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或者若干个嵌入读者记忆的人物性格，这是许多人对于长篇小说的期待。短篇小说可以是一个特殊切面，这个切面的聚焦未必是人物性格，例如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大淖记事》徐徐地展开水乡的别致风情，巧云与小锡匠的故事无非这个风情的组成部分。相对地说，长篇小说体量庞大，情节繁杂，必须召集那些擅长行动的人物性格构成延续和拓展这些情节的内在动力，同时，这些人物也在持续不断的行动中完成自己的性格塑造。某些人物性格的表演出类拔萃，以至于他们仿佛踱出了文本而居住于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我们谈论他们就像谈论一个熟人似的。当然，我们可以发现，当代的一批长篇小说试图摆脱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彼此交织的模式而另辟蹊径。卡夫卡的《城堡》、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或者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已经不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曹雪芹那么专注地塑造人物性格。尽管如此，大多数长篇小说仍然将过目不忘的人物性格作为不懈的追求。
当然，这并非易事。现今大多数长篇小说的人物如同一些傀儡。他们是平面的，没有性格内涵，也没有自己的生命意志；这些人物无非被动地执行作家的指令，完成了交办任务之后立即从故事长廊的某一个出口溜走——以往只能寿终正寝，现在还可能被作家安排出国，后续情节需要的时候可以乘坐第一个航班赶回来。这种人物组装的情节要么仅仅沿袭一些僵硬的套路，要么脆弱得如同纸糊的屋子，任何地方都能戳出一个窟窿。
如何改善上述情况？批评家开出了不少药方。当然，首先必须熟悉自己描写的人物。一个每天待在书房里喝咖啡的作家不可能活灵活现地写出一个长途汽车司机或者写出一个山坳里的茶农。但是，“熟悉”并非仅仅试图描写得“真实”。分毫不爽地将那个无比熟悉的邻居移入长篇小说未必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E·M·福斯特在他那本著名的《小说面面观》之中指出，某些“真实”是作家所不屑的。例如，作家不关心人物身体内部的各种腺体和脉搏跳动，不关心他们如何消化食物以及占有人生三分之一时间的睡眠。作家当然知道，没有这些生理事实，一个人物不可能存活；然而，他们处理的是各种生理事实如何形成形形色色的意识波动。一个人血压太高或者连续失眠只能求助于医生，作家关注的是这些生理事实如何干扰一个法官的办案，或者导致一个考生成绩下滑。男主人公的身材高度可能稍有亏欠，作家的任务不是分析他的家族基因，而是想象身材问题产生的自卑情绪如何诱发强烈的自尊，从而使之幸运地成长为一个作风强硬的企业经理。某些文学研究者热衷于考证林黛玉得的是哪一个类型的肺病，这个题目有些无聊。《红楼梦》只负责显示，林黛玉的病症如何影响了她自己及其周边亲友的精神状态。合乎情理地展现这些情景就够了，作家没有必要抄录病历卡记载作为证明——后者归入病理学范畴。
文学往往自称“人学”，可是，医学又何尝不是“人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著作、新闻报导无不涉及人的某些部分，均可视为“人学”。作家必须考虑，文学与其他诸多学科之间的分界在哪里，什么是文学的特殊领域。当然，这种分界必须顾及知识体系的历史演变。古代社会不存在新闻这个学科，因此，文学与新闻的划分是现代社会的事情。某些时候，这种分界可能显现为不同的叙事话语规则。例如，历史著作只能如实记录，文学有权利虚构。叙事话语的差异很大程度地追溯至二者的分工及其文化功能。鉴于上述原因，作家往往可以从三个维面考察和衡量长篇小说的人物性格：情节、历史、无意识。
“情节”是任何一个长篇小说作家都要关注的问题，即使他的小说放弃了传统的情节模式。什么叫做“情节”？批评家曾经从各种视角进行了观察和概括，提出了不同的定义。我们首先分析人物性格与情节的互动关系。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这个命题具有相当程度的概括性。一个人物的所言所行及其引出的各种回应形成了情节。他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轨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性格。《水浒传》一百零八将揭竿而起，逼上梁山，但是，每一个人的反叛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家庭出身、教养、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地域文化共同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同时，这些性格又决定了他们下一步做些什么，以及怎么做。从宋江、林冲、柴进、杨志到鲁智深、李逵、武松、花荣，他们走上梁山的道路五花八门。林冲的造反与鲁智深的造反截然不同，就像宋江的故事与武松的故事完全不能互换。一个杰出的作家往往会耗费大量的精力想象、揣摩、推测他的主人公如何行事，并且为之寻找各种独一无二的细节。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从事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时，他不得不详细地分析主人公，依据他们的性格逻辑，想象他或者她可能在某种情景之中的独特表现。每一个性格如同每一片树叶不可重复，他们拥有的是自己创造的情节。《红楼梦》之中，袭人开门时被贾宝玉踢了一脚。她知道贾宝玉认错了人，几句话敷衍了过去；同是丫环的身份，泼辣的晴雯不可能忍受这种委曲。晴雯跌折了扇子，贾宝玉责怪了几句，她就发起了脾气，直至贾宝玉最终陪了不是，而且还得让她多撕几柄扇子换取开颜一笑。
