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在心里如何说出，何以说出？通过喉管、舌尖、牙齿，摩擦，顶出？又如何较有层次、逻辑地说出？—这里便需要表达。这表达是散布在空气中的语音还是本民族的语言？—这里便需要叙述。叙述即复活，重启，阻止或推迟别人。一般来说不能过于迫切，因为情绪且很可能是焦躁的情绪，会将你要说的这一句话扭曲，变形，压弯。如何做到诚实的叙述或者准确的叙述？我的经验是—“没有”；如做到一个适合文本的叙述、合乎经验的叙述，这个可以—“有”。元，无，人，无论如何，终归要叙述。尤其编纂者、诗人、口头工作者。可是，有什么方法呢？用哪一种方法呢？这么多。
用本能的，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一种？一般来说，我们会这么做。写诗的人尤其如此。可是有一个责任或者是一个权利告诉你—这时候需要镇定，镇定+沉静。在书桌前停顿，舒缓，推迟，刚才发生的那一件事如何化做一个句子？一个你需要的句子。你需要掌握一个方法，你脑海中喷薄出的许多句子，但你只摘取一个。此间需要理性，用理性宽容，用理性培养。用理性涵养客观。通常还需要适当的体温，这体温决定面目，不同的面目很可能是不同的体温。—能不能更得体一点？这样决定后面的叙述。你再不能随意扩张了。前面的决定后面的。在这样的小节、段落、句丛，句丛与句、句与词组之间，或者在这样的词组与词语之间的密系。密系，丝线一般。你的手腕如此放松……由迟叙述，进入后叙述。
上面说的是我们的欠缺。我的欠缺。
我一直在问，我们有钻入事件本身进行叙述的能力吗？
我，或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块短板。我或他们的诗歌多么可疑。但看到陈离的诗歌，给了我意外的惊喜。
《在地铁车站》是一个大蒜瓣状的结构，也可说是一篇小说的纲或一首小说诗。它呈现了一种有掌握的掘进结构。我个人曾迷恋于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雷蒙德·卡佛和杰克·吉尔伯特。他们的诗都有迷人的小说结构。旋涡，插入，最终体态可爱地出现。有时甚至就是政论、史记体（如卡瓦菲斯部分作品）。
如果没有掌握叙事，怎么做一个出色的诗人？怎么在作品中理性地讲述那宏大的事？
《在地铁车站》是一个范例。“这没有什么”应是蒜瓣之间的蒜衣。我喜爱作品中诙谐的表达，佳作并不时时严肃，幽默并不只是轻松，有时也是重点。它就像一个推进器—我看见它帮助这首诗向黑暗深处推进，语言在掘进（读这首诗时很慢，边阅读边猜想要讲的事，便有进入隧道的感觉）。语言翻出意义，呈现现场。如果单从文本或者就阅读经验而言，中间部分填入任何事都可达成，是恰当的。而高明之处在于，转合，拐入“一个共同爱过的女孩”的情节，这个节点让诗人的笔深入她的此在，就像找一个新的蒜瓣，完全打开一个新世界。这使全诗充满幻想，一次有预谋的完成。或者是一次理性叙述的胜利。全诗收尾时，隐喻+寓言的“那只白鸽子”，显然是一番情怀表达，可以无限地延伸。
但这不是我想说的。
我想探讨原事件与此诗呈现后—它们之间的关系。 “地铁车站”是个象征吗？北京、上海的，还是真是穿过赣江的这条地铁？我阅读时会想到南昌新开通的这条地铁。尤其前六句里有一个自我形象的刻画（低调，隐忍），一如作者本人。“我的心里突然有些悲伤”，透露一个秘密，这是文学的语言，我甚至有一点狐疑，但不影响他下面的说明，下面排浪般的说明有利于消除对“悲伤”一词的误解。我觉得这事是真的，作者有这么一件在世事沦丧后，遇见头发斑白朋友的事，事件的可靠性与描绘的大致相等。但他们谈论的内容—一个曾经共同爱过的女友—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嫁接过来的。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处理类似事件的时候，我们要这么做吗？会这么做吗？这里有很多岔道，作者为何单走这一条？是经验和理性的原因吗？我们，也是地铁常客。来来往往，遇见许多事。很可能只写单独的一个。在地铁上看见的一件事或一个女孩，有感而发，随意而抒。而陈离在此处有一个巨大的转承—我觉得这是小说的笔法，插入。小说家会主动地这么做。虽然我知道德里克·沃尔科特、朵渔、孙文波等，也会这么做，但毕竟是少数。后面的句词（内容），我觉得是人物（故事）需要的演绎与丰满，女主角尽可能特立独行一些，悲苦一些，这才符合文学的特质。
文学的既是事实的，也是幻想的。当乾坤挪移，回到他朋友呓语般的提问，他们“一起养过的白鸽子，怎样了”？而他对这样提问的愣怔，显然又是没有答案的堂吉诃德式的复写。
这里何处是谬误？哪里，又是见证？
