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刘国强新作《罗布泊新歌》的最大特点，不妨借用文中的一句话，“其义自见”。这句话就是“面对波澜起伏的砂山、沙包和极端干旱的密集围剿，面对沙尘暴长年累月狂猛地摧残，胡杨们依旧顽强地生活，优美地抒情！”我觉得，这句话似乎可以成为这部报告文学写作风格的一个注脚。
这部报告文学是写工业的，是个硬题材，专业性强，与普通读者的生活经验存在不少的距离，作家如何顺当地进入这个题材、能否有效地驾驭这个题材，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硬碰硬”，很可能两败俱伤，题材的价值势必大量流失，作家写得也累，读者也不敢接近。于是，作家选择了一条路径，就是“优美地抒情”，这一下子让这个硬题材有了色彩，有了光泽，有了呼吸。
这部报告文学有着强烈的主体性，始终在强调“我”，写的是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想到的。“我看到的”，就是“我”在采访现场的所见，富有现场感；“我听到的”，就是与采访对象的交流，获取大量的第一手信息；“我想到的”，就是“我”对人、事、物发表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这部报告文学里，“我想到的”这个部分特别充分、特别饱满，作家激情四溢，全方位而从容地调动自己的感官、知识和才情，语言铿锵，诗意充沛，诗性富足，扑面而来，给罗布泊这个地方，给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这群员工的身上，投射了一道道诗意的光芒。“整个楼兰城，像被橡皮反复擦过多次的铅笔作业，看不出原来写了什么字。”“车轮是大戈壁的软柿子，走一路捏一路，捏不碎的才能继续前进。”“我仔细观察了晏河新，矮个儿，身材瘦削。那双大眼睛特有神，晶光闪亮，我猜想，各种设备的毛病都逃不过这双眼睛。若把这双眼睛比作‘上联’，‘下联’便是那双结着厚茧的手，百斤硝酸钾镁袋子，提起就走！”这些句子，散布在整部作品的角角落落，像一颗颗晶莹的珍珠。刘国强似乎信手拈来，将这些动人的句子安顿好，“各就各位”，去给这部长篇作品增加别样的华彩。
可以说，《罗布泊新歌》是一个生命对一群生命的致敬与礼赞。在作家的笔下，罗布泊这个地方有了人性，甚至是神性。而这群人显得可爱而生动，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定妆照”，都被作家认真对待。他们是一群勇士，在罗布泊这么一个地方，建成了钾盐工厂，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助力中国农业挺起脊梁。他们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干着默默无闻的大事。“默默无闻”这四个字，按说太平常、太泛滥，都听得起茧了，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无效的成语。但聚焦“默默无闻”的人群，为他们的“默默无闻”制造一点声响，搞出一点动静来，这是纪实写作的使命。社会舆论的聚光灯是有选择性的，往往习惯性地关注某些人群，给他们投入过量的精力和资源，而对其他的一些人群，要么是不愿意去关注，也就是忽视，要么是没有想到要去关注，也就是盲视。而这些人群就整个社会运转而言不可或缺，他们始终在发光，他们在不懈地作为。纪实作品关注这个群体，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用超长的文字篇幅为他们“打Call”，为他们提供一种精神的支撑，表达一种社会的认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有着一种“仪式感”。由于纪实作品写的都是“真人真事”，特别是这部纪实作品写的还是“好人好事”，面对的是真实、鲜活、具体的生命，用文字刻录下他们的外在形象与精神境界，对于他们个人、家人以致整个行业本身有着抚慰人心的意义。这是纪实文学的特殊功能和独特价值，有别于虚构类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布泊新歌》这部作品的出现，对罗布泊钾盐人而言，是一个庄重的仪式。
“优美地抒情”，解决了“怎么说”的问题，也就是表达方式的问题。文学的表达方式，或者说有效的表达方式，可能是感性、有趣、得体、适度。“优美地抒情”是《罗布泊新歌》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有些段落的抒情铺排得有点过度，有些用力过猛，要是能冷却、克制一下就好了。就纪实作品而言，抒情、诗意可以让题材飞起来，但有些地方飞得太高了。有部畅销书叫《追风筝的人》，或许报告文学作家就是“追着风筝的人”，也就是始终在跑着，眼睛朝着天空，但双脚要踩在大地上，手中还要拽着那根风筝线。当然，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概念。有人说过，翻译就像女人，漂亮的往往不忠实，忠实的往往不漂亮。报告文学创作的文学性与真实性大体也可能是这样，是一个两难问题。既要漂亮又要忠实，处于一个理想化状态，此中的分寸拿捏，只可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