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此情可待成追忆：我的《创业史》阅读记略
《创业史》的确是我在文学上的初爱，自少年时代读过，从此念念不忘，后来多次重读，仍然爱好如初，真可谓“一卷难忘唯此书”也。这里，就先说说我的《创业史》阅读史吧。
我是1972年初读《创业史》的。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十一岁的乡村少年，刚读小学四年级。记得那年的正月里，我的大堂姐夫陪堂姐回娘家（他是六十年代初的回乡知青，家住县城附近，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听说我这个小弟弟喜欢看小说，就顺便给我带来了他当年购读的《创业史》第一部。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的初版本，比我出生还早一年，书是青绿的封面，特别清新可爱，至今记忆犹新。我得到书急不可待地读起来，读后喜欢得很，觉得作者真是神了，把乡村社会的三教九流人物写得那样活灵活现，就像我们村里的人一样真切和亲切，而未完的故事更让我翘首以待，心心念念地惦记着第二部。1974年3月到县城上初中，第一次到中学的图书馆借书，就向老师要“《创业史》第二部”，老师说没有，让我非常失望。1978年3月到兰州上大学，第一次去图书馆借书，仍是问“有没有《创业史》第二部？”同样失望了。稍后才知道，《创业史》的第二部尚未出版，难怪我一直借不到啊。
1979年初得知山东师大中文系正在编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的消息，我也立即订购了一本，年末拿到书一看，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严家炎先生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等三篇批评文章。严先生对柳青成功塑造梁三老汉形象的好评，我自然很是佩服，可是他批评柳青在梁生宝形象塑造上的“失误”，却让年轻的我很不以为然，甚至感到“很受伤”，因而很同情柳青的反批评文章《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直到1986年我做了严先生的学生，有一次聊天，听他说起柳青的激烈反应原是出于误会——柳青误以为严先生后面有“大人物”如周扬等人的“背景”、其文章可能是按周扬派的“授意”来向他发难的，后来知道严先生只是一个直抒己见的青年学者，并无什么背景，柳青也就释然了。
九十年代以后，不时看到一些学者用时髦的政治正确和艺术正确观点“重评”这部小说，宣判它在政治上的“失误”和艺术上的“落后”，我很是惊讶和纳闷，没想到文学批评已先进到如此应时当令的地步。新世纪之初，有一次撰文讨论现当代小说中的新旧文化情结问题，不免想到《创业史》里的相关内容。于是重读一遍，仍深为感动，毫不怀疑它的真善美，所以在那篇并非专论《创业史》的文章里，情不自禁地发了这样一段不合时宜的议论——
以柳青的《创业史》为例，这部曾让少年时代的我极为倾心的巨著，如今我仍对它所表达的创业激情仍深感敬重，不过那不是我在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在此想到它是因为该书有两类小细节让我铭感至今。一是蛤蟆滩互助合作的领头人梁生宝对其“落后”的继父梁三老汉始终不渝的孝道——听到乡长批评继父落后，梁生宝激动地声明：“谁说俺爹的坏话，我心里疼嘛。……我经常对俺爹态度好。”秋收后，第一次有了余粮和余钱的梁生宝坚持旁的什么都不忙，首要的是给一辈子都没有穿过全套新棉衣的继父圆了这个新梦。一是幼年的梁生宝好强怜弱的德性和临财不苟的骨气——他给一个富农看果园，有一次主家不在，梁生宝出于同情，自作主张卖给一个过路的病人几个桃子，待主家回来后，他说明情由，一毫不苟地把钱如数交给主家。作者柳青用激赏的笔调写道，前一行为让梁三老汉“感动得落泪了。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的尊严嘛！”后一行为则使富农主家惊叹道：“啊呀！这小子！你长大做啥呀？”尽管柳青以为这些言行只表明梁生宝自小“学好”——“学做旧式的好人”，而他则立意要把梁生宝塑造成一个“新式的好人”。但理念上的分辨显然未能压抑情感上的共鸣，所以柳青还是不由自主地把他笔下的梁生宝写成了“新式的好人”和“旧式的好人”的综合。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式的好人”梁生宝不也是“旧式的好人”梁生宝的继续和扩大么？因此人们尽管可以事后诸葛亮般地断言他必然失败，但那又何损于好人梁生宝呢？如果我们今天重评《创业史》这类小说，而只满足于从政治行情上贬斥它，那除了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已势利到根本不配评论这样的小说之外，恐怕再说明不了什么。
这段话里的感慨议论，乃是针对时人过于功利地追随时代变革作翻案文章、一刀切地否定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热情反映当年这一重大制度创新的文学作品《创业史》而发。只是当日文章另有论题，这点感慨议论也就未及详说。略觉欣慰的是，我的这点感慨议论所暗含的再反思，似乎还是被此后的学界注意到了——新世纪以来再论《创业史》的文章有不少都引用了上述这段话，近来学界对《创业史》的评价渐多同情与肯定，这是很可喜的进展。
最近再读《创业史》，我的感动丝毫不减当年，并且不无新的体会。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风水谈很流行，可是也别忘了“此一时彼一时也”的古训，所以“今是而昨非”的趋时批评亦未必中肯。而回顾八九十年代对《创业史》的重评，都依据新时期的农村政策来否定五十年代互助合作的合理性，从而断言《创业史》的“生活故事”缺乏真实性，但这些否定论者几乎无人能全然否定《创业史》的艺术成就。看得出来，新时期批评家今是而昨非的判断仍沿袭了过去的政治批评习惯，意在表现自己的先进入时，并无诚意深究作品的实际也无心追究自己的艺术感受。其实，很难设想一部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故事”纯属虚假，而其艺术表现却可以给人真善美之感——如此与内容完全无关的艺术成功是可能的吗？
这样看来，《创业史》的故事和叙事的真善美，似乎仍有可以申诉和肯认的余地。
二、且真且善的制度创新：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创业故事
“创业”当然是光荣的事业，所以也难怪有些人的创业想象会浪漫到“想当然”的地步。比如，最近看凤凰卫视网的新闻，总先看到一段加载的“英雄创业”动画视频，其动画人物孔武雄壮，解说词也极为慷慨激昂：“开局是个农民，只有一条狗”、“靠双手打造工具”、“辛勤劳作，开荒辟土”、“建设属于自己的村落”、“成为大地主”；这动画的另一版本更夸张地宣示：“一开始你就只有五个农民”、“加上一把斧头，”、“耕种建房、采矿生产”、“筑起城墙，开创王朝”、“南征北伐，不断的开拓疆土”。两个版本里的创业者形象都是中国脸孔而西人装扮，看来更像是身强力壮、创业有方的鲁滨逊，场景建筑和地理风光也都是西洋式的。显然，只有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虐坏了脑子的人，才会有如此如“豪情满怀”的创业想象。
其实，创业是很艰难的事，尤其在近现代中国的农村，农民的创业更难，能“成为大地主”的人是少之又少的。追溯起来，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内陆农业大国。当春秋战国之际，铁器的发明和牛耕的推广，使土地的开发利用成为最具效益的生产活动，中国由此进入农业文明，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央直接统辖地方的郡县制，因为有效地打破地理阻隔、有利于互通有无、大大节约社会成本，所以也一直通行于中国。如此这般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与其说是所谓“封建社会”，还不如说是地道的“土地社会”。正惟如此，中国社会的大问题、大矛盾也就往往因土地而起——人口日增而土地有限，土地兼并加剧，无地之民多起来，社会矛盾就难免了。如明清两大帝国的败亡，其内在原因都是人口滋盛而土地日蹙，产生了大量贫民、饥民和流民，他们没有土地、没有饭吃，到了饥荒之年，更难以糊口，不造反才怪呢！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口滋甚，土地问题成为最大的“内忧”，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贫弱的中国又没能力和武力去通过海外“殖民扩张”、“开疆拓土”来解决土地问题，反而迭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外患”之来袭，老中国因此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抓住了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真正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才重建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但它能够领导人民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顺利走向现代化吗？还是不得不重蹈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历史覆辙？这是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严峻问题。
这也正是《创业史》所要考问的“创业”难题。柳青在“题叙”里就提醒读者，这是一部描写“社会主义革命的头几年里”农村社会种种“矛盾”逐渐走向“统一”的“生活故事”。这是一个非常简括而又意味深长的提示。显然，这个“生活故事”的核心乃是“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变革。其缘起是，新中国之初，广大的贫苦农民虽然有幸分得了土地，可是人多地少，不但大多数人无法致富，而且许多人很快就面临着无力生产、生活困难的困局。情况甚至严峻到一些人不得不卖掉刚分得的土地。正是为了解救这种危局，共产党新政府动员一些仁义先进的农民带头组织穷帮穷的生产互助组、进而向合作社方向发展，在这过程中他们遇到种种问题、面对重重矛盾，而终于在新政府的支持下走出困境，使新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实现了“统一”，那便是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从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和农民的需求来说，“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这种变革是合理正当的创举和善举，它不仅受到贫苦农民的欢迎和支持，并且也符合现代化之规模经营的创举。即使从当今西方的新制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来看，五十年代中国农村的互助合作，也是那时的中国农村可以找到的有效解决大多数贫苦农民生产-生活问题的“制度创新”或 “制度安排”，而并非当今一些论者所谓执政党不顾民意强行推行的政治经济“乌托邦”。
