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刘庆是一个独特的作家。我和他认识很早，那时我们都在做报纸。做过报纸的人都知道，这工作不仅是忙，还极其消耗人的写作意志，因为报纸是看过就扔的，容易给人一种再好的文字都稍纵即逝的感觉，所以，很多写作的人做报纸做久了，就都不写了。刘庆内心估计也有这种焦虑。这二十年来，他除了发表、出版《风过白榆》《长势喜人》等几个长篇小说，我几乎没见到他的其他文字。我想，他有自己的写作节奏。他成不了文坛的焦点，但也很难叫人忽略他。
《唇典》的发表和出版，再次证明刘庆的写作能力还很旺盛。超过五十万字的篇幅，写一个别人不太会注意的题材，历史和现实、民间与神堂相交织的故事里，蕴含着刘庆的写作雄心，也为东北这块热土重新划定了一个小小的精神坐标。
由此我想到，当下长篇小说的写作状况，数量很大，但真正值得重视或再读的却是不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作家过于迷信虚构了。
小说固然是虚构的艺术，没有虚构和想象，写作就无从谈起。作家最重要的才能是经验、观察、想象和思考，但二十世纪以来，虚构和想象在小说写作中取得了统治地位，观察和思考却相对地被忽视。于是，小说家胡思乱想、闭门造车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而忘了写作也是一门学问——生命的学问。这门学问，同样需要调查、研究、考证，尤其是对生命的辨析、人心的考证，没有做学问般的钻探精神，就无法获得写作应有的实感。
虚构和实证并重，才是真正的小说之道。
《唇典》就是一部作者做了很多案头工作、花了很多笨工夫的作品。小说涉及到几方面的背景：一是关于萨满文化，以及各种民间神话和民间传说；二是关于百年中国史的各种历史细节，有战争的，如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国共内战，也有政治运动的，如土地革命、大跃进等；三是关于东北地方的生活和风俗，郎乌春和赵柳枝的婚姻和感情纠葛等。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历史和现实，若要写得丰盈、真实，必定要做专门的研究，而不能全靠虚构和想象。
小说写道：“萨满是世上第一个通晓神界、兽界、灵界、魂界的智者。”小说中的“我”，也就是满斗，是一个特异的人。“满斗是一个猫眼睛男孩。他会看到的更多，别人的白天是他的白天，别人的黑夜对于他还是白天。”他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还可以进入别人的梦境。写这样一种萨满文化，这样一个通灵的人，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玄学，但《唇典》让这些神奇的书写落实于具体的历史和生活之中，萨满就不再是小说的文化标签，而是内在成了小说的精神肌理。在李良萨满为柳枝驱魔、为溥仪皇帝登基作法这些情节中，不仅塑造了李良萨满这个形象，也成功地让我们了解了萨满文化对一种人群的重要影响。
又比如写到抗日战争，这是《唇典》的核心叙事，小说里也有很多细部的描写，年代、部队、武器、各种战事、战争中的残酷景象，均可见出作者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对东北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人情的描写，也是如此。白瓦镇的小火车、柴油发电机等物象的出现，一下就能将读者带入那种历史情境。“白瓦镇的第一班小火车吭吭哧哧地爬过东面雪带山一个山峁，然后进入库雅拉河谷”，“朝鲜人还有一个铁皮箱子，里面装着一个胖胖圆圆的炮弹一样的怪家伙，名字叫做柴油发电机”，这些既是历史性的物象，也以此来提示小说叙事的时间。
许多时候，小说的实感正是通过这些细节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我对《唇典》中的许多细节都印象深刻。比如，作者好几个地方都写到了狼，“狼的舌头吐出来了，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像一条展开的裹脚布，流淌馊臭的泔水。狼的舌根吐出来了，它的口腔开始变紫，最后的贪婪一点点发黑。”这样的描写是有质感、有想象力的。尽管我没有考证过狼的舌头究竟是怎样的，但作者从舌头的长度、味道、色调的变化等方面来写，一下就把狼写活了。“风吹脑门，像针扎进太阳穴，我双手抱住锐痛的脑袋，痛得更厉害了。针刺感好容易消失了，灌进头颅深处的凉风凝冻脑浆，冻成一个铁疙瘩。”冷也具象化了。
《唇典》有很多具有表现力的细节，特别是大量关于东北日常生活的描写，生机勃勃。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演变，东北的生活变迁是很大的，早期的东北是如何的？那些器物、风俗，和现在比起来，肯定有了巨大的差异，如果没有案头工作，没有对具体物事的研究、考证，叙事上就会漏洞被出。而一部小说，作者花了多少心力去写，很多读者还是可以一眼看出来了。
◈ 二 ◈
《唇典》另外一个令我深思的特点是，作者对人与土地、人与历史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