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认识的陈离，他沉默、低调，说话轻声慢语，他不是那种不学而假装沉默的人，他对人有着普遍的谦和。他皮肤白皙，不瘦不胖，温文尔雅。他是个写小说的人，常在《星火》和其他刊物发表作品。我与他的接触断断续续，说不上亲密却彼此尊重。后来好多年未见，各有所尊，所弃。间或在朋友的餐叙中遇见。但在2013年，在本人的一次作品讨论会上，有较深的“遇见”，他是在诸多朋友中唯一泼冷水的人，他说的话我至今都认为是对的。他是个睿智而头脑冷静的人。
2017年我忽然读到他大量的诗歌作品，怎么能将一个人的印象框定在“小说家”中呢？他的沉默非一般的沉默。他的作品是我喜欢的。这让我们有更深的“相遇”。我是个喜欢在作品中相遇的人。一个更加明亮的陈离呈现在眼前。
生活是一张碎裂的网。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张网。通常我们在不同的网中，可能有交织也可能没有交织。我和陈离有时候交织在一起。悲悯可能也是我们交织的方式之一。我们都是悲悯主义者。他比我更加锐利。我仿佛看一个格里高尔·萨姆沙或弗朗茨·卡夫卡式的人物在悲泣。一个人或众多人。我怀疑他会对着大街哭泣，对着暗夜或一棵精致的树哭喊。
在写诗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诗歌与常识”的关系，也就是日常常识与诗歌表达之间的关系。常识与非常识的纠缠、互扰，或者说是将诗歌引入常识中，还是非常识之中呢？我个人经常引入非常识中。但常识又涉及诗歌信任的问题，不可过犹，而所谓非常识可能是某种新的逻辑，语言的内逻辑。
《在我与窗外的鸟之间》一诗我更愿意将其置入常识与非常识中去谈论。鸟、窗外的鸟叫应视为一种日常的常识，记得安徽诗人陈先发也处理过类似的情境，他直接将鸟叫本身进行刻画，以鸟叫纳入自己的感官和思考。
“在密闭的房子里倾听鸟鸣/不是鸟鸣从墙上一丝丝渗进来，而是/我们的器官尝试着一件件冲出去—”讲究词句与诗意的粘连。而陈离显然更侧重于叙述，以叙述进行铺张与推进，相当于戏里的开场锣，但两者都有共同的地方，就是都有悲悯之心，都以低视角悲悯地看世界。
陈离还更加自嘲：“我惯于沉默/心里有着隐忍的悲伤。”自嘲也是自愈。陈离在很多作品中都将自己置入一个特定的角色。沉默，卑微，悲伤。可是他又有一双锐利的眼以及一个善于思考的大脑。此诗不拘于对常识的观察，而以思考代替描绘，通常的写法很容易滞塞，使诗毫无生气。但他哲学的思考能力帮助了它，我觉得至少有两处扭转了这样的局面：“当然我更不会这样想，它们可能一直都在等待/甚至用了整整一生的时间/等待我开口，诉说我心中的快乐/或者悲伤。”“既然我连自己窗外的鸟都对不起/我怎么能说对得起这个世界呢？”
最末的结尾，处理不好很可能使全诗趋于平淡或毫无意义，但它的哲学意味使全诗盎然。事实上我们在读这首诗时也在想“看你怎么结尾”，关于诗的结尾，评论家木朵有精到的叙述，有很多种方法与诗人心中的笃定。陈离做到了结尾的精彩，体现了一个优秀诗人的素质。
如果要谈安慰，《安慰》就是哭泣。理想与现实，假装自我疗伤。一个理想主义者与绝望者最后的呢喃。也可说，由感伤发展而来，由彷徨、困苦、人生的境遇发展而来。先是书本上的，而后是肉体上的，最后又到自己的书本上。他的忧思、理想与幻灭，重合又区别他人。—这痛哭不是泛乡村主义假惺惺的逶迤，而是一种欲言又止、大悲大鸣的嘶吼。多重音，沉闷。这首诗借助了一个“此在”的时间—人世。我想这是我们既定的，也是共通的。
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
心里感到悲伤
“地方”即此在，人世。诗人自带禀赋，不会是像切·米沃什或保罗·策兰一样的特定时空吧？在当下谈论诗人一般都不这样想。哪什么地方能让诗人感到悲伤呢？为什么要用泛指的这个词？不能确切一些吗？应该是疼了许久。彻夜地悲痛。连夜都感到了他痛疼的心。这样是不是有点夸张？但从诗人用词和格调来说，或许是真的。不仅仅是对世俗，更是对万物—的叩首。很多人称这样的叩首为“爱”。一种沉默、等待、假定的爱。
我不是第一个在此处生活的人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不是第一个感到悲伤的人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是意义上的技术递进，也构成复调组合的柏木箱。人世，从来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人世从来都是一个人的，但又是所有人的。所有人的世界，也只能是一个人的世界?
