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报告文学《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2018年度第21本读物。董乐山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30万字，475页。
这本书的插图照片，清晰度不及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新版的印刷质量明显胜于老版本。两个版本都是董乐山的译本。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曾经怀着一颗激动无比的心，读过《红星照耀中国》，今天再次读来，仍然是震撼无比。喜马拉雅听书软件上叶护罗的演播也声情并茂，让人感动。给五星+。
斯诺当时在书中讲到的那些所见所闻，可能有一定的夸大成分，但肯定都是事实。访问苏区长达4个月，红军让斯诺随便看、随便写，但类似江西苏区内斗、张国焘分裂等事件，并没有主动告诉他，家丑不外扬么。
不夸张的说，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这样的书，到今天仍然不过时。我们的宣传机关，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多多的向当代青年推介，不仅仅毛粉要看，果粉更应该仔细看看。毕竟一个美国人的口中眼中的红军，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毛泽东，一个美国人眼中的蒋介石，比我们自己宣传的更加让多疑的当代青年信服。
这本书至少可以给当代的青年确立几个印象：
一、毛泽东是苏维埃真正的掌权人物。
斯诺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指1936年6月）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
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每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
斯诺是1936年6月到达保安的，当时红军刚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当时的斯诺就在书中讲到毛泽东是苏维埃真正的掌权人物。而王明1938年回国与毛泽东争当领袖角色的事情，还在2年之后。两年后的所谓王明争权本身就是个笑谈，王明怎么可能是对手？但毛泽东为了平息纷争，派了任弼时去莫斯科汇报并征求共产国际的意见，这个人选绝好，第一任弼时是苏派人物，莫斯科信任他；第二任弼时又是铁杆毛粉。结果自然明了。
同时斯诺的书也侧面证明了毛泽东的确是遵义会议之后就早早确立了领导地位的。
可惜斯诺最佩服最珍重的不搞英雄崇拜这一点，没有几年就变样了。个人崇拜随着革命胜利而悄然流行，而且越演越烈，到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二、彭德怀的孝道观
彭德怀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谈到了孝道，说孩子是父母寻欢作乐的产物，认为孩子也不必要对父母尽孝道。
寻欢作乐固然不假，可这正是大自然赋予生命的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如果没有快乐，人类将怎样传承？而且十月怀胎的辛苦、十几年的养育之恩，又是怎么可以一笔勾销的呢？
无论如何，作为红军的首脑人物，这样的话太不负责任。彭一生没有后代，下场也不好，隐约中存在因果。
三、斯诺眼中的蒋介石
满书基本上找不到一句赞扬老蒋的话，斯诺的笔对蒋介石满是讥讽、鄙夷。我想应该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不管不顾、一心一意打内战，这不仅仅让斯诺这个外国人无法理解，我们当代人同样觉得疑惑；难道宁予外邦、不予家奴，真的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吗？
其二，对日本人的苟且。无论在抗战前、抗战期间、还是抗战以后，老蒋对日本人的苟且恭敬态度，的确让人匪夷所思。
其三，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斯诺在外表繁华内里肮脏的上海、落后的西北，所见所闻都是贪官污吏、饿殍遍野，在这样的内忧外患并存的情况下，老蒋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仍然要打内战，的确有罪。
顺便说一句，书中讲到，蒋介石对大将徐海东家乡的惨绝人寰的屠戮，固然说明老蒋是个惨无人道的家伙，同时也说明这家伙不是一个智者，他根本不懂得老子《道德经》的奥秘。红军的强大战斗力，其实是有老蒋的一份功劳的，他彻底断了一切革命者的后路，革命者只能勇往直前。
不知道如今那么多的果粉，看了这样的情况，会怎样的去评价他们崇拜的蒋委员长。
四、民国时期的人民生活惨景
“死亡与捐税”篇，一个外国人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民国时期的人民的悲惨生活。场面之惨烈，让今天的人们感到震惊；蒋介石政府的贪婪让人震撼。杜甫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剧在蒋统区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地重复上演。由此斯诺也就明白了红军号召力那么大的原因了。
这对那些今天在不断美化民国的人是莫大的嘲讽。
附录：埃德加.斯诺眼中的民国十八年西北大灾荒
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1928—1930），遍及四大省份（陕、甘、宁、绥），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了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
这场灾难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国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数几个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勇气可嘉的人，为了抢救一些灾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些伤寒流行的灾区去了。他们中间有许多中国人，也有一些外国人，如德怀特.爱德华兹、托德和一个杰出的老医生罗伯特.英格兰姆。我有几天同他们一起，走过许多死亡的城市，跨过一度肥沃、如今变成了荒芜不毛之地的乡野，所到之处无不感到怵目惊心。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干瘪下垂，向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我并不想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至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去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然而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