但是，对于另一些长篇小说而言，“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这个命题可能一定程度地失效。可以想象，小说叙述一场地震或者一阵飓风之中各色人等的表现。显而易见，地震或者飓风不可能是人物性格的产物——主人公至少无法主宰事件的开端，也不可能消除地震或者推迟飓风的到来。这种状况表明，某些情节存在自身的强大逻辑，主人公仅仅拥有这种逻辑许可的活动空间。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甚至将这种状况赋予了某种形而上学的观念：渺小的个体无法摆脱命运的钳制，不论他是否位高权重，具有多么强悍的性格。事实上，批评家已经总结出不同类型的小说。一种类型注重显示性格含量的意义，人物性格左右情节的运行方向与节奏，批评家称之为“性格小说”；与“性格小说”相对的另一种类型称之为“情节小说”。“情节小说”强调的是外在于人物性格的事件发展，主人公的各种挣扎不可能撼动情节的基本格局。相对地说，文学史更愿意将经典的荣誉赋予前者，“情节小说”的美学价值似乎稍逊一筹。
相对于文学史的遴选，一般的大众读者对于“情节小说”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性格小说”。这个意义上，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著名的“情节小说”类型始终炙手可热。一本武功秘笈重现江湖，各路高手蜂拥而至，惊险万状的争夺开始了，没有看到最终的结局几乎无法放下书本；一件扑朔迷离的谋杀案惊动各方，侦探、记者、目击证人纷纷介入，山穷水尽，柳暗花明，读者必须等到那个神秘凶手浮出水面才能释然。大众读者之所以如此迷恋情节，通常隐藏了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作家设置的悬念隐藏了巨大的魔力。“后来呢？”——读者被探究的激情牢牢攫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然，并非所有的未知均可成为文学悬念。对于多数人说来，一项化学实验的结果或者两个行星之间的准确距离并非文学悬念；如何窃取一个机要情报或者两个恋人是否终成眷属则是文学悬念。迄今为止，我尚未见到未知与文学悬念之间的理论界说。在我看来，后者更多地与某种隐秘的欲望相互关联。
大众读者迷恋情节的第二个原因即是欲望。正如研究显示的那样，情节的内在逻辑不仅包含了因果转换，而且包含了欲望。一个又一个悬念的间隙，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是许多人有意无意的期盼。不论遇到多少命悬一线的时刻，主人公——也许是大侠，也许是侦探——总是吉人天相，因祸得福。各种催人泪下的曲折和磨难之后，最终的平安着陆弥足珍贵——“大团圆”或者“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成为许多小说标准的总结陈词。多数人一辈子无法从平庸的日常生活突围，富贵、浪漫、奇遇乃至惊险始终遥不可及。这种时刻，快乐的阅读冒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所以，许多人由衷地认为，金庸的《鹿鼎记》是一部善解人意的作品。进入刀光剑影的江湖，出身妓院而且手无缚鸡之力的韦小宝居然一次又一次地获得老天爷的垂青，最终赢得了数不清的财富和众多美貌如花的妻妾。这种阅读无形地释放了深藏于我们内心的某种渴求——如果我是韦小宝的话，那么……
欲望没有什么可鄙——许多欲望获得了道德的首肯。一个熄灭了任何欲望的生命不啻于行尸走肉。重要的是，文学没有理由仅仅将欲望寄托于廉价的幻想。一些网络小说的作家收到了读者的留言，要求他们不得设计一号主人公不幸离世，而且必须保证一号主人公始终对二号主人公一往情深，忠贞不渝。否则，他们就要以下线要挟。无视情节发展是否吻合主人公的性格及其社会氛围，这种故事将游离于历史语境而下降为单纯的娱乐产品。尽管如此，许多作家还是有意无意地屈从于廉价幻想的召唤。他们的想象总是迅速地拐入“情节小说”模式，按照惊险、言情、侦探、寻宝、奇幻等各种既定的套路迅速发酵。对于通常的作家说来，制造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要比深刻分析置身某种历史语境的人物言行容易得多。相当多作家可以迅速写出两个大侠如何在一座古刹的屋顶对决，剑法、暗器、轻功一应俱全，场面喧闹而火爆；然而，只有曹雪芹可以一波三折地再现宝黛二人欲言又止，然后静静地相对垂泪。
