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作家吴玄新出版的小说自选集《玄白》，看到作品的目录，就想到了多年以前的事情。那时，他曾在《文艺报》短暂工作过，我们成了同事，关系很好，但很少谈文学谈创作。那时，他的中篇小说《玄白》刚发表不久，影响非常大。有一天，在办公室我莫名其妙对这部作品说了一大堆话。说什么早记不得了，只记得吴玄看了我半天，说了一句话：你还是懂一点小说的。
与其说懂一点小说，不如说读了一点小说。在《文艺报》工作，需要读很多小说。读多了，也就能说几句不痛不痒不三不四的话，看上去像懂的样子而已。收在自选集里的小说，都是吴玄当年的作品，我陆续都读过，有的读得懂，有的读不太懂，还有的读不懂。按模式写的，看得懂多，不按模式或突破模式写的，看得懂少。吴玄写小说多不按模式写，有点怪，是一个很有突破冲动的小说家。所以在那时，读起来确实有许多不懂之处。当然，经过十多年，再回过头来读，不懂之处就少多了。
吴玄的《玄白》，很被看好。这篇作品显示出作家写实和塑造人物形象的功力，也显示作品独特的艺术品质。《像我一样没用》是《玄白》思路的延续，人物写得很结实。不久以后的《西地》《同居》更被看好。评论家称赞是中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作品。直到现在这本自选集里的推介语，仍然让吴玄顶着“现代”“后现代”的帽子。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一些评论家，读了几本书，就敢玩起“现代”“后现代”概念，甚至敢断言现代派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必由之路。评论作品时读得懂，就叫传统派，读不懂，就叫“先锋派”，也就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其实多多少少有点唬人忽悠人之嫌。也有把现代后现代学问做得扎实做得大的评论家，说话比较靠谱，能为作品增色增分，但总习惯拿概念套作品，把作家作品纳入自己研究的理论体系里。这种“学院式”的评论，到底和作家作品有多大多深多准的关系，实在是说不好。拿来当时尚炒作，效果不错；拿来当创作真经，必由之路，风险就很大。现在回过头来看，有许多作家作品，是被“现代”“后现代”概念绑架了玩坏了。
吴玄的作品有没有被玩坏，要读他的新作，至少读他后来的长篇《陌生人》。不过，如果我们放下现代后现代的框框重读他的中篇旧作，会更舒服轻松一些，也会读得更懂一些。《西地》以写一个在作家眼中失去通常“敬畏”感的“父亲”而令人称奇。他就是一个性欲旺盛的“二流子”，靠着一点小聪明，在外做生意，挣了点钱，还带回来一个女人，公然理直气壮要和“母亲”离婚，闹得沸沸扬扬，声势浩大。穷山村的传统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很自然，尽管有点出格，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因这个“父亲”的不端，却成了问题，纳入了当代生活的道德标准体系之中，“父亲”因此成了负面人物。小说通过这个有点行尸走肉的人物形象，折射出当代生活中父辈权威、传统尊严、道德敬畏在时代变革中不断瓦解，不断崩溃的悲剧性过程，写出了普通人精神无所适从迷惘失落的荒诞感。与之相关的《发廊》则把焦距调得更准，生动写出了那些毫无准备就被时代卷入城市化进程农民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他们只能以一种在城里人看来很不道德的职业来获得在城市生存的权利，以城市弱势群体低端人口的身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子，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反差和道德对立看似荒诞怪异，却是真实的历史。作家写作时，多有同情怜悯之心，现在读来，却有一种时代的悲怆之感。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吴玄对现实生活变化反应非常快，捕捉和感受的能力非常强。
在一个迷惘的时代，作家思考人性，通常会对两性关系很敏感。吴玄也没有例外。当一座大都市发展越来越大，节奏越来越快，人与人关系越来越隔膜的时候，却意外地出现白领男女同租一室的现象。今天没有人大惊小怪，觉得很正常，但在初期，很多人目光很异样，心态也很不正常。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被对生活变化很敏感的作家吴玄及时捕捉到了，并展开了两性关系的想象空间，设置了情感发展的路线图，小说《同居》就是在这样的城市生活文化变动背景下创作的。这部作品确实比别人更快速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在当代生活压力下的新调整，新变化，试图加以探索表现。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何开来与柳岸之间那种似乎有些暧昧且有玩味的关系支持同居男女由防范猜疑到相互试探到和解信任的情感变化。可以说，吴玄无意中贡献出一种当代男女情感交流富有戏剧性富有魅力的表达模式。这个模式，在今天的都市情感题材的电视剧里已经被普遍使用了。
如果说，写的是城市青年男女无缝对接时的状况，那么，吴玄敏感的笔触很快又伸进了当时多数人还很陌生的虚拟世界，在那里开拓自己的叙事空间。在网络里，男女之间不知相隔千里，还是近在咫尺，神秘莫则，变幻万端。而作家面对这样的世界，更能展开多重想象。这就有了《谁的身体》。在作品里，网络程序员“过客”与“一条浮在空中的鱼”网恋的同时，也和同室女友李小妮成恋人。这种半实半虚的关系被“一条浮在空中的鱼”的到来变成了一种风险。“过客”只能找朋友“一指”来代替自己。两对男女之间的关系立刻复杂和不确定起来了。故事也变得非常有趣，像网络游戏一样，写出了人在这样的生态里无所适从的恐慌感。同样写“网虫”，《虚构的时代》比《谁的身体》思想更深化一些，人物形象塑造要结实一些。写出了当代人那种“爱无能”的困惑，揭示出信息时代正常男女情感危机和人性扭曲的关系，具有相当严肃的社会批判意识。
虽然不必非给吴玄的小说戴上“现代”“后现代”的帽子不可，不过读下来也能看出吴玄小说写作多少有受“零度”理念的影响。例如，在《西地》里，把“父亲”情感方式处理成“性爱”关系；在《同居》里叙述白领男女情感关系时显得非常谨慎，表现两人情感交流时有意识地避免使用“爱”和与爱相关的字眼儿，防止落入俗套。作者显然把男女关系的“零度”底线放置在“性”的纯粹上。“零度写作”是一种实验性很强的小说理论，作家完全可以探索尝试。与其说“零度”是一种写作立场或姿态，不如说是一种叙事方式。作为立场或姿态，作家是做不到“零度”的。每一种写作，就算再冷静清醒，都会对现实生活做出判断，都会有自己的价值选择，不可能“零度”。然而在叙事方式操作运用过程中，是存在“零度”方向的可能性。作家可以借助叙事结构的功能和策略来消解和颠覆现实的道德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阴影，使叙事达到新小说派理论所说的纯粹的“物”的状态。而这一切，必然是通过“第一人称”叙事者不断把现实变形或荒诞化来完成。达到“物”的纯度，也就实现“零度”了。比较典型又比较容易读的小说就是玛格丽特·杜拉的《情人》。这种理论很玄，三言两语也讲不清楚，试验起来难度更大。好在吴玄的小说只是有一点“零度”意识，很快就回到写实的叙事，稳住了自己叙事的阵脚，要不，我们真的读不懂了。
当代小说不断花样翻新，变化很快。小说家们像背后有一只“创新之狗”追着一样，气喘吁吁不停往前跑，生怕让时代给落下了。有意思的是，吴玄的自选集，却选的都是多年以前的作品，一点也不着急，不担心。这可能是恋旧怀旧，更可能是坚定的文化自信。他相信，这些作品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今天，仍然站得住脚，拿得出手，仍然有着自己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当然，敢把自己的旧作拿出来，也得承担被人指指点点的风险。也许，他真的还想晒晒自己的糗。这也是一种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