对于很多南方人来说，他所理解的东北，往往是总括性的，是一些粗疏的印象。读完《唇典》之后，你对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会有不同的认识。刘庆在小说中写了许多场景，呈现的都是人物生命的本然状态，尤其是这些生命所表现出的义气、梦想、爱恨、生死，和这块土地对他们的滋养密切相关。洗马村，白瓦镇，库雅拉人，这些地方、这些人的生活情状里，有欲望，有苦痛，有蒙昧，有犹疑，他们在俗世卑微，在乱世挣扎。李良、乌春、满斗、王良、赵柳枝等人的命运，一路走来，可谓都伤痕累累，他们的血肉之躯，承受着现实和历史的双重重负。他们是谁？他们生命的归宿在哪？刘庆或许无力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写出了生命野蛮生长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钳制、压抑之下，个体的困顿、迷茫、抗争和寂灭。再伟大的历史都是由这些渺小的个人组成的，个体的心灵史，有时比大历史更能震撼人心。
而在这一个世纪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人与人、人与土地、人与历史之间，可以说是积怨太深。这部怨恨史，几乎写在了每个人的心里，每一寸的土地上。
《唇典》写了这些矛盾和积怨，更重要的是，它还写了这些怨恨的消释和和解。与人世的算计、争斗、杀戮相比，小说里的土地、自然（包括作者着墨不少的树）是另一个维度，它平静，广袤，包容一切，它可以平息一切的愤怒，也可以消解一切的积怨。就像作者写到，在库雅拉人眼中，每一棵树都是有灵魂、有魂魄的，它可以听懂人的语言，也会发出好听的声音来抚慰人。当这些树被遗弃、被砍伐、被消灭，就意味着人的生命也在衰残和凋零。人的生命与树的生命是相通的。
自然也是如此。山川、河流、草木、牲畜，在《唇典》里都是有灵性的，而且充满神秘感，置身其中，人的生命就有了无数灵魂的伴侣，不再孤独。人与自然的对话，也是人与历史的另一种写照。还有就是小说里贯穿始终的萨满文化，为每一个灵魂都提供援助，正如满斗所说：
“我的耳边回响着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告诉我，人世间一切举动都对应着神，旷野里，风神吹动你的头发，爱神感知你坠入了爱河，雾神沾湿你的双鬓，欢乐之神和喜鹊一起歌唱，同样，黑暗之神比悲剧更早降临，每有不幸发生，周围就刮起怜悯和忧伤的凉风。生活的困难也是神界引起的，只有借助善灵的帮助才能得以消除。而这个灵媒正是有着无限信仰的萨满。萨满的最高目标是以死者的名义说话，被某个祖先灵魂和舍文附身，为深切的信任和希望提出善意的回答。”
正是土地、自然和萨满文化的广阔和包容，为深重的历史积怨的和解创造了可能。这也是小说中最动人的部分之一。人本于尘土，又归于尘土，人的生与死，和草木、牲畜一样，都是生命的本然事件，在土地、自然和死亡面前，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矛盾、冲突、怨恨，一旦死亡来临，全部都消失于无形。时间会抚平一切生命的皱折。
而小说里大萨满对柳枝说的一段话，更为深刻：
“我们每个人都是时光的弃儿，都受过伤害。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伤害过别人。生命是祖先神和我们的父母共同创造的奇迹，祖先神在另一个世界做苦力，只为我们能来这个风雨雷电交织的世上。我们总感到身心俱疲，有时丧失活下去的勇气。库雅拉山顶的雪莲和万年石松上的蛛网也无法抚平心灵的创伤。但是，姑娘，你不要忘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脖子戴上枷锁，免得唾液弄脏大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腰间系上草裙，免得影子污染河水。我们应该对一切抱有敬意，包括自己受到的伤害，和伤害我们的人。时间是这世上唯一的良药，岁月更叠是唯一的药方。可是，人们的心像鸡鵮米一样跳来跳去，不应该有的念头总是无端冒出，心被忧伤和混乱盖得严严实实。吹过的风告诉我，泉水是因为怜悯填平洼地，可再清澈的山泉也会让位给更新的泉水，自己不得不流向遥远的未知。泉水伤心的时候会呜咽，欢快的时候浪花洁白，泉水比我们更知道生命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流过了就流过了，每一刻都是过去，每一刻都是开始。你不必为河床的肮脏负责，因为，你没有选择。你能选择的只有承受和承担，承受你不想也会来的一切，承担你必须承担的责任。”
这段话的用词也许过于文气了，未婚先孕的柳枝未必全部听懂，但她还是受感而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大萨满的话，让她知道了生命的意义，知道了时间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伤害过别人”，“时间是这世上唯一的良药”，“你能选择的只有承受和承担”，这些话，具有象征和启示意义，它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和解力量——与历史和解，与他人和解，也与自己和解。
在历史长河中，人是一个多么渺小的点，生命又是多么卑微，知道了这些，尤其知道了每个人都是罪人这个事实，悲悯就会油然而生。很多作家都想写出真正的悲悯意识，但他也许从未想过，没有灵魂深处的和解，就不会有真正的悲悯产生。
◈ 三 ◈