这里提到历史语境并非偶然。从古希腊的史诗、中国的讲史到现代长篇小说，再现历史始终是大型叙事作品负担的文化功能。然而，许多现代长篇小说不再重现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各种特殊的历史信息凝聚于人物性格之中。将人物性格——而不是历史事件——视为观察历史的细胞，犹如借助具体的商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在我看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学派高度重视“典型人物”的原因——恩格斯期待现实主义小说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何谓典型人物？不同的理论阐释存在争议。相对普遍的观点是，那些个性突出的人物同时表现了某种共性。然而，所谓的“共性”所指模糊。一个文学人物的“共性”指的是阶级身份、收藏邮票的癖好、一个称职的父亲还是指嗜好甜食、经常丢失钥匙、衣服的领口总是扣得紧紧的？上述任何一个特征都可以找到数目庞大的共同体证明某种“共性”。我倾向于从“社会关系”的意义上解释典型人物。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命题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否认为，一个典型人物身上汇聚了相对丰富或者相对重要的社会关系？相对丰富的社会关系显示这个人物处于社会轴心，他的独特个性源于某些社会关系的塑造，同时又再度投射于另一些社会关系，例如曹操或者诸葛亮；相对重要的社会关系表明，尽管某些人物没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但是，他们的性格包含了某些意味深长的特征，这些特征可能隐喻了未来社会的某种征兆，例如贾宝玉。他宁可混迹于大观园一批“水做的”女孩儿之间，对于功名富贵、江山社稷了无兴趣。进入封建社会末期，这种性格的提前出现富有象征意味。
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区分过“扁形人物”和“浑圆人物”。前者的特征通常一句话就可以无遗地概括，后者显示了性格的多面性。尽管福斯特肯定了“扁形人物”对于情节推动的意义，但是，“浑圆人物”显然具有远为深刻的内涵。通常，多面的性格与多重社会关系相互呼应。多数情况下，典型人物表现为“浑圆人物”。当然，强调典型人物的一个重要意图是，从中认识一幅运动的历史图景。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学派而言，认识历史运动是从事革命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无法实现这个意图，人物性格或者各种场景的精雕细琢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作为这个学派的领军人物，卢卡奇曾经在《叙述与描写》这篇著名论文之中褒扬了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同时对于左拉提出了非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左拉恰恰因为过度精细从而与历史运动脱钩了。
所谓的“社会关系”通常构成了一个人物外部的典型环境。那么，他的内心环境如何构成？传统观念认为，内心如同“镜子”一般映照出外部的社会历史。内心的喜怒哀乐可以从社会历史的演变之中找到所有的解释。然而，心理学开始对这种观念提出尖锐的挑战——主要是精神分析学的出现。精神分析学被称之为“深度心理学”，“无意识”是精神分析学的核心概念。根据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的描述，“无意识”隐匿于内心深处的某一个角落，空间巨大，清晰的理性意识不过海面的冰山之一角。许多被理性意识挫败的欲望落入无意识的深渊，可是这些创伤从未消失。由于无意识的秘密酝酿，这些创伤将在未来的某一天突如其来地重出江湖。由于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复杂机制进行了如此复杂的转换，多数人并不自知突然来临的汹涌情绪源于早已遗忘的某一次痛苦经验。许多作家对于精神分析学表示浓厚的兴趣。尽管这个学说带来的激烈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但是，许多作家仍然觉得发现了一个窥探灵魂的钥匙孔。不过，社会历史似乎没有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占有多大分量——他所构思的“恋母情结”似乎不会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改变。弗洛伊德将欲望限制于“性”的范畴，这再度限制了考察问题的视野。事实上，许多思想家正在呼吁乃至探索精神分析学与社会历史学派的结合。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或许可以为这种探索助力，这也是我愿意从情节、历史、无意识三个维面谈论人物性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