与当今的合作化否定论者之观点恰恰相反，建国之初执政党在农村全面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一开始也没有急于在农村推行经济的集体化，毋宁说他们也希望耕者有其田的广大农民们能够自给自足、休生养息。可是，一个困扰了中国上千年的老问题很快就有重新复发的势头——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的现象再次威胁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并且，任由分散的小农经济按自给自足、“自由竞争”的自然法则运行，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发展出现代化的规模经济。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农村很快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大问题——要么重蹈旧中国的覆辙，要么另寻出路、进行现代化的制度创新。柳青在《创业史》里聚焦于两种不同的“创业”路径之比较，满怀着关注农村前途和农民命运的“问题意识”。但柳青也并不像当今否定论者所批评的那样简单褒贬两种创业路径，而是对二者都给予有同情的理解，至于他的倾向性固然与他的政治信仰有关，但归根结底乃是他深入反思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教训和现实困境后所做出的比较选择，而并非简单地“服从政治”，其真实性、真诚性和合理性都无可置疑。
作为长期扎根农村的作家，柳青自然明白，即使在旧社会的农村，一些贫苦农民勤苦劳作、勤俭持家，再加上一点好运气，是可以发家致富的，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并且，作为中共党员的柳青虽然也秉持着阶级观点，但他同样也很清楚，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里，阶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具有可上可下的流动性，“题叙”以及随后的章节就很生动地也写出了这种流动性，让读者看到“也有一些幸运儿，后来发达起来，创立起家业，盖起了庄稼院。”比如老梁家和老郭家原本都是流落到蛤蟆滩的穷人，后来也都幸运地渐渐向上升了。其中，凭着勤劳和诚信而使家庭生活渐渐有了起色的是梁三的父亲。更幸运的是老郭家的三兄弟，他们跟着父亲老郭移住到蛤蟆滩，起初租不到足够的稻田，只能给人家打临工，真是穷得叮当响。可是后来有一家地主衰落了，它的败家子弟把渠岸边的大片好田地卖给了家住县城的国民党骑兵师师长韩占奎，这给了郭家以机会。因为“土匪出身的军阀家庭对于经营田产既是外行，又没兴趣，不乐意和许多佃户来往。韩公馆派人到下堡村寻找一个可以独家承租的务实佃户，郭世富弟兄三人被选中了。于是乎，不几年，郭世富就买下马，栓起车，成了大庄稼院了。”可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也相当脆弱，碰到灾病和祸乱往往难以抵御而不得不铩羽而落。梁家的创业半途而废就是为此。本来，梁三子承父业，已是有房子有租田收入稳定的好佃户，倘若命运继续顺水顺风，他是可能上升为中农的，他的堂哥梁大不就成了中农么？“但是梁三的命运不济，接连着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于产后风。他不仅再租不到地了，就连他爹和他千辛万苦盖起的那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了，自己仍然孤独地住在他爷留下的草棚里。”民国二十八年捡到一对逃荒的母子而重建家庭，让人到中年的梁三重振创业的豪气，但命运仍是不济。梁三老汉把希望寄托在继子梁生宝身上。梁生宝身强力壮也很有主意，创业翻身的劲头更足，可是他碰到的地主吕二细鬼更会算计，根本不给他机会，加上被拉壮丁、出逃荒山野岭，梁生宝的发家梦也破灭了。
研究者不应忽视，在土改运动之后，新中国进入了和平发展的年月，新政权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一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于是传统的升降变迁再次开始了。正如柳青在《创业史》中所描写的那样，此时“天下农民一家人”的口号用不着了，贫富的差距和阶级的分化似乎成了不可抗拒的规律而再次出现：一些在土改中曾经惶惶不可终日的富农和富裕中农，拿到土地证后终于吃了定心丸、重新抖起来了，比如富农姚士杰就开始积极倒卖粮食、放高利贷，并且带着报复的快意打压贫下中农的互助组，因为互助组阻遏了他的剥削，所以他甚至借“互助”之名，把梁生宝互助组的栓栓收纳到自己门下，一边玩弄着栓栓的媳妇，一边暗暗向互助组示威；富裕中农郭世富则大兴土木，建起了二层楼屋，却坚决拒绝给贫苦农民借贷粮食度春荒，他甚至向还不起的贫苦农民讨要积欠，逼迫他们出卖刚刚获得的土地。
正是在这种放任自流的情况下，刚刚获得了土地的贫下中民，很快就走上了分化之途。一些人家有劳力、畜力，所以积极发家致富，如下堡乡五村的代表主任郭振山。郭振山在旧社会就是一个能干有魄力的佃户，只是运气不好、没有发家的机会，解放后他积极参加土改，成了下堡乡五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村农会代表主任，这身份使他分得了蛤蟆滩上最好的土地，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发家致富了，他和弟弟卯足了劲，并且投资了镇里的私营砖厂。不难想象，以郭振山的精明强干，过不了几年他就会置地盖房、成为蛤蟆滩的富裕庄稼主了；梁大老汉及其儿子梁生禄也往上升了，他家已买下瘸子李三的地，日子过得蒸蒸日上。但是，与这些蒸蒸日上的人家相比，更多贫苦农民的日子则很快陷于困境：他们在土改中虽然分得了救命的土地，可是生产能力很弱，不是缺人力就是缺畜力，只是凭借政府提倡组织的互助组，生产才得以勉强进行，解放初的日子仍然过得紧紧巴巴，一到青黄不接或是碰上灾病的时候，就难以抵御。解放的头二年他们靠政府提倡的“活跃借贷”勉强糊口，可是到了1953年土地权确立之后，富裕户再也不愿意提供“活跃借贷”，加上人人都忙着自家的活计，缺乏组织约束力的互助组就渐渐趋于解体。于是，不少生活困难、经营无法的贫困户，就面临着再次失去土地、重新返贫的危机。就像《创业史》里的老农民王瞎子对人民政府的抱怨那样，“既不能分给每户足够自耕自吃的地，又清算了从前给他租地的财东，他王瞎子一家人该怎么过活呢？”任老四家、欢欢家、高增福家等等，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和危险。柳青满怀同情地描写了他们的遭遇，如高增福“倒霉透了”的生活和生产困境——
高增福的倒霉劲儿，看来没个尽头。六岁时候，他爹给地主铡草，切掉了四个指头，丧失了生产的技能，尽靠讨饭把福娃子拉扯大。福娃子会在渠岸上割草，就给人家干活，长工生活一直熬到土地改革。一九五○年冬天，长工高二分到六亩稻地。一九五一年春天，人民政府发给他耕畜贷款，他买了头小牛，开始了创立家业的奋斗。谁料想刚刚一年，女人因为难产猛地一死，又把他掼倒了。三年期限的耕畜贷款还分文未还，贫农高增福已经把耕牛卖掉，埋葬了女人。他只好和另外三户贫农伙使一头牛，一户一条牛腿地对付着种地。他带着女人丢下的四岁娃子才才，过着一半男人一半女人的生活。现在，他正当着女人，在富农邻居姚士杰的碾子上轧玉米糁糁哩。
……
孙水嘴走后，高增福在碾房里一边推碾子，一边无限感慨地思量：
“郭主任专心发家罗，对工作，心淡罗。我这互助组畜力困难，想吸收两户中农，投他的大面子给人家说说，他嘴里空答应，到底还是没说。他把从乡上应回来的啥工作，都推给孙水嘴办，他和振海闷头干活！水嘴积极，不是为人民，保险又谋着啥好事哩。你看他在黄堡兴盛德字号当过伙计的那身街溜子气吧!唉，谁能给郭主任提醒提醒就好哩。可惜!可惜!郭主任是有能耐的好庄稼人啊!……”
这样的贫富分化、阶级升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体制（包括国民党统治时期）下，就像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一样“正常”；而当今的一些热衷传统地主-士绅统治秩序的新儒家信徒们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徒们，也都觉得农村社会的这种分化升降乃是乡土中国的千年“正道”，并且符合自由主义学说之“自由”，所以他们不仅认为贫富分化、阶级升降不足为病，甚至进而肯认单靠这种低水平的自然经济，就可以“开出”一片现代经济的新天地来。
可是，共产党新政府不会接受乡土中国的命运轮回，因为这是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支持下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执政党不能眼看着刚刚翻身解放的农民再次陷入贫富分化、阶级升降的命运轮回，也明白新的“人民共和国”倘若只沿着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老黄历”原地踏步，那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他们充分认识到农村和农业必须进行生产方式的现代性变革，才会有现代的出路并推动整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同样的，广大的贫苦农民业已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之初的土改-互助运动中经受了考验、锻炼和教育，由此在新中国之初的各地都涌现出不少虽然身为穷棒子却具有新思想的先进农民，他们再也不愿像闰土那样默默接受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轮回，而企图在共产党新政府的支持下改革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行集体创业的尝试——尝试一种可以发挥群体合作优势和规模经营效益并且有利于运用现代耕作技术的生产方式，这既是集体自救也是集体创业。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创举，一种经济制度的创新。互助组和合作社是这项制度创新的两个阶段，《创业史》对此做出了循序渐进、真诚恳切的叙写。
