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意识中，有些事看似寻常，却越细想越困惑，越深究越无奈。比如“故乡”，说起来令人柔肠寸断，境遇却日渐尴尬。过去年代的国人总喜欢说“故土难离”，如萧乾在《一本褪色的相册·美国点滴》中说的：“改了国籍，不等于就改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唐代柳宗元在《钴钅母 潭记》云：“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表面描述“乐而忘忧”，却内含思乡之情。而今，这一切已成过去，尽管于坚仍认为，“除了故乡，世界的一切都是漂泊”，洒脱、务实的现代人也只是一笑置之，不会有谁当真，他们想象诗人通常是“矫情”的。
全球化时代，无数人行色匆匆自愿离乡，大潮般涌向陌生却热闹的“他乡”。这已成常态。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城市的一些父母为儿女出国做坚强后盾，倾囊资助，不惜将温暖之家置换为冰冷空巢，子辈在异域乐不思蜀，毫无归意。父母终于发现，自己给了子辈一片天空，却抽掉了他们曾立足的一方土地，使其还乡永无可能。
在乡村，“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早已成为乡间笑柄。在外打工的日子未必风光，但蜗居老家，简直就是无用的窝囊废，不仅家人轻蔑，朋友小瞧，就连媳妇都娶不上，于是走得越早，离得越远，越被高看。
我常去的一家理发店，“小老板”兼理发师，三十出头，白皙，谦和，是个来自吉林的农家孩子。一次聊天，“小老板”说他在天津打拼了十多年，妻女都已落户本市，但他的户口还在乡下。我问他为什么，原来他名下有几亩地，转户口就要放弃，不如留着地，将来还可回乡养老。
我问他，你能回到童年吗？“小老板”有些迷惑。我说，故乡就像每个人的童年，离开了就回不去了。他点点头说，我一家三口都适应了天津生活，孩子更是天津生天津长，真回老家，日子不敢想。他提到最近一次回乡，处处冷清，过去学校有几百个学生，现在也就剩几十个，有的班只有几个，这些孩子其实也呆不长。父母在外打工，孩子暂时交给老人，以后也是要带走的。
当离乡成为一种主动行为，乡愁也就无关痛痒。“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三毛生前远游过许多地方，还曾携大胡子荷西在撒哈拉大沙漠与当地土著相邻而居，她的流浪与“背井离乡”不可同日而语，却常被升华出诗意。而对于另一些人，乡愁已被岁月冻结。
年少的木心离开故乡乌镇到上海学习美术，而后几经辗转远赴美国，暮年回乡心境已非，“在故乡，食则饭店，宿则旅馆，在古代这种事是不会有的。我恨这个家族，恨这块地方”。木心是“从中国出发，向世界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流浪与流亡，一字不同，味道则异。
余光中对故乡的感情显得更为豁达，也仅仅流于“纸上还乡”的仪式。这位台湾散文大师年轻时适逢战乱，“生而为闽南人，南京人，也曾自命为半个江南人，四川人”，后来“把一座陌生的城住成了家，把一个临时地址拥抱成永久地址，我成了想家的台北人”，遂戏称自己有九条命就好了，其中一条留在台北老宅陪父亲和岳母，一条专门用来旅行。
离乡大潮由此造就了一种尴尬境遇：出走的决绝与回归的无望。每个人的故乡都已模糊，但并不妨碍大家其乐融融地哼着“常回家看看”的曲子。波兰裔社会学家齐格蒙特认为，“普存的异乡人”已经成为最为深刻的全球性风景。我想补充的是，这个风景的背后，是人类亲手创建了辉煌的物质王国；而其代价，是失去了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
“他乡”时代，我们及后人，注定是只有居所而无故乡的“异乡人”，但我们仍需故乡的维系和支撑——它或许不再具象为现实，却永远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栖息之魂。
（实习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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