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近不在于缩短距离
时间和空间的一切距离正日益被缩短。以前人们需要旅行几星期几个月才能到达的地方，在今天，乘上飞机，一夜之间就可抵达。从前人们需要若干年后才能获悉的事件，如今通过收音机马上就可以听到有关的消息。在几个季节里自始至终总是隐而不显的植物的发芽、生长的内在过程，如今在电影里只需一分钟便可把它披露无遗。坐落在遥远地方的最古老时代的文化遗址，可以从电影上看到，似乎它们就处在当下车水马龙的市街上。此外，电影还可以通过显示摄影机和正在工作的摄影师，来证实自己所展示的东西。对一切遥远之可能性的废除，已由电影臻于顶峰。
人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最长的距离抛在身后。他把最大的距离置于身后，从而以最短的距离把万事万物都置于目前。
但是，对所有距离的疯狂废除并没有带来任何亲近，因为亲近不在于缩短距离。就距离而言，离我们最短的距离，凭着它在银幕上的图像或无线电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仍离我们很远很远。而在距离上离我们遥远莫测之物，却可以离我们很近很近。短距离本身并不是亲近；而大距离就其本身而言也不是疏远。
“说”非“讲”
说与讲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可以喋喋不休地讲，却始终什么也没说。另一个人可以保持沉默，但正因为一言不发，他说了许多。
但什么是“说”？为揭明此点，我们必须呆在当我们使用“说”这个词时我们的语言叫我们去思的事物的近处。“说”指显示，让出现，让被闻或被见到。
我们借下列事实阐明某些自明的东西，不过这自明的东西及其全部含义，我们并未致思于它。对另一个人讲，是指：对另一个人说某事，显示某事，使彼此确信所显示之物。与另一个人讲，是指：一起交谈某事，互相显示那在讲中宣告出来以及在讲中说出来的东西，即那自行明朗化的东西。未讲出的并不仅仅是某种无声的东西，而是那保持在未被说出的状态的东西，即尚未被显示出来、尚未达于其显现的东西。那必须完全保持在不讲状态的东西在不说中被收回，作为不可显示者隐于遮蔽状态，这就是神秘。对我们讲出的东西是作为断言而讲出的。断言是指某种透露出来的东西，讲这种东西甚至无须被听到。
讲,作为言说某事，属于语言的存在之刻划，这刻划遍于一切形式的说，遍于一切说出的东西；在场者与不在场者均借此一刻划宣告出来，允诺或拒绝自己，显示或撤回自己。来自众多不同渊源的多样的说，是语言存在之刻划中的无所不在的东西。
最激发思想的事是我们至今还尚未思
当我们正在思的时候，我们渐知去思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准备学习思。
一旦我们让自己涉身这样的学习，我们就已然承认自己还无能去思。
人被称作能够思考的存在者，确实如此。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ratio,就包含在思中。作为理性的动物，人必须是能思的——假如他真想思的话。可是，情况也许会这样：他想思，却不能思。更有甚者，当他想思时，由于所欲太多，反而所思甚少。人是在具有去思的可能性意义上是能思的。但光有这种可能性还不能保证我们能思……
为了能够去思，我们必须去学习思。何谓学习？人们处理一切事情，他这么做，使事情符合那作为本质呈现于他的无论什么东西，这时候，人就是在学习。通过注目于那有待思及的东西，我们学着去思。
比如说，我们称朋友中那本质的东西为“友情”。在同样意义上，我们现在称那本身有待去思的事物为“激发思想之物”。任何激发思想之物都给我们去思（的所思）。但是，它总是当那激发思想之物本质上已经是必须思及之物时，才给我们那样的礼物……什么是最激发思想之物？它如何在我们这个最激发思想的时代显出它自己？
最激发思想的事是我们至今还不思——甚至还尚未思，尽管世界状态正日益变得更加激发思想。真的，世事的演变要求人类好像应该是无所耽搁地去行动……所以，缺乏的是行动，不是思想。
然而，几个世纪以来一至于今，人们也许做的太多，思的太少了。今天，人们对哲学的浓烈持久的兴趣随处可见，差不多每个人都号称对于什么是哲学已经成竹在胸！此时此刻，怎么竟敢断定我们尚未在思呢？哲学家是那些卓越的思想者。他们被称作思想者，正因为思本来就发生在哲学中。
无人否认今天有一种对哲学的兴趣。但是——假如人们真的理解何谓“兴趣”，那么，今天还有什么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剩下来吗？
……
人们对哲学表现出兴趣，还不足以证明他有任何去思的准备……恰恰相反，从事哲学比别的任何事情都更能给我们造成一种顽固的错觉：好像只要不懈地“哲学”，就是在思了。
……
这就意味着，那在本质意义上内在地要求思及的东西，我们尚未正视它，尚未受它的支配……我们尚未在思，这根源于如下事实:那应该被思及的东西离开了人，很久以前就离开了……只要那有待思及的东西撤回去了，人们并不能真正地思。
我为什么住在乡下
南黑森林一个开阔的陡峭斜坡上，有一间滑雪小屋，海拔1150米。小屋仅6米宽，7米长。低矮的屋顶覆盖着三间房间：厨房兼起居室，卧室和书房。整个狭长的谷底和对面同样陡峭的山坡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农舍，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林子里，那里古老的杉树茂密参天，这一切之上，是夏日明净的天空。两只苍鹰在这片灿烂的晴空里盘旋，舒缓，自在。