互助组运动在抗战时期的解放区就开展了。作为年轻的解放区作家，柳青曾创作了表现解放区互助组运动的长篇小说《种谷记》。在全国解放后的新区，互助组运动继续推广，与“活跃借贷”等新政策一起发挥到了稳定农村局面的作用。然而进入1953年，农村互助组的发展却遇到了很大困难，甚至面临着解体的危险。这一是因为互助组本来就是一种临时的救急-救济措施，所谓能和则合、不和则离，缺乏制度的约束和稳固的向心力。二是因为1953年重新确立了土地产权，农村的富农、富裕中农吃了定心丸，他们拥有充足的生产资料和能力来发展自己，贫苦农民则有可能成为他们再次施加剥削的对象，所以富农、富裕中农不仅不愿与贫下中农“互助”，甚至连“活跃借贷”也不愿再负担了。至于一些在土改中获益而发展起来的新中农如郭振山等等，也都忙着个人的发家致富，对互助合作运动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一度有声有色的互助组就突然失去了发展的后劲。郭振山领导的互助组其实是他精心选择的，其中并无多少人需要他的帮助，他乐得与兄弟一起忙着自己发家致富，真正穷帮穷的互助组是梁生宝和高增福领导的两个组。可是，高增福由于自己的拖累大并且他的组织能力也有限，不能有效解决贫困户的生产-生活问题，甚至于连自家的问题也束手无策，加上富农姚士杰的诱骗和郭振山的不施援手，高增福的互助组被迫解体了。只有梁生宝的互助组坚持下来，虽然其间也有富农姚士杰的破坏、父亲梁三的拖后腿、堂兄梁生禄的阳奉阴违，以至王瞎子的退组等等，但梁生宝不为所动，他带领互助组进山搞副业，切实地解决了劳苦群众的困难，新稻种的合理密植也获得显著的成功，后来又接受了高增福等新成员，进一步发展壮大，靠集体的力量和规模效益，打了一个漂亮的生产翻身仗，水到渠成地成立了灯塔合作社，这个合乎农村实际、效益显著的制度创举，从此稳稳地在蛤蟆滩站住了脚跟。
看得出来，互助-合作制度对农民的吸引力，其实并非因为它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先进性”，而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在生产经营上有效地帮助贫苦农民走出了困境。农民都是很实际的人，他们不会拿着救命的土地去为政治的光荣冒险，他们之所以加入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合作社，当然基于他们对新政府的信任，但更出于他们对自己身边的互助合作领导人之日积月累的信任。梁生宝也确实值得他们信赖，他的怜贫惜弱、公道善良、牺牲精神和组织能力，是他们眼见为实的事情，所以贫雇农群众发自衷心地拥护他。就连并不贫困的好中农冯有义也深深被梁生宝所吸引，始终支持他。当梁生宝救助受伤的栓栓，并安慰他不能上工的时候自己割的毛竹就算他割的，冯有义看在眼里、感动在心——
生宝的精神，感动得好心人冯有义瞪起眼睛看他。这个四十多岁的厚敦敦的庄稼人，是个完全可以自己耕作的普通中农。他入这个互助组，只是喜爱生宝这个人。他把入生宝互助组，当做一种对新事物的有意义的试验。要是失败了，他也不后悔。生宝的每一次自我牺牲精神，都使有义在互助组更加坚定，对互助组更加热心。
像梁生宝这样怜贫惜弱的好人，在旧中国农村就不乏其人，新中国的政治更进一步激发了此类人物的成长，而正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了传统的“好人”和新式的“好人”的优秀品质，他的互助组才格外吸引了下堡村最多也最穷的一批群众，诚所谓人多力量大，并且由于统一安排耕作，也有利于新的农业技术的推广，加上人民政府派来了技术员韩培生，帮助互助组推行良种化肥和新的耕作技术。结果是，这些最贫穷的农户终于靠团结互助在生产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农副业的经济效益都很显著，他们从此在蛤蟆滩可以挺直腰杆做人了——
生宝互助组密植的水稻，每亩平均产量六百二十五斤，接近单干户产量的一倍。组长梁生宝有一亩九分九厘试验田，亩产九百九十七斤半，差二斤半，就是整整一千斤了。这八户组员里头，有五户是年年要吃活跃借贷粮的穷鬼，现在他们全组自报向国家出售余粮五十石，合一万二千斤哩。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它不长嘴巴，自己会说话的。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任老四、欢喜、冯有义、郭锁，以及为了熬好名声争取将来能当干部而好好“表现”了半年的白占魁，现在都站在大伙面前，大伙可以看见！
由此，贫苦农民在精神上也获得了翻身。合作社的成功使先前的贫困户成了蛤蟆滩以至全区最受人瞩目的光荣人物，平生第一次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就连最穷的穷棒子任老四，过去一直被人瞧不起，如今也挺直腰杆、扬眉吐气。当他看到富农姚士杰不愿交余粮的时候，忍无可忍地跳起来要打姚士杰。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当然，任老四被人拦住了，他也不是真要打姚士杰，而是借机出口恶气罢了。如此今非昔比的精神状态，让人刮目相看——
任老四卷起袖口，往前挤。大伙把他挡住。显然，老四太过火了。不过人们知道：他想借这个机会，为姚士杰从娘家那边引诱素芳熬月子的事，出口气。大伙惊奇：啊呀！刚刚开始不缺粮了，任老四就变得这样厉害罗！
任老四的底气来自于已有效运作的农业合作制度——有组织起来的穷哥们的支持和人民政府做靠山，任老四再也不怕富人的气焰。这个细节有力地证明，贫苦农民一旦有了地有了粮有了组织，就增添了为人的底气，完全可以挺直腰杆做人、显示出不可轻侮的人性尊严。
这也正是我至今阅读《创业史》仍然深受感动的原因——它以真实生动的叙事和深入人心的描写，表明互助合作作为新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确是那时农村实际情况逼出来的穷帮穷的制度创新，既是一项顺应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能够解决其生产经营困难的制度善举，更是一项有利于发挥人多力量大的比较优势并且更便于发挥现代的规模经营效益和更适应新技术推广的制度创举，所以它在五十年代的发展比较顺利而且富有成效。
自然，这样一项制度创新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后来的“大跃进”和“一大二公”的公社化以至于大食堂等等，都显然冒进了，由此招致了部分地区的严重饥荒，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幸好到了六十年代初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这是比较切合农村实际因而也便于施行的制度安排，所以一直延续到“文革”的结束。在这十多年中，农村借助集体经济的优势，大力开展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和新的农业技术的推广，粮食产量稳步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不低，不仅使成倍增长的农村人口基本得以温饱，而且养活了大量的城市人口，从而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在“文革”最激荡的年月，正是有赖于农村的稳定供给，整个国家才免于混乱的灾难；同时，农村教育和卫生也获得了空前的改善，干群关系也比较顺畅——在严厉的政治规训中受压抑的乃是干部而非群众，几乎没有干部敢以“官”凌人。而最重要的是，合作化的农业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做出了重大的奉献和贡献——国家通过粮食统购政策和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将农业的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这其实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统一计划经济体制从农业调配资源和资金来支持工业的发展。
就这样，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新中国终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了比较完整的现代经济体系，但这套经济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的一切积极势能也到此发挥殆尽，不可避免地走向物极必反的极端和绝境，尤其是集体主义的经济效能已近于失效、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则让人再难忍受，于是逼出了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转型，中国由此迈入了所谓的新时期，这是一个走向务实的改良主义和趋于市场经济的新时期。所谓改革，当然是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问题之改革，但也必须认识到，改革同时也是以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成就为基础的，没有那些成绩为基础，改革与开放从何做起？可是，新时期的历史反思却带动了今是而昨非的思想逆转。于是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被斥为纯属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实践，而非因应当时农村实际情况和中国现代化要求而发动的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的革命。在这些论者眼中，八十年代家庭承包的有效性似乎无可怀疑地证明农户单干承包在五十年代也会同样有效；他们觉得只要一任小农经济的自然发展就能够拯救中国农村并使其自然地走向现代化，合作化完全是多此一举的扰民之妄举。连带而及的，是以《创业史》为代表的反映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小说也面临着被否定的命运。虽然没人能完全否认《创业史》的艺术成就，但新时期学界先进都事后诸葛亮地断言：由于《创业史》为一种错误的政治经济路线唱赞歌，所以它当然是一部令人遗憾的失败之作。新批评家们毫无耐心和诚意去做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他们的今是而昨非的批评其实不过沿袭了与时俱进的政治批评习惯，甚至只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演而已。如此新批评，除了见风使舵的政治势利还有什么？