由此我又想到了《唇典》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它所打开的神性写作的空间。
说到神性，总是令人想到宗教，事实上，文学写作中的神性，未必是指向宗教，它可以是一种精神，一种体验。《唇典》中的神性书写，没有沦于宗教说教，最重要的是作者将神性当作日常性来写。神性一旦被指证为日常性之后，它就能为人性提供新的参照。只有人性的维度，往往写不好人性，因为人性不被更高的神性照亮的时候，人性是沦陷于生活细节之中的，它很难被庄严地审视。
这也就是很多写日常生活的小说流于浮浅和简单的原因之一。
刘庆写灵性的自然，写灵魂树，写人与神、人与牲畜之间能对话、往来，正是基于神性也是人类生活的真实存在这一认识。有神性存在的世界，很多人把它定义成神话世界，或者灵异世界，与之相关的作品，也多被说成是幻想性的，非现实的。这其实是对文学和人类历史的极大误解。
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史，从来都是相信有灵魂、有天意、有神鬼、有灵异世界的，天、地、人、神、鬼并存的世界，才是中国文明的原貌。直到二十世纪提倡科学、相信技术以后，才把神、鬼、魂灵世界从文明的辞典里删除——但在民间，它们依然坚实地存在着。二十世纪以后，好像写作所面对的，只有一种现实，那就是看得见、想得到的日常现实，好像人就只能活在这种现实之中，也为这种现实所奴役。
一个作家如果也持这种认知，那他的精神世界就太简陋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承认有神鬼和魂灵的，无论是诗文还是日常生活，无论是庙堂还是民间，一直信仰一个有灵的世界。这是人对自身的伟大想象，也是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敬畏。而文学之所以如此丰富灿烂，也源于作家们创造了逍遥游、《西游记》、《聊斋志异》、太虚幻境，而“收泪长太息，何以负神灵”（曹植）、“神鬼闻如泣，鱼龙听似禅”（白居易）、“闻道神仙有才子，赤箫吹罢好相携”（李商隐）等诗句，谁又会觉得这是在写一种迷信？
正是因为人生活在一个有灵的世界里，生命才高远，精神才超迈，人在天地间行走的时候，才能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当我们把这些瑰丽的想象都从文学中驱逐出去，作家成了单一的现实主义的信徒，他的写作只描写一个看得见世界，并认为现世就是终极，这不仅是对文学的庸俗化理解，也是对人的生命的极度简化。
文学应该反抗这样的简化。
要求文学只写现实，只写现实中的常理、常情，这不过是近一百年来的一种文学观念，在更漫长的文学史中，作家对人的书写、敞开、想象，远比现在要丰富、复杂得多。文学作为想象力的产物，理应还原人的生命世界里这些丰富的情状。不仅人性是现实的，许多时候，神性也是现实的。尤其是在中国的乡村，谁会觉得祭祀、敬天、奉神、畏鬼、与祖先的魂灵说话是非现实的？它是另一种现实，一种得以在想象世界里实现的精神现实。
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会有宗教崇拜的需要。宗教崇拜的核心要点：一是昭示出人是有限的，人活在时间的限制之中；一是表明人会思考未来，会为还没有到来的事情（比如死亡）感到恐惧，会追问人的灵魂死后去哪里。如果我们抽掉了这两点，人就不再是完整的人了，人也就与草木、牲畜无异了。
《唇典》重申了这个事实。
它里面充满神性的书写，但这些神性并非纯想象的、超现实的，它就是日常性。萨满是神性的象征，但更多的是日常性。它作为一种幽灵般的存在，既是对作家想象力的解放，也为小说找到了一个观察世界、观察人的独异视角。像李良、满斗这些萨满贯穿于小说之中，既是亲历者，也是省思者、反抗者，这一个世纪关于现代和进步的神话，也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而受到质疑，历史呈现出了不同的理解向度，小说也打开了另一个广阔的精神空间。
写完《唇典》的刘庆说，“我追求的境界是不但要有天地间的奔放和辽阔，还要有行吟诗人的从容、优雅和感伤”。可见他不迷信写实，他想接续上一种更伟大的文明，一个更丰富的世界，并通过自己的写作，恢复神性、奇思、万物有灵这些观念的地位。他不想只写匍匐在地上的人生，而试图在小说中重新想象人是如何神采飞扬、如何超越俗世，又是如何争得活着的尊严并实现自我救赎的。
《唇典》是有大的构想的，在小说的时间跨度、人物塑造、叙事结构、精神空间开创等方面上，都寄寓着刘庆很多新的写作抱负。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能有这种大的写作志向的作家并不多，刘庆磨砺多年推出的《唇典》，清晰地表达了他的这种志向。
当然，这部小说还有不足。比如，小说里的人物对话，不同的人的个性和腔调略嫌不足，多数时候会让人觉得人物对话是出自作者自己的口吻；密集出现的事件的粘连度也有待加强，否则会给人为写历史而有意堆砌的感觉。由这些不足，我想到了一个作家的话，就是写完《白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斯特拉霍夫写信说：“小说中许多急就章，许多地方拖沓，没有写好，但也有成功的地方。我不是维护我的小说，我是维护我那个思想。”引用这话，我并非要在两个作家之间做简单的类比，而是想说，一部有想法的小说诞生之后，作家的这些想法同样值得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