，他们东归的念想，从来没有断过。当年西去的时候，也许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识字的人，所以东干人没有带去中国的汉字。但是中国的语言，确切地说是中国的陕西方言，由他们原原本本地传承了下来。尽管许多东干人学会了当地的俄罗斯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但是在他们的家庭中，在“甘肃村”和“陕西村”里，说的都是原汁原味的陕西老话，甚至比今天陕西人的陕西话还要纯正。今天的东干人，把官府仍叫“衙门”，银行叫“钱庄子”，签名叫“画押”，学校叫“学堂”，路费叫“盘缠”……甚至，孩子们口上挂的儿歌也是“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我看过一个东干人结婚嫁女的视频。新娘出嫁的时候，梳的是古老的“燕燕头”，头顶凤冠，身着霞帔，项戴长命锁，脚穿绣花鞋，活脱脱是清朝后期妇女的装扮模样。这种装饰，不仅仅是回族的，也是满族的，蒙古族的，汉族的，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尤其，新娘脸上那种纯洁、文静、典雅的淑女气质，就是清朝女孩的典型气度，是今天所有时髦或不时髦的女孩身上找不到的。一百多年了，东干人说陕西话，吃陕西饭，没经过普通话的“普及”，也没经过港台语的污染，用口口相传的原始方式，用母教女学的传承方法，顽强地坚守自己与中华故土的血缘联系和文化基因。
让我真正感动落泪是看到东干作家的文学作品以后。在与祖国长期隔离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可能把中国的文字拿到新生的土地，只好用阿拉伯字母、希腊字母和俄文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并将自己用老陕西话吟唱的歌谣借用别人的音符记录了下来。出生在梢葫芦的东干作家亚斯尔·十娃子《我爷的城》，写爷爷霜满两鬓雪满头，临终前总是念念不忘故乡银川：“大概还等我着呢，老娘一般。/百年之前离别哩，我连银川。/我也没说‘你好在’，没说‘再见’……/把我，下罢（陕西方言：大概）忘掉哩，那个大城。”东干女诗人曼苏洛娃《喜爱祖国》深情地写道：“我太泼烦（陕西方言：多次地）想你哩，喜爱祖国。/星星落到中国哩，连箭一样。/落到哪个城里呢？我肯（陕西方言：经常）思量：/单怕落到兰州哩，我的乡庄。/我想你哩，祖国呀，天天思量。/我翻不过你的高山，连天一样。/把你没忘唱的呢，喜爱祖国。/四季都在我心里呢，连血一样。/我的祖辈生在中国，根扎得深。/大声大声，我哭哩，心都疼烂。/我作诗文记想你，喜爱祖国！/拿心血蘸到纸上，永总不忘。”他们对于祖国、家乡、亲人的思念，是那样强烈，那样真挚，简直是撕心裂肺般的哀鸣，啼泪泣血般的号哭啊！而我们却在这里浑然不知，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残酷！
东干人扶老携幼离开“老舅家”的那一刻，该是怎样的悲苦和凄凉！身处异国他乡的一个多世纪，又该是怎样的煎熬和怅惘！历史的责任去让历史的制造者去承担，我们还是一家人，亲同手足的弟兄。我的阳台上有一株娇小的玻璃翠，是一名东干学者送给的。学者告诉我，这是女儿从她的花盆里切下的一枝，你细心地浇灌她，呵护她，等盛开了艳丽的花朵，我们一家都来瞄（陕西方言：看）她。
（实习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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