其实，这世界上并不存在永远正确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一切都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并且任何经济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只能权衡利弊、择要而行，因而时过境迁、与时更新也是必然的事。此诚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所以既不可一成不变，也不必今是而昨非。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新中国前三十年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奠定一个坚实的现代经济基础，而当时的困境是“一穷二白”、“人多地少”、“缺乏资金”，为此就必须发挥人多力量大的比较优势和可以在国家强力体制下统一规划经济、集中调配资源的优势，所以前三十年的工农业政策都趋于集中统一，并且重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积累以便扩大再生产，而对国民生活消费和用于消费的副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则相当节制和约束，这势必招致人们的不满，因此执政党便启动一系列意识形态措施，诸如斗私批修、反对资本主义和小农自发倾向，提倡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和勤俭节约等等，极力以严格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压制住自由-自发思想的干扰。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制度配合下，新的共和国才得以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在较短时期内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创建新中国经济基础的大业。就此而言，五十年代的合作化和六七十年代“队为基础”的公社化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合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配置，都是有助于推动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制度安排，它们也确实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没有这些，新中国的资本积累和经济起步，是不可设想的。但如此过于集中统一的制度安排，其积极效能也不可能维持很久，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过于集中统一的积弊已非常明显，所以才促动了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新时期以来的四十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趋势就是逐渐松绑开放、积极转型为市场经济。到目前为止，这个转型做得也相当成功，而其成功的前提就是它有前三十年的基础，同时没有完全放任“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来支配一切，党国体制仍然坚持对市场经济的推动、引导和平衡。正惟如此，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才没有完全陷入“原始竞争的市场丛林”，也没有被西方的强势资本所吞没。即就农村而言，前三十年合作化-公社化的积累，其实为后来家庭承包制责任制的推行提供了条件——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和集体积累，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科技的推广，显著改善了农村的生产条件，所以广大农民在新时期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后，才有能力有条件从事个体生产并且普遍增长增收，却没有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回头看五十年代初，单干的农民并不都具备这些条件，任由小农经济“自然”发展、“自由”竞争，只会导致再次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关系的恶化，那样一来，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充其量也就是印度那样的水平，只能是少数富人的现代化和大多数人的贫困。还应注意的是，新时期的中国仍保留了此前合作社-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农民只有生产经营权而无土地所有权，这为新时期进一步的工业化、城市化大大节约了社会交易成本，使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更为顺畅。
而并非偶然的是，新时期农村经济的繁荣也只有短短数年，随着大家庭的分家，各户可支配的土地减少，大多数农家只够勉强维持温饱，却没有能力进一步发家致富。于是出现了大量进城的农民工，广大的中国农民成为工业发展的后备军，而他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失去土地、进城求生的农民之不同，就在于中国还为他们保留着一块最后的可供耕作救命的土地。而新时期的中国的工业，已成长到可以不再靠剥夺农业而突飞猛进，并可以反哺农业了。
所以，五十年代的合作化及后来的公社化，实乃中国农村以至于整个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一段必由之路，这条路当然有得有失，而得大于失。我们对其得失利弊自然可以总结反思，但也不必妄自菲薄、今是而昨非。柳青倾情抒写的《创业史》是值得敬重的经典而非可以任意贬斥的伪典。何况纵使梁生宝们的集体创业半途而废，那又何损于仁义为公的好人梁生宝呢！当今的一些流行论调，如新儒家鼓吹的地主-乡绅神话和新自由主义鼓吹的个人-市场神话，不过是书呆子的痴人说梦而已，既解决不了也解释不了当年中国农村的实际问题。
三、体贴入微的心性深度：《创业史》与“人的文学”之转进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新启蒙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文学史视野里，“人的文学”被确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唯一正确的方向，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的文学则因为是“阶级-政治话语”，而统统被斥逐于“人的文学”之外。为什么努力表现工农兵群众的解放区-十七年文学，算不上“人的文学”？而只有那些把劳动人民写得非常愚昧落后、缺乏人性自觉的文学如鲁迅的小说，和致力于表现“财主底儿女们”如何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如巴金的小说、路翎的小说、曹禺的戏剧，以及把乡下人写成无不善良美丽风流的快活男女的沈从文小说，才是凸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肯定和美学趣味。比如，把农民等下层群众写得愚昧落后不觉悟，不正恰好彰显了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先进性和重要性吗！追求个性解放的“财主底儿女们”之苦闷，不也是同样出身财主家的作家们及作为小资的学院批评家自身之“苦闷”吗！所以这“苦闷”也就被肯认为很有“人的价值”和“人的文学”之价值了。至于沈从文笔下善良美丽风流的乡村快活林男女，其实也是按照知识分子的性趣塑造的，就连所谓革命启蒙主义作家路翎笔下的一些有“个性”的劳动妇女，如“饥饿的郭素娥”的个性解放之冲动，其实也是按照知识分子的性趣塑造的——郭素娥不就是“卡门”的中国乡村版吗？所以她才深受一些革命启蒙主义批评家的青睐。可是在解放区-十七年的文学里，工农兵群众不仅不再那么落后不觉悟，倒是在革命政党的教育鼓动下成了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其间并没有给知识分子及其喜好的“启蒙主义”主张留下权威的位置和发挥的余地；沈从文笔下那些善良美丽风流而无需革命的乡村快活林男女，当然也不再可能出现于解放区-十七年文学中了，路翎所推崇的郭素娥则显然被解放区的白毛女所替代。不待说，新启蒙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偏好的“人的文学”在解放区-十七年文学中是如此地失落，这自然让他们倍感乏味和失望了，所以解放区-十七年文学被新时期的学界主流打入“非人的文学”之冷宫，也就势所难免了。看来，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话语权，也很容易抬举自己的趣味和偏向啊！
撇开知识阶级的趣味、傲慢与偏见，就不难发现，解放区-十七年文学仍走在“人的文学”之路上，并大大拓展了“人的文学”的外延、深化了“人的文学”的内涵。这拓展和深化是伴随著时代的进步而来的——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人的解放”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具体落实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去了。《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就是解放区“人的文学”的新典范，而作为“十七年文学”杰作的《创业史》，则无疑是“人的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史善的丰碑。当然，柳青乃是接着而非照着“人的文学”传统而作的，所以《创业史》对“人的文学”的传统是既有所继承也有所拓展的。