……
这方面的事实，已经得到你万万想不到的一个人士的生动的证实。我在这里指的是斯坦普尔博士所提出的精彩报告，他是国际联盟派赴南京政府担任顾问的著名卫生专家。他的材料是这方面最精彩的材料。斯坦普尔博士最近在陕西和甘肃省的国民党辖区进行了考察，他的报告所根据的材料除了向他提供的官方材料以外，也有他本人的观察。
他指出：“公元前二百四十年据说有个名叫郑国的工程师”在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上有名的陕西渭水流域“修筑了一个能灌溉一百万英亩土地的灌溉网，但是后来年久失修，水坝崩塌，虽然经常修筑了新的工程，到清朝末年（1912年），灌溉面积只有二万亩不到”——约三千三百英亩！他弄到的数字证明：在大灾荒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另一县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据官方估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要是官厅禁止囤积粮食，交战的军阀没有干扰赈济物资的运输的话，这些人有许多是可以不死的。
这里引述一段这位日内瓦来的调查人员关于红军到达以前在西北见到的情况的话：
在一九三○年灾荒中，三天口粮可以买到二十英亩的土地。该省（陕西）有钱阶级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地产，自耕农人数锐减。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芬德莱？安德鲁先生一九三○年报告中的下述一段话充分说明了该年的情况：
“……该省外表情况比去年大有改善。为什么？因为在甘肃省内我们工作的那一地区，饥饿、疾病、兵燹在过去两年中夺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对粮食的需求已大为缓和。”
许多土地荒芜，许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别是甘肃，有“数量大得惊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灾荒期间，地主极其廉价地收购了土地，他们从那时候起就靠修筑渭北灌溉工程而发了财。”
在陕西，不付土地税被认为是件体面的事，因此有钱的地主一般都免税，……特别可恶的一件事是：征收在灾荒期间外出逃荒的农民在此期间积欠的税款，在欠税付清之前，他们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
斯坦普尔博士发现，陕西的农民（显然不包括地主，因为他们“一般都免税”）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高达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百分之二十”；“不仅捐税如此繁重惊人，而且估税方式也似乎很随便，至于征收方式则浪费、残暴，在许多情况下贪污腐败。”
至于甘肃，斯坦普尔博士说：
“在过去五年内，甘肃税收平均超过八百万，……比中国最富饶的、同时也是收税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还重。也可以看到，这种税收的来源——特别是在甘肃——是不止一两种主要的捐税，而是名目繁多的许多杂税：每种收集一小笔款，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没有一种生产或商业活动是不收税的。人民实际所付税款要比公布数字还高。首先，收税者可以从所收税款中保留一部分——有时是极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县政府所收税款以外，还有军方领导人所征的税，官方估计这在甘肃约有一千多万。
造成人民负担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民团，这本来是为了防范土匪而组织的，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已堕落成为鱼肉乡里的匪帮。”
斯坦普尔博士引证的数字表明，民团的维持费高达地方政府总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当然，在维持大规模正规军的负担之外，再加上这一笔负担就是很可观的。据斯坦普尔博士说，正规军的维持费占去了甘肃、陕西两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陕西遇到的一个传教士告诉我，他有一次曾经跟着一头猪从养猪人到消费者那里，在整个过程中，看到征了六种不同的税。甘肃的另外一个传教士谈到，他看到农民把家里的木梁拆下来（在西北木料很值钱）运到市场上去卖掉来付税。他说，有些甚至是“富”农，虽然在红军到达之初态度并不友好，但也是无所谓的，而且认为“随便什么政府都不会比原来那个更坏”。
但是从经济上来说，西北绝对不是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许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产大大超过消费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改进灌溉系统，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为“中国的乌克兰”。陕西和甘肃有丰富的煤矿，陕西还有一点石油。斯坦普尔博士预言：“陕西，特别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为一个工业中心，其重要性仅次于长江流域，只需把煤田用来为自己服务就行了。”甘肃、青海、新疆的矿藏据说非常丰富而很少开发。斯坦普尔说，单是黄金，“这一地带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克朗代克。”
这里，肯定的说，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这里，肯定的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他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但是红军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择自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死亡与捐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