在这里我想到费尔南多·佩索阿的黄昏之句。不光心性、语调，还有句式。我一直称佩索阿的《遑然录》为黄昏之句，紧密的回旋。切口、卡勾。谨慎的，掘进。仿佛看见他落寞、温柔的心。
当诗句传递到一个人的哭，会变成所有人的眼泪，当诗人用那个假定的“爱”，对不可逾越的事物的关心，我暂且这样相信—我们看见太多的人假定自己有广博的爱，问题是我们真的有这样做到吗？为什么不能平和、谦逊一点呢？虽然都知道这是最高标准和唯一的途径。
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勤劳而善良的人/他们比我更加勤劳和善良—”我相信，诗人潜意识中是有疑问的，此番用语或许迫不得已。一种假定的勤劳和善良。
“所有的人/都懂得土地和阳光的价值”，这是进一步对不动摇力量的加码吧，更可理解为对进退失据诘问的反讽。
他周围的所有人
都跟着他一起流泪—
这是可能的吗
多么奇怪的一个愿望
谁好意思将它说出口？
这不是愿望，是现实。
有时我想，“真”是什么？最古老那字的意义，汉语的与英语的又有什么不同？是指向明吗？是在求索之前还是在之后？似乎跟原义、本来有关。但衍化的过程产生歧义，理解的方式也生发偏离，目标的不同也生发偏转。为什么求一个真这么难呢？
这似乎是诸多先贤探究的。先贤给我们诚恳、诚实的原则。问题是人的心，有时甚至大多数时候诚实都难以做到，不光是语言的诚实，真相的诚实，有时甚至连诚实本身—都理解不了。这就非常难办，当某事发生—一方是说是A，另一方说是B。有时候众多人说A，掌握权力的人说B。
怎么看—陈离都是一个悲伤的人。沉默的人。像大海一样悲伤。但我希望这悲伤不是区隔、阻挡，不是区隔和阻挡与这世界进行沟通。或许，这才是沟通的方式之一。因此我说陈离是一个需要救赎或者已经完成自我救赎的人。救赎，以语言和文学的方式。像赞歌那样。有时候也像挽歌。我知道很多英雄像挽歌。后面的这些诗篇像挽歌式的悲泣。
但愿这只是自我形象的夸大。
真正的诗人都是癫狂式的病态，或可说，所有的诗人都是癫狂式的病态，唯其病态，才捕获如常。哪怕他生活在谨小慎微的拘谨中，哪怕他生活在过度的物质的馈赠中，唯其病态，才让人看见神酒与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式精神的崩析。每个人都生活在双重的困顿中，唯其抗争，唯其赠予与善，才让自我获得满足。
当诗人端坐桌前，没有思；或者在思的过程而尚下笔。天赋，灵感，使命。有时又是经验。热切与期望。词语。搜索表达之能力。纯熟的技巧。就像他说：“越来越觉得沉默是对的/沉默着，波涛汹涌/一种力的美。”
这沉默非彼沉默，结果波涛汹涌，这沉默最终又被发言打破。我希望我们的沉默是对的，是对发言的引申，是对沉默本身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