比如说吧，在《创业史》中也写到落后农民如王瞎子，他看起来与鲁迅笔下的落后不觉悟的农民闰土、阿Q等是同一类人。但柳青是接着而非照着鲁迅写的。鲁迅特别强调的是农民精神上的贫困与愚昧，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思想观念之毒害，以此突出“人的启蒙”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作为新文化先驱的鲁迅自上而下地审视农民，显然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优越感，无形中暴露出启蒙知识分子在观察国民性问题上的“唯心论”趋向。柳青当然意识到封建思想影响的严重性，但没有把它强调到仿佛生物遗传那样不可抗之地步。长期在农村深入生活的柳青明白，王瞎子的落后保守其实是统治阶级强力压迫和规训的结果。柳青是带着同情之心来描写他的落后性的，而先进农民梁生宝对王瞎子也是谅解的，他一直把王瞎子当长辈来尊重，并无轻侮之念。这与现代启蒙作家一味贬斥农民落后之态度，可谓迥然有别。
其实，在旧中国农村，大多数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农民，都仍然保持着“人穷志不短”的人格自尊、不甘被剥削压迫的反抗心，即使个人无力反抗强权也至少是心有腹诽，并不像鲁迅等启蒙作家所描写的那样，一例落后不觉悟到没有任何人性的自觉，如闰土那样纯属令人绝望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或者像阿Q那样完全满足于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倘若中国的国民性或者说中国农民的人性只是这样的状况，那所谓启蒙就根本无从做起也不会有多大效果，则中国的改造和革命也就毫无希望了——鲁迅等启蒙者就是带着这样的“绝望”显示了自己的深刻。说来，启蒙知识分子的这种深刻到绝望的国民性批判，与他们所反对的新儒家如梁漱溟所谓“农民好静不好动”的观感，倒颇为近似，都是深刻而唯心的皮相之见。按，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多年而成效不大，1938年初他到延安曾就农民问题与毛泽东展开过一场讨论而未定是非。新中国之初，经历了土改运动的梁漱溟曾有这样的回忆和反省——
记得1938年1月访问延安时，毛主席问我作乡村运动曾感到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我开口一句便说：最困难的就是农民好静不好动。毛主席没容我讲下去，就说：你错了!农民是要动的；他哪里要静？我的话自有所为而发，例如：农民对新事物之不感兴趣，不大接受，许多事情办成之后，农民念道它的好处不置，而当其开始时总是怕麻烦，态度消极。对他的话，当时不甚了解，却亦引起注意。其后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乃知其所谓。此次参加西南土地改革就更懂得了。在湖南和四川这种地方，农民茹苦郁塞于封建势力种种压迫之下，确乎是要动的。北方情形不尽相同，似不能以彼例此。但我颇有省觉于当初我们未能抓住农民真痛真痒所在；抓住他的痛痒而启发之，他还是要动的。说农民好静不好动，还是隔膜；彼此还不是一个心。群众运动的入门诀窍，似要在变自己为群众。在任何问题上，先不要有自己的意思，除非群众已经看你是他们的人之一。
事实上，中国的贫苦农民大都不甘屈从不公的命运，始终怀抱着公正的念想、反抗的精神（当然程度和方式是有差别的，并不是每个人的反抗性都很鲜明）和打拼的意志，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绝非都像逆来顺受的闰土自或欺欺人的阿Q那样缺乏正常的人性反应。
正是有鉴于此，柳青对农民人性的描写逆转了启蒙作家的定式，更富同情的体贴也更多中肯的肯定。比如解放前的郭振山还是个年轻农民，不仅身强力壮而且意志坚强，只是命运不济，未能发家，但他不甘人后、勇敢反抗的精神，让他成了蛤蟆滩上贫苦农民的领袖——
解放前，姚士杰在蛤蟆滩为王的年头，郭振山也不怕他。人们把姚士杰使用的那条渠叫做霸王渠。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姓姚的稻地要水，他就理直气壮把穷佃户正灌的水口堵了，也没人敢啃气。那年夏天，高大的郭振山和强壮的姚士杰，在渠岸草地上扭打起来了。郭振山扭着姚士杰的领口，姚士杰抓着郭振山的布衫，两个人过了汤河，进了下堡村大庙里头当时的国民党乡公所说理。郭振山的这份大胆，把他变成穷佃户们崇拜的英雄，因为他满足了他们藏在内心不敢表达的愿望。
同样坚强不屈的是梁三和高增福。性格倔强的梁三不幸中年丧妻，家道中落，对生活一度灰心丧气，可是当他与逃难来的寡母子遇合而重组家庭，再次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和豪气。在婚礼仪式上看到寡妇的眼泪、听到她体谅的话语，让中年汉子梁三不禁怜爱交集，情不自禁地生出“一股男性的豪壮气概”，决心挑战命运、重建家业。梁三的性格无疑是旧中国大多数农民的人性之真实，他们大都自尊而且坚韧、正直而且仁义，渴望并且也努力地改变生活的现状和不公的命运，其人性与精神并不比任何先进国的国民卑弱。反观“五四”新文学先驱及后来启蒙左翼作家日益刻深的国民性批判与改造之论，固然用心良好，但无不居高临下、精神至上而不免成为陈义过高、脱离实际的知识“话语”，与农民的真正痛痒关系不大。
中国农民的真正痛痒何在？缺“地”是也，所以抓住了土地问题，就抓了中国最广大的贫雇农的切肤之痛和最大关切，他们也便会动起来，积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积极改造社会的现状。中共正是敢于抓住这个问题，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开展了土地革命，有力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革命、从根本上改造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分得了土地、翻身解放的贫雇农，其个人的地位今非昔比，人性的尊严和做人的气概也随之显著提升。事实上，在解放前纵使勇敢如郭振山的个人反抗，也未能改变他的命运，可是解放后的土改运动却使他成为全下堡村最杰出的人物——“郭振山在稻地中间的路上走过去，踩得土地都在颤抖。他是蛤蟆滩第一个要紧人。他的热烈的言词和大胆的行动，反映着穷佃户们的渴望土地和生产条件的意志。”曾经两度创业失败的梁三老汉，在分得土地之后，也终于有条件再度创业了，他热切地渴望着重振家业、风风光光地做人。年轻的农村姑娘如改霞等等，也可以大胆追求个人的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了。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的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阶级革命，也是促进人的解放和人性振兴的革命。这后一点，却被新时期的学术界批评界忽视了。
当然，贫雇农分得土地，也只是他们翻身解放、改变命运的初步。由于地少人多，加上生产能力和条件的不足，单个的贫雇农要在生产上打翻身仗，其实是很难的，返贫卖地的事情也就难免了，并且分散的小农经济也不可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基础。正是这种情况才迫使新中国工农业生产在相当长一个阶段，不得不以集体的集中经营为主，农业合作社就是因此而建立起来的。如此彻底地改变千百年来的个体生产经营传统，这自然不是个小事情，许多农民——包括贫雇农都想不通，尤其是一些比较有生产能力的农户，就更不情愿了。在蛤蟆滩，最有生产能力的贫雇农就是郭振山家和梁生宝家了。郭振山是下堡村土改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分得了村里的最好的土地、家里也有劳力独自经营，所以对互助组和合作社并不热心而敷衍应付，虽然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党员和代表主任。高增福的互助组快垮了，找郭振山帮助，郭振山却让他失望了。柳青这样描写高增福对郭振山的感受和对自身困境的忧愁——
他感觉到自己前途茫茫，往后的光景难混了。……郭振山的言词，他说话的神气和他的笑，却表现出他现在已经变富了，不再能体会困难户的心情了。他再不能象解放初期，特别是土改初期发动贫雇农的时候那样，对穷苦人说些热烈的同情话了。这个在村里威望极高的共产党员的变化，给可怜的高增福精神上增添了负担。他担心，象目前的境况，他很难保住他分到的六亩稻地。说什么呢？缺口粮，上稻地的肥料还不知在什么地方。耕畜贷款还在黄堡镇人民银行营业所的账上写着哩，以后的贷款还轮到他吗？他想着，要是他家住在下河沿，入了梁生宝的互助组，他也许不会有这一层忧愁。
所以，在农村开展互助合作，其实也意味着对农民心性的考验和改造以及对其人际关系的改善。不难想见，让小生产者的农民克服千百年来的小农意识，转向集体合作生产并承担共同经营的风险，那自然是很艰难的事，连共产党员郭振山都不免自私自利而裹足不前，何况他人？在这过程中，梁生宝的继父梁三老汉的遭遇及其改变，就是很有意趣的例证。
本来，在分得土地后，梁三老汉家是条件不错的，一则没什么债务和拖累，二则父子两个都是种庄稼的好手，还愁不发家吗？可是，能干的梁生宝却放弃了个人发家致富的“正事”，整天忙着互助合作的公事，这让梁三老汉很看不过，老汉还因此受人当众嘲弄，成了乡亲们眼中的笑柄，梁三老汉只能默默忍受。再看看村代表主任郭振山忙着自己的家业，梁三老汉就更看不过梁生宝的作为了，经常跟生宝怄气。应该说，梁三老汉的这些反应其实都是人之常情，反映了千百年来农民的习惯心态，也反映了他因为家贫而不被尊重的社会地位。但也正因为梁三老汉是梁生宝的继父，他的命运也就无法分割地与生宝及其互助组息息相关，他于是就成了生宝互助组的默默关心者，他的思想和心态也不由自主地随之而渐渐改变。