这便是我的“工作的世界”——由观察者（访客和夏日度假者）的眼光所见的情况。严格说来，我自己从不“观察”这里的风景。我只是在季节变换之际，日夜地体验它每一时刻的变化。群山无言地庄重，岩石原始地坚硬，杉树缓慢精心地生长，花朵怒放的草地绚丽而又朴素的光彩，漫长的秋夜山溪的奔涌，积雪的平原肃穆的单一——所有的这些风物变幻，都穿透日常存在，在这里突现出来，不是在“审美的”沉浸或人为勉强的移情发生的时候，而仅仅在人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之际……
严冬的深夜里，风雪在小屋外肆虐，白雪覆盖了一切，还有什么时刻比此时此景更适合思考的呢？这样的时候，所有的追问必然会变得更加单纯而富有实质性。这样的思想产生的成果只能是原始而犀利的。那种把思想诉诸语言的努力，则像高耸的杉树对抗风暴的场景一样。
这种哲学思索可不是隐士对尘世的逃遁，它属于类似农夫劳作的自然过程。当农家少年将沉重的雪撬拖上山坡，扶稳撬把，推上高高的山毛榉，沿危险的斜坡运回坡下的家里；当牧人一无所思，漫长缓行赶着他的牛群上山；当农夫在自己的棚屋里将数不清的盖屋顶用的木板整理就绪：这类情景和我的工作是一样的。思想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生活，二者亲密无间。
城市里的人认为屈尊纡贵和农民作一番长谈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夜间工作之余，我和农民们一起烤火，或坐在“主人的角落”的桌边时，通常很少说话。大家在寂静中抽着烟斗，偶尔有人说起伐木工作快结束了，昨夜有只貂钻进了鸡棚，有头母牛可能早晨会产下牛犊，某人的叔伯害着中风，或者天气很快就要“转”了。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扎根于南黑森林，扎根于这里的农民几百年来未曾变化的生活的那种不可替代的大地的根基。
生活在城里的人一般只是从所谓的“逗留乡间”获得一点“刺激”，我的工作却是整个儿被这里的一切所支持和引导。后来，我在小屋里的工作一次次被各种各样的研讨会、演讲邀请、会议和弗莱堡的教职所打断。然而，只要我一回到那里，甚至是在那小屋里“存在”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以前追问思索的整个世界就会以我离去时的原样重新向我涌来。我只是进入工作自身的节奏，从根本意义上讲，我自己并不能操纵它。城市人总担心，在山里和农民呆那么长时间，生活一无变化，人会不会觉得寂寞？其实，在这里体会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独。大都市中，人们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并不难感到寂寞，但绝对想象不出这份孤独。孤独有某种特别的原始魔力，不是孤立我们，而是将我们整个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处。
在公众社会里，人可以靠报纸记者的宣传，一夜间成为名人。这是造成一个人本来的意愿被曲解，并很快被彻底遗忘的最确定无疑的遭际了。
相反，农民的记忆有其朴素明确永志不忘的忠实性。前些时候，那里的一位农妇快要去世了，她平日很爱和我聊天，告诉我许多村子里的古老传说。她的质朴无文的谈吐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她还在使用村里许多年轻人不再熟悉很快就会漂没的不少古字和习语。去年，我独自在小屋里接连住过几个星期。那阵子，这位农妇经常不顾83岁高龄，爬上山坡来看我。照她自己说，她一次次来，不过是想看看我是否还在这里，或者，是否有人突然把我的小屋洗劫一空。整个弥留之夜，她都在跟家人谈话。就在生命最后一刻前一个半钟头，她还要人向那个“教授”致意。这样的记忆，胜过任何国际性报刊对据说是我的哲学思想的聪明的报道。
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错误的危险。都市人想到农民的世界和存在时，常常有意把他们那种其实非常顽固的炫耀生活暂时收敛一番，殊不知这与他们心底的实情——和农民的生活尽量疏远，听任他们的存在一如既往，不逾旧轨，对学究们言不由衷的关于“民风”、“土地的根基”的长篇大论嗤之以鼻——又自相矛盾了。农民不需要也不想要这种城市派头的好管闲事。他们所需所想的是对其存在与自主的静谧生活的维系。但是今天许多城里人在村子里，在农民的家里，行事往往就跟他们在城市的娱乐区“找乐子”一样。这种行为一夜之间破坏的东西比百年关于民俗民风的博学炫耀所能毁坏的还要多。
让我们抛开这些屈尊俯就的熟悉和假冒的对“乡人”的关心，学会严肃地对待那里的原始单纯的生存吧！惟其如此，那种原始单纯的生存才能重新向我们言说它自己。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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