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须一瓜的长篇新作《双眼台风》实质上属于“半命题作业”：由一桩冤案牵扯出的长达十年的纠葛，最终大抵逃脱不掉“邪不胜正”的传统结局。有鉴于此，须一瓜在处理《双眼台风》时要完成的“终极任务”也就异常清晰——如何才能顺理成章地延迟那场早已昭告天下的“双眼台风”？
从这个视角进行考察，《双眼台风》的叙事模式、叙事资源已不止局限于现今受热捧的“官场小说”、“反腐小说”抑或“犯罪小说”，倒可以再向前追溯至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石昌渝先生曾在《中国小说源流论》对话本小说的谱系脉络作过系统性梳理。他认为“话本小说的本源是‘说话’，‘说话’源于说故事”。《双眼台风》尽管在叙述伊始就预设了一种 “本该如此”的公案话本式结构框架，但“说书人须一瓜”又必须借助故事的“延宕”、“反复”延阻小说结局的生成，让一池涟漪推波散去。另一方面，故事的“延宕”、“反复”的有效性与否，也成为判定《双眼台风》整个文本“容量”的主要依据。相较于宋元话本小说的开场诗词“入话”，《双眼台风》开头鲍雪飞对于十年前“狂风”景象的回忆可视作是变形的“入话”：十年前的“狂风”成为小说“开话”的“扣子”，而鲍雪飞回忆里的“狂风”时刻则与大众熟稔的“六月飞雪”场景形成同构关系——悲恸惨绝的场景碎片总会在历史进程的自我陶醉中不断重现。
作为某种跨越文本的嵌位呼应，小说《双眼台风》里的公安分局局长鲍里安就非常“忙碌”地在“按下不表”同“揭穿真相”间来回“折腾”：他要做英雄，又要扮痞子；他要破冤案，又要救风尘；他要处理家里一摊子糟心事，又要与极力掩盖案情真相的鲍雪飞勾连起些许未必经得住推敲的心心相惜。更为“神奇”的是，鲍里安还跟十年前冤案受害人的好友谈起了恋爱，且这场恋爱谈得是如此“迅雷不及掩耳”。
我无从得知须一瓜写作 《双眼台风》的宗旨所在。单就文本本身而言，《双眼台风》的若干处情节转折都令人颇感“猝不及防”；然而倘若须一瓜是将这些突兀的转折投置在一条庞大的影视化产业链的基础上，并试图让《双眼台风》成为这条影视化产业链的起始点，则“猝不及防”或许又能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我甚至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那么几位导演编剧将这些非常“尬”、非常“囧”的情感转折“扩充”出自以为妙绝的桥段戏码，然后搬上荧屏。相类似的“猝不及防”还包括报社记者汪欣原。当汪欣原从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无良记者突然“觉醒”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我首先选择从头重新细读了一遍《双眼台风》。但是重读并未能消解我对这段“媒体英雄成长史”的困惑。纵然须一瓜对此作出了诸如 “良心未泯”、“徒弟惨遭暗杀”、“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等看似合理的情节设计，但这些煞费苦心的设计并未能避免由汪欣原的 “转折”暴露出的在小说叙事安排上的牵强。
在为须一瓜带来广泛声誉的《太阳黑子》中，关乎法律制度与道德伦理的博弈游移成为了小说的核心主题。而《双眼台风》则对《太阳黑子》的人性博弈作出“减法”处理，一切矛盾关系的交集也因此显得无比突出——揭开/不揭开那桩被错判十年之久的司法冤案。而“十年前”在多方面力量叠加下触发的冤案，在“十年后”的表述中更加形同于鲍雪飞的个人行为所致。因此也就有了之后傅里安与鲍雪飞在超级台风天里，如同超级英雄电影般的“对决”设置。
小说结尾处，鲍雪飞告诉傅里安“你们不能把严打时的快节奏弊病，都算在我一个人头上”，这句不无“背锅”之意的话倒更像是对作者须一瓜说的。当小说的推进支撑点全然“倚仗”于鲍雪飞是如何用一系列极端残酷的手段去阻扰他人对“顾小龙案”的复查，从侧面也意味着作者放弃了对“冤案为何产生”这一设问，及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链结构进行纵深向勘探。须一瓜在《双眼台风》里不停歇地推衍着一个又一个“好看”的“事件”，但小说的“意义”却在更多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因为当须一瓜煞费苦心地调用各种“故事”资源，只是为单纯说明鲍雪飞的穷凶极恶与机关算尽，那么无论作者叙述的“风力”如何强劲，“取径”如何奇诡，其“风圈半径”依旧难以真正辐射到指涉向集体性弊病的幽暗区域。
我之所以在前述中反复强调 《双眼台风》与宋元话本小说间的关联性，首先源自晚近以来学界关乎中国当代作家之于古典小说叙事资源的各类“看起来很热闹”的讨论。但必须要意识到，假如“看起来很热闹”的讨论仅局限于当代作家作品是否对古典小说叙事资源形成承袭关系这一层面，显然并没有触及到相关讨论本应抵达的内核。《双眼台风》的“姗姗来迟”与“猝不及防”恰恰说明作者在对古典叙事资源、结构进行合理汲取的同时，应该有意识背离某些长久以来附着在传统小说内的弊病，比如过度追求故事性。于“沉冤”与“昭雪”间，须一瓜借用“延宕”、“反复”的话本技法延阻小说结局的出现，她推动着“故事”的生成、串联，试图让小说 “好看”、“精彩”，但《双眼台风》也因此被这些“好看”、“精彩”的“故事”淹没，从而失去了更为深层次、多维度的言说性与意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