人是可变的，即使像梁三老汉这样保守的老农民，也不像现代启蒙作家所写的那样一味保守落后，亦非如新儒家梁漱溟所谓停滞在一成不变的静止状态。诚如严家炎先生所指出的，“在有些反映互助合作运动的作品中，老一代贫农形象常常只被强调了保守、顽固的一面，”但梁三老汉不是这样，柳青带着深厚的同情和理解写出了他的转变过程，深入地“探索了肉体上和精神上能有一块‘死肉疙瘩’的梁三老汉，毫不放松地抓住他潜藏的哪怕是些微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准确地加以表现。”虽然梁三老汉和梁生宝是继父子，但二人其实父子情深，所以尽管梁三老汉起初不赞成梁生宝办互助组，他却不可能对互助组的成败漠不关心，并且梁三老汉也是一个善良仁义的老农民，他其实是担心仁义的生宝能力不够、帮不了别人反而耽误了自己。正惟如此，梁三老汉情不自禁地担忧着儿子的艰难，气愤着郭振山对互助组的冷漠，焦虑着退组者的坏影响，也暗暗为互助组的进展而欣慰。在这过程中梁三老汉的态度渐渐变了，他暗自承认生宝不惜牺牲自己、带领贫雇农一块打拼努力，确是比自己的个人发家致富更有出息、更有魄力的善举，他也看到了新政府的干部如王书记、卢支书对生宝互助组的积极支持，知道生宝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所以也渐渐放下心来——“他的劳动者的善良，他的受过压迫的心灵，他的被剥削过的痛苦记忆，以及解放三年多来共产党所做的好事，促使他本能地相信卢支书这番风趣的议论。……他知道，他自己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卢支书、生宝他们挨近着哩”。最后，互助组生产大丰收、合作社顺利成立，作为生宝继父的梁三老汉也成了受人尊重的人。他穿着妻儿为他添置的新棉衣走在黄堡镇大街上，第一次受到乡邻们的尊敬、第一次感受到为人的尊严。这是很让人感动的人的文学情景。严家炎先生当年的文章准确分析了梁三老汉的心性变化和互助合作的成功给他带来的人格尊严——
从“题叙”到 “结局”，梁三老汉作为老一代贫苦农民的代表，经历了恰好成为鲜明对照的两个时代、两种生活的巨大变化。这是新旧两个世界——不仅是客观世界也包括主观世界——的巨大变化！只要回想一下作品开头两章中所写到的老汉那种生活贫困、地位屈辱、情绪抵触的状况，再对比一下结尾时老汉穿起整套新棉衣，在黄堡集上受人尊敬地、以“生活主人的神气”“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这种情景，谁能不为之深探激动。
回头再看《创业史》的主角梁生宝，作品虽然并未全部完成，这个人物的性格仍在发展中，但可以肯定，第一部中的梁生宝已是一个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形象。他的感人之处，既与他作为一个自尊、仁义、厚道的农民的优秀品质相关，也与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基层党员的先进思想有关，而这两个方面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前者正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发展。过去的评论比较多的集中于后一方面的主导作用，而相当忽视前一方面的基础意义。这基础其实来源于渗透到乡村农家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人文主义的良好影响，这影响不分阶级而普遍传播，贫雇农的优秀子弟也会深受濡染，所以在中国的乡村从来就不乏自幼就学做仁义的“好人”的孩子。事实上，即使在所谓文革动荡时期，儒家人文主义的优良传统仍然支撑和维护着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的农村大家庭就是一个耕读传家、仁义是尚的家族，我自幼也被乡邻称赞为“仁义”的孩子，再看作家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小鲍庄》所写的那个在文革中仍然不失为“仁义”的村落，其中最感人的人物正是仁义的小孩捞渣，更无论建国之初的中国乡村，当然并不乏梁生宝那样自尊而仁义的青少年了。正因为如此，我少年的时候初读《创业史》而最感共鸣、最铭感难忘的，即是梁生宝自幼就临财不苟的骨气和怜贫惜弱的仁义以及他深藏心头的对继父的孝心。待到上大学重读《创业史》，当然不难理解，努力做“新式的好人”的梁生宝，其实也是曾经努力学做“旧式的好人”的梁生宝之继续和扩大。事实上，当梁生宝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他的仁义正直的为人，就赢得了穷乡亲的高度信任，以至于老佃户任老三临死的时候，苦苦等待着在外躲避兵役的宝娃子而不能瞑目，直到宝娃子赶回来，任老三郑重地把独子欢喜托付给他——“他捉住生宝的手以后，重新慢悠悠地说：‘宝娃，我把欢娃托付给你，你关照他。你教他，他，学你的……为人……’”正缘于仁义的心性，梁生宝在土改后虽然最有能力发家致富，却不忍见条件不好的穷邻居生产无方、生活困难，于是一本仁义之心、响应新政府号召，舍弃个人发家致富之念，殚心竭虑地领导穷棒子们互助合作，处处体现出对人的善意、关怀和尊重。而关怀人民群众的共产党新政府乃是梁生宝背后的精神支持力量，如他对任老四所说——
“整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我背后哩!”生宝非常激动地大声嚷说，“是我傲吗?四叔!我梁生宝有啥了不起？梁三老汉他儿。你忘了我是共产党员吗？实话说，要不是党和政府的话，我梁生宝和俺爸种上十来亩稻地，畅畅过日子，过几年狠狠地剥削你任老四！叫你给我家做活!何必为互助组跑来跑去呢！老四叔，甭老拿旧眼光看新事情吧！你还是和我们一块实行计划吧！……”
对贫苦人的关怀，在梁生宝与栓栓素芳夫妇的关系上得到了感人的体现。由于王瞎子的压抑，栓栓朴厚而愚笨，空有一身好力气，生产能力弱，日子过得紧巴，梁生宝同情栓栓，吸收他入自己的互助组，带着他进深山割茅竹搞副业。笨拙的栓栓受伤了，梁生宝赶快施救并且把自己割的茅竹给误工的栓栓。可是梁生宝的仁义厚道，换来的却是王瞎子逼迫栓栓退组。更让人同情和无奈的是栓栓的妻子素芳。素芳原是黄堡镇上的一个漂亮女子，因受母亲的熏陶而早解风情，少女时代就被人引诱怀孕，只能下嫁蛤蟆滩的穷庄稼汉栓栓为妻，却又“被瞎眼公公唆使着，栓栓已经把她打得丧失了性气。她没有勇气。……什么希望也没有了。”让她重新生出希望的是年轻的邻居梁生宝，她情不自禁地爱上生宝，找生宝示爱，要和他做相好，却遭到正直不苟的生宝只拒绝。后来素芳到富农姚士杰家里帮佣，被老奸巨猾的姚士杰奸污玩弄。其时正是栓栓在山里受伤的时候。作品于此对栓栓和生宝有这样的描写——
生宝心里深深地为他背着的这个人过于老实而难受。栓栓，像一头牛一样闷头做活儿，他永远也不知道疲劳，好像只是为了做活，才生下他来。他的善良使任何人对他都没有意见。……这种善良使生宝一遇到栓栓媳妇素芳向他投送秋波，他心里就厌恶透了她。生宝绝不是那样没心肝的禽兽，把一个人的善良，当做和这个人的媳妇明来暗往的有利条件。正相反，他把帮助这个软弱邻居，当做自己理所当然的义务。他只可惜王瞎子太没眼，竟然常常教儿子戒备堂堂男子梁生宝……
……
在栓栓的脚跳脓的那些痛苦的黑夜，在山外，正是姚士杰在蛤蟆滩四合院东厢房，和栓栓的媳妇素芳睡觉的时候。而生宝在荒野的苦菜滩的茅棚里，侍候着栓栓，给他按时吃青霉素片，烧开水喝，安慰他，给他讲生宝记得的社会发展史，一方面教育他，另一方面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他疼痛的感觉。
当然，梁生宝对素芳也不是不同情，他自然也明白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新政策，但梁生宝不是脱离实际的个性解放论者，他生活在农村，深知拆散一个既成的农民家庭是既不仁义也不人道的事情，何况帮了素芳解放却会伤害同样可怜的栓栓，更何况还有顽固的王瞎子，谁干预他的家事，他都会以死相抗的，那会让整个事情向最坏的方向发展。所以厚道稳重的梁生宝只能不跟这位顽固的老人计较，而劝导素芳耐心等待，等待王瞎子的早死，好在他也活不长了——“可怜的素芳和拴拴，吃尽他的亏了。他要是早些用了他的棺材．俺下河沿的众邻居，有办法叫拴拴和素芳变成恩爱夫妻咯！”——这是梁生宝和乡亲们的衷心期待。
不妨对照着看看富农姚士杰老奸巨滑地玩弄素芳之后的残忍心态吧——
就这样，什么人也没感觉四合院有什么事情发生。就这样，姚士杰把不幸的素芳，在人不知鬼不觉中，一步比一步更深地拉进又一次悲剧里了。姚士杰也看出：新的社会风气使妻侄女心中不安，有罪心理使她对堂姑父越来越缺乏热情，甚至有点骇怕这种非法关系，似乎有点不得已应付他的样子了。但这有什么要紧，姚士杰断定：依靠素芳自己被毁损了的心性、意志和力量，她逃不脱他的玩弄……姚士杰想：素芳暂时还没有劳动者从劳动中培养起来的那种高贵自尊，他还可以把她当破坏生宝互助组的工具。他并不关心素芳这一生的前途怎样。难道拴拴家庭好坏，能影响他姚士杰的庄稼不爱长吗?难道能影响他姚士杰的大红马不爱吃草吗？怪事!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地主富农都“为富不仁”，但像姚士杰这样“为富不仁”者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也确实并非个别的存在，所以人的解放也必须与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相结合。如此两相比较，更可见出梁生宝乃是旧式的“好人”和新式的“好人”的综合体，而他待人的仁义心性和尊重人的生动事例表明，不论是渗透于乡村农家的儒家仁义为公的精神传统，还是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其实都包含着对人的关怀和尊重，所谓人的解放观念并非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所独有，而真正把人的解放从观念落实为社会实践的，乃正是中国的革命和革命后的新中国建设事业。就此而言，《创业史》的互助合作叙事确是“人的文学”的转进和拓展。
四、抒情的写实主义：《创业史》的艺术成就
新时期以来对《创业史》的新论，一般都不否认其艺术成就，但也不乏挑剔其“现代性”或“当代性”不足之论。的确，柳青无疑是一个很“拘泥”的写实主义作家。他的书写谨守乡土中国及其子民们的生活和人性的真实性，绝不放纵想象，也不猎奇斗艳。而纵使柳青是一个持守阶级论的作家，他也没有因此就刻意贬低笔下的地富人物，《创业史》中所写的地主富农也都是地地道道的关中土财主，如所谓“杨大剥皮”和“吕二细鬼”也者，顾名思义，都是以剥削和克扣佃农“著称”的土老财；作品中当然也写了比较有文化有道德的地主富农，如雇佣宝娃子看果园的那位富农，看他那么激赏宝娃子临财不苟、仁义善良的德性、发自衷心地惊叹“啊呀！这小子！你长大做啥呀？”这显然是一个古道热肠、心性厚道的好富农，足见柳青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富农就刻意贬低他的人格，读者甚至看不到他有什么剥削劣迹。自然，在《创业史》中也有霸道好色的地富如富农姚士杰，但他的霸道也只是在浇水时强势占先等等、他的好色也只是仗着财势先是与好吃懒做的白占魁的风骚婆娘翠娥有一手、后来偷偷欺侮老实的栓栓的妻子素芳，并且，精明的姚士杰也很顾家、对自己的老娘和老婆都很尊重和爱护，所以他还是一个具有人性之常的富农。至于柳青倾心描写的贫雇农们——从干部到群众，也都无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本色庄稼人；并且，《创业史》虽然叙写两种创业的斗争，却没有后来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里面激烈的阶级冲突，而是严守着寻常的“生活故事”之分际来叙述两种创业的暗暗竞争。至其对关中地理、风俗、习惯和生活细节等，也都是如实而且朴实的叙写，既没有匪夷所思的神迹展演，也没有离奇的魔幻想象。
可是，柳青也绝非一味拘守“乡土气”的作家。事实上，在解放区和五十年代的作家中，柳青无疑是文学修养最好的一位，他不仅非常熟悉鲁迅、高尔基和萧洛霍夫等革命作家，而且对俄法经典现实主义文学也知根知底，并且对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也有独立思考，显现出很高的美学理论素养。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柳青在艺术上也是个特别有心的人，他虽然不屑于猎奇逐异，但也绝不会固步自封，从《种谷记》到《创业史》的艺术进展是很显著的。
在《种谷记》出版后的座谈会上，李健吾的发言就在赞赏中含有批评：“我看这本书很觉费力。……到现在才看完，开始没有觉得它有小说的兴趣，所以不是一口气看完的。但读完以后，倒觉得味道很好。……作者一笔不苟，现实主义充满在这本书中，写得很踏实，可看出作者很会写文章。……我觉得作者是用功写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笨，很老实，很稳，像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样。”冯雪峰则指出：“这部小说的价值，是在于它把当时共产党抗日根据地陕北的一个村庄的面貌，介绍给我们，介绍得非常精确和非常详细。……譬如写人物，王克俭不用说了，一切都是照这个人物原来赋有的样子，不加改易地加以十分周到的分析和描写的；就是王加扶，这个农会主任，也是照他原来的样子，不会有什么‘增加’。其他的人物，也都一样。总之，这书中的人，以及事，我觉得都是不曾被典型化的人，以及事。这些人和这些事，使我们觉得不但真实，并且真实到非常精确的地步”。叶以群则认为：“作者对作品中的人物是熟悉的，只是因为调查而来的真实材料太多，着笔时难以割舍。因此，反为素材所拘，而致重点不够突出，全体看起来，就觉得缺乏热情，缺乏高潮，没有蓬勃的力量了。这一点，与其说像巴尔扎克，不如说像左拉。” 这些评论都肯定了柳青在创作中对真实性的可贵追求，但同时也都指出了作者被素材的真实性所拘束，真实到精确琐碎的地步，而在艺术上不够典型化、缺乏感情的投入，使艺术的现实主义流于自然主义之缺点。而造成这种艺术缺点的根本原因，乃是因为其时年轻的柳青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下到农村担任基层干部，自己深感孤独苦闷，与农民还很隔膜，他还是一个旁观者而没有真正投入进去。
新中国建立后，柳青不仅是一个更为成熟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个优秀的农村干部——他自请下放到长安县担任负责农业互助合作的县委副书记，他每天奔走在各个乡村，完全与农民和农村干部打成一片，成为新中国农村创业的积极领导者和热情参与者，他对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和贫雇农的要求非常了解，所以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努力帮助他们在生产经营上翻身，长安县的几个互助组与合作社的成功，都倾注了他的热情与心血。柳青由此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乃是切身的生命体验、由此投入的感情是发自衷心的热情关怀。这使他在创作《创业史》时，不仅具备了他人难以比拟的丰厚生活经验，而且情不自禁地投入了深厚的感情。正是这样的生活基础与感情基础，让柳青克服了《种谷记》的自然主义写实之缺点，而赋予了《创业史》以厚重充沛的抒情写实主义的艺术风貌，给人焕然一新的美感。
抒情的写实主义，在《创业史》的第一部里有多方面的出色表现，成就非同一般。
柳青首先面对的艺术难题是如何给他所要描写的乡村生活安排一个恰当的叙事结构。本来，乡村生活既纷繁复杂而又散乱琐碎，一般情况下少有可观可讲的故事，并且因为是和平建设时期的乡村生活，更缺乏戏剧性或传奇性的故事。事实上，正由于乡村生活的琐碎散漫、缺乏戏剧性的“故事”，所以从鲁迅到沙汀以至丁玲的乡村中国叙事，读起来都有些沉闷之感。《创业史》刚出版时，也有评论以柳青没有写出“激烈的阶级冲突”为憾，殊不知那时的乡村生活本身就没有“激烈的阶级冲突”，稍后出版的陈登科的《风雷》和浩然的《艳阳天》倒是颇富戏剧性性的故事以至“激烈的阶级斗争”，但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背景下的产物。深谙农村实际的柳青明白，在土改运动过后致力于生产建设的新中国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显然过去了，并且农村人彼此都是乡里乡亲，纵使有矛盾也只是暗暗较劲，而尽可能避免显而易见的斗争形态，此所以柳青在《创业史》里不无调侃地描写村代表主任郭振山在土改运动过去后怅然若失、流氓无产者白占魁对不再“搞运动”颇感失落。当然，柳青也看得很分明：互助合作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其萌生和发展虽然是和平进行的，却不可能躲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质疑与抵制——在新旧两种不同的“创业”方式也即两种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之间必然有暗暗的较劲。这“暗暗的较劲”几乎勾连着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各色种人等、涉及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所谓暗潮涌动、涉及深广而又波澜不惊、浑若无事——不脱乡村社会生活之“平静无大事”的常态。柳青敏锐地意识到，如此等等的“暗暗较劲”，既使朴素的乡村生活有“故事”可讲，也使“故事”富于社会的意义、人性的深度和生活的趣味。正惟如此，柳青在《创业史》的创作中便紧紧地抓住乡村社会各阶层人物围绕互助合作运动而频发的“暗暗的较劲”，使之成为这部“生活故事”的主导叙事脉络，从而赋予全书以整体性的叙事结构和有张有弛的叙事节奏。全书的叙事因此纲举目张而张弛有序——开卷的“题叙”气势不凡，发凡起例，埋下了两种“创业”之比较与较劲的头绪，也预示着后来的暗暗较劲之焦点，随后各章的叙事则分头叙说、有机地穿插交织成有序的序列，显得有条不紊而又起伏有致、生动有趣而又把控有度。如此精心选择“暗暗的较劲”作为叙事焦点来结构全书，恰当把控故事讲述的情感幅度和艺术想象的情理限度，这是很难得的艺术成就。并且，长期扎根农村拉近了柳青与农民的情感距离，他对贫雇农充满感情和关爱，即使对地主富农也带着有同情的理解，同样把他们当作可以理解的人来写，而非“非人”的“敌人”来刻意贬斥，此所以《创业史》的叙事不是冷峻的客观描写，而是带着体贴入微的感情温度，具有耐人寻味的情理深度。这使它在艺术上不仅超越了作者此前的《种谷记》纪实性写实的“客观性”，而且比鲁迅、沙汀和丁玲的乡村叙事更生动有味、感情饱满，也避免了后来陈登科的《风雷》、浩然的《艳阳天》刻意强化矛盾冲突的造作感。
同时，柳青充分认识到，互助合作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开展，必然深刻地触发和推动着农民的精神和心理发生变化，所以他的《创业史》的创作抱负就是要“着重表现这一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见该书“出版说明”）。这个抱负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创业史》在刻画乡村人物时把社会分析与心理分析融为一体，既超越了既往的现代乡土文学缺乏心理分析的感性书写之印象性，也校正了现代海派小说抽去了社会性的变态心理分析之猎奇性，而发展出一种富有社会性的心理分析，对农村各种人物的描写颇富心理-情感的深度，而又给人自然中肯、毫无勉强之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在这方面，柳青显然创造性地借鉴了他所熟悉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如托尔斯泰等人所擅长的“心灵辩证法”，特别注重揭示农村各阶层人物在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这是一种兼顾人的社会性和个人性的心理描写，其丰富的蕴含，比诸醉心弗洛伊德的海派小说之纯生物学-人本性的心理分析，无疑更富社会的意味也更合人情之常。
《创业史》对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父子的心理刻画是很有名的，此处就别举两个例子吧。
例如对“落后农民”王瞎子的“落后心理”之分析，就相当深入地揭示出统治阶级利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法”压迫农民，同时也利用了农民“人穷志不短、偷盗最没脸”的人格自尊，恩威并用，把青年农民王二规训成了一个死心塌地谨守“王法”的良民——
光绪二十六年，渭河边王家堡子的年轻长工王二，偷了财东的庄稼，被送到华阴知县衙门去了。差人们在大堂前，当着多少长袍短褂的体面人，在大白天褪下他的庄稼人老粗布裤子，仪式隆重地数着数，用板子打他赤裸难看的屁股……泪流满面的长工王二，用哽咽的声音保证：只要他在世上活着，他永辈子也不会白拿财东家的一根禾柴了。他被“恩宽”了，……羞愧难当的小伙子啊，多少日子不好意思在村里露面，好像地老鼠一样，不敢见人。肉体上的创伤很快地好了，精神上的创伤是不是要延续到生命的终结呢？……小伙子王二还是背起行李卷，含泪辞别了哥嫂，开始了流浪生活。他留言说：他将在关中道随便什么他中意的地方，落脚做庄稼，重新做人，当皇上的忠实愚民。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九，王二路经蛤蟆滩，果真不走了，成了梁三他爹的邻居和好朋友了。
……
在清朝已经被损毁了灵魂，可怜老汉眼睛失明以后，才有了充分时间检查他一生的得失了。他感谢皇上的代表——知县老爷那八十大板。他自认一生是“问心无愧”的，对得起一切皇上、统治者和财东。他没有吝惜过体力，没有拖欠过官粮租税，没有窃取过财东家的一个庄稼穗子。没有!直杠王二的行为“经得天地，见得鬼神”!
……
不识字的前清老汉，喜欢经常对民国年出生的庄稼人，讲解“天官赐福”四个字的深刻含意。这是庄稼人过年常贴的对联的门楣，但粗心的庄稼人贴只管贴，并不仔细琢磨它的精神实质。年轻时受过刺激的王二直杠，把这四个字，当做天经地义。他认为：老天和官家是无上权威，人都应当听任天官的安排，不可以违拗。家产和子女，都是老天和官家的赏赐，庄稼人只须老老实实做活儿就对了，不可强求。“小心招祸!啊!”
正是这种规训而来的心理定式，使王瞎子从心里佩服和尊敬富人，整天想着如何巴结富农结姚士杰，终于逼迫儿子儿媳傍上姚士杰，无形中毁坏了儿子儿媳的生活，却对穷人的互助生产很不信任，总担心儿子栓栓跟着梁生宝吃了亏，对梁生宝充满了猜忌心理。柳青对青年农民王二变成王瞎子的精神蜕变过程之刻画、对王瞎子保守心理之揭示，比鲁迅对老辈保守农民的描写更切近生活真实。尤其是对王瞎子矛盾人格的辩证分析，真是切中肯綮的准确、耐人寻味的深刻——他顽固谨守“王法”却又怀抱着坚定不移“重新做人”的自尊，绝不像阿Q那样自轻自贱。如此精彩的揭示来源于经济-阶级分析与人性-心理分析的深度融合。
再如当一些人因为怕失去刚得到的副业收益而想退出互助组的时候，兵痞二流子白占魁却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加入互助组。这让梁生宝迎拒两难，不免引起他的一番心理波动——
“人当然不是好庄稼人。有点二流子气，不是勤俭节约的过日子人。婆娘也是一路子货喀!可是，白占魁力气是有，大伙逼住他于，是能做活的人。他不是不能做活。再说，现时是劳动生产的社会风气，他大约看见‘流’下去没前途吧!看样子，听口音，这回是下了决心!二次土改等不上了，下决心好好劳动过日子……”生宝在推独轮车过黄堡大桥的时候，这样自思自量，并且独自笑着。过了桥，在马路上顺着一行白杨树影，推独轮车向西走着，生宝继续思量：“这个家伙说话蛮占理，把我说得没话支应。互助组是有改造二流子的任务嘛。有这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有这话!说这是互助组对社会负担的义务，说要主动地吸收二流子人组，互助组不能不要他们。说要是大伙都不要，都怕麻烦，那么，社会上的这么些人，谁又来改造他们呢?看情形，我还是应该收下这个家伙……哎呀!我走到哪里去了?”生宝思量着，在岔道口忘了拐弯，向峪口镇走去了。折转回来，拐过弯，他在田间小路上推独轮车向北走着，又思量起来。“这个家伙比王瞎子怎样呢?不比王瞎子没办法嘛!实在!他有好吃懒做的一方面，也有胆大敢干新事情的一方面。我互助组把白占魁有办法治没办法治呢?有办法治他!有万、欢喜、老四，现在又有了增福!一个鬼刮不起妖风．要一群鬼才能刮起妖风!不敢收白占魁，太没共产党员的气魄!难道退出去两户，我就胆小怕事成这样了吗?……”生宝想着想着，身上来了股子劲，脚步使劲了。“鬼!不敢收你白占魁，还想改造全社会吗?收!坚决收!收下你，郭锁也寻不下对象合伙买牛了。我互助组退了两户，收了两户。毫毛也没动了一根。八户还是八户!就是这主意!”
面对一个二流子的入组要求，梁生宝有所犹豫是很自然的事，这体现出他为人持重、慎重从事的性格，而最终又决定吸收白占魁入组，则不仅显示出一个年轻的互助合作带头人敢于任事的气魄，而且展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敢于在新社会里改造人的理想主义精神。
令人叹赏的还有《创业史》的文学语言。这是一种生动刚健而又温润有情的文学语言。生动刚健的一面来自对西北农民性格的体会及对其生活语言的采撷，如口吻毕肖的对话，叙说风俗的语言，都很生动传神；温润有情的一面则表现为夹叙夹议的叙述语言，往往携带着情感的温度和抒情的情调，那情调或慷慨抒叙或温情节制，恰当地配合着叙事的具体情境。这两个方面各司其职、糅合交织。前一面的典型文例，如“题叙”以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大饥荒起笔，引出了中年丧妻的关中汉子梁三与逃难而来的生宝母子的遇合——
两只瘦骨嶙峋的长手，亲呢地抚摸着站在她身前寸步不离娘的宝娃的头，王氏妇人的眼光，带着善良、贤惠和坚定的神情，落在梁三刮过不久的有了皱痕的脸上。
“我说，宝娃他叔!这是饿死人的年头嘛，你何必这么破费呢?只要你日后待我娃好，有这婚书，没这婚书，都一样嘛。千苦万苦，只为我娃……长大……成人……”
她哽咽了，说不成声了。她用干瘪的手扯住袖口揩眼泪了。
所有的人都凄然低下了头，不忍心看她悲惨的样子。一股男性的豪壮气概，这时从梁三心中涌了上来。在这两个寡母幼子面前，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咱娃！”梁三斩钉截铁地大声改正，“往后再甭‘你娃’‘我娃’的了！他要叫我爹，不能叫我叔！就是这话！……”
……
……常常要等梁三带回来粮食，女人才能做饭；但是她不嫌他穷，她喜欢他心眼好，怜爱孩子，并且倔强得脖子铁硬，不肯在艰难中服软。这对后婚的夫妻既不吵嘴，也不憋气。他们操劳着，忍耐着，把希望寄托在将来。邻居老任家有人曾经在晚饭后，溜到那草棚屋的土墙外边，从那小小的挡着枯树枝的后窗口偷听过：除了梁三疲劳的叹息，就是两口子谈论为了他们的老年和为了宝娃，说什么他们也得创家立业。……
这样的叙述语言刚柔相济，恰如其分表现了一对半路相逢、相依为命的农民夫妇的忠厚性情和坚韧性格。后一面的典型文例，如梁生宝要带领互助组的成员到深山割茅竹了，“知父莫若子”，他明白继父虽然和自己闹别扭，但心里其实关心着自己和互助组，如今继父听了卢支书的话、思想转弯了，他更要在行前和爹爹说说话，让老人放心——
生宝要进马棚去看看爹。妈拉住他的夹袄袖子。
“你甭去。”
“怎?”
“他难受。你要离家一个月，他替你担一份心。他嘱咐俺：等你回来告诉你，甭惊动他。他说：他独独在马棚里睡到天明，你已经不在家了。他说，他看见你要走，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你就甭惹他难受吧!你忙你的事情去，俺娘俩招呼了他哩!”
多么令人心动的父子感情啊!生宝不听妈的话，他一定要进去看看他爹。他要对老人说些孝敬的话，说些有政治思想意义的话，使老人不要替他担心。
生宝强走进马棚，秀兰在马棚门口看着。
老人睡在小炕上，脸朝着泥墙。生宝走近小炕边，轻轻叫了两声：“爹!爹!”
老人不做声。
“爹!爹!”生宝又叫，轻轻推了推。
老人扭过皱纹脸来，睁开眼睛。灵活的眼神表明：他并没睡觉。
“领得进山证哩?”
“领得哩。”
“啥啥都预备好哩?”
“都预备好哩。”
“那么你去，我不阻挡你。你活你的大人，我胆小庄稼人不挡路。但愿你把人手，都欢溜溜地领
出山来，谢天谢地。就是这话!”
“爹!你起来，我想和你说几句家务话哩。”
“和你妈说去。我心里头烦，听不进去。就是这话!”
生宝知道他爹的执拗性子，放弃了谈话的意图，心情很愉快地退了出来。
父子俩的交心话虽然言语不多、彼此却心领神会，这既符合梁三和梁生宝父子相知甚深、不在话多的缄默性格，同时也点染出父子间相互关情而又欲说还休的深情。应该说，上述两方面的语言特点交相为用，贯穿了《创业史》的全书，使作品的叙事既内含着感情的温度又别具节制内敛的含蓄之美，体现出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和含而不露的美学风貌。
不少评论家和学者早已注意到《创业史》把人物的感情以至心理活动自然而然融入叙述语言的特点。当年的日本学者也很关注《创业史》的这种语言特点，姑称之为“直接语法”，他们为此写信向柳青讨教。柳青于1963年10月9日回信坦承自己这样使用语言的缘由——
先生们所说的“直接语法”，我以为仍然是属于采取人物的角度描写行动和场景的一种表现手法。不过，有点不同的是，人物的思维、感觉和感情，我除了用文学语言反映人物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意外，常常把人物自己的口语直接写出来了。人物见到的、想到的和体验到的事物，在中国的现实主义的古典小说中，多用人物的对话（包括内心独白）的生活语言间接引用的表现手法；在西方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多用文学语言的场景描写和心理分析的表现手法。愚见以为：从头至尾的对话和内心独白的生活语言不免给读者语法单一的感觉。对话、场景描写和心理分析配合起来，显然使读者感觉到语言变化多一些；但文学语言的场景描写和心理分析如果太多、太长，又不免减少了动的情态，给读者太慢的感觉。我这回试用了这样一种手法：叙述和描写一方面不放弃用作者的文学语言反映人物的思想和人物的感情；另一方面接受口语传神的中国传统，直接引用人物的口语。这就是全书中每个章节里常见到的：人物的内心独白不加引号，与文学语言的叙述和描写连接在一起，构成整段文字，给读者的感觉好像不是通过作者的文字发出来的思想和感情，而是从人物直接发出来的思想和感情。先生们把这叫做“直接语法”或“直接表达感情的语法”，我想是可以的。我以前写的小说没有用过这种表现手法，也是事实。
这其实不仅是一种语言特点，而是整个《创业史》的艺术特点：全书的写人和叙事，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人物的感情和心理活动，加上作者从具体情境生发而出的抒情议论，共同构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抒情的写实主义”的叙事风范，它与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主客分立叙事传统迥然有别，鲜明地标志着写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