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剑磨十年
《后土》的写作过程比较特殊。
这部小说最早开始动笔于2002年秋天。我记得那年秋天特别冷。徐州的秋天一般都是很干爽的，但那个秋天却是少有的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湿冷天气。在尝试了五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之后，我在这个秋天突然有了写长篇小说的冲动。那时我参加工作刚满一年，手里有了一些余款，就去二手电脑耗材市场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开始写起了这部初名为《人斗》的长篇小说。
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后土》是我的第一部长篇作品。
因为作品取材于自己的家乡，题材相对熟悉，而且是酝酿已久，所以初稿写得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初稿和定稿比，字数差不多只有现在的一半，稍作修改后，以《人斗》的题目在一家面向海内外华人的文艺杂志上连载。连载期间收到不小的反响，我记得一位山西的读者还给我写来一封长信，询问何时能够看到这部小说全貌？这之后小说便放下了，中间又写作完成了“大学系列”2的三个长篇。五年以后，也就是2008年，我又对这部小说作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参评入选了江苏省2009年的重点作品扶持工程。之后的两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精力基本上都放在长篇小说《富矿》3的创作上了。直到2011年《富矿》北京研讨会之后，我又腾出时间对这部定名为《后土》的长篇小说作了全面的修订。2012年我考取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小说在上海大学作了最后一遍的修改，终于在今年年初最后杀青了，定稿交由《作家》杂志社和青岛出版社同步发表和出版。
虽然《后土》的初稿写作很早，但却是最晚定稿的作品。一剑磨十年。反复的修改缘于我对这部作品的珍惜和重视。这是一部向家乡致敬的作品，反映的是生活在苏北鲁南大地上我的父老乡亲们的生活。这部作品要对得起这片热土，也要对得起十年岁月的磨砺。这样的想法让我无法轻易给这部作品画上最后一个句号。
《后土》是《富矿》之后的重新出发。我自认为它比我之前的所有作品都更加地接地气。从《后土》开始，我开始了真正的“精神还乡”，苏北鲁南由此成为了我终生创作的文学地标，成为我创作的永远的“精神出发地”。我热爱我的家乡，热爱苏北鲁南这片热土，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劳苦大众。为了他们，一剑磨十年，我觉得很值得。
二、小说的“神性”
在《后土》创作的艺术手法上，我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尝试。首先，我努力让这部小说的语言尽可能地带上浓郁的泥土气息。因为写的是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小乡村，小说的语言不可能太知识分子化。我试图让这部乡土小说充满真正乡土的味道，这种味道除了体现在小说的内容方面，更体现在语言上面。只有内容和语言的高度乡土化，才可能真正让小说氤氲在浓浓的乡土气息当中。
小说的故事从我生活过的村庄里来，小说的语言从家乡的泥土中来，那么小说的形式呢？用什么样的形式来“结构”这部小说，才能让《后土》更加符合乡土中国的气质？
说句老实话，之所以把这个小说打磨了这么久，之所以迟迟不敢出手，除了对于语言和细节方面的不满意、需要琢磨以外，主要的就是我一直没有给这部小说找到最合适的“结构”。而长篇小说又是特别讲究艺术结构的文学体裁，一部长篇作品，如果在结构上没有创新，那就很难说这是一部好作品。《后土》一开始的结构很平常，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章节体，没有什么明显的特色，也和这部小说的乡土气息不相符合。就这样被困扰了几年之后，这个问题终于在2012年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得到了解决——我突然想到了二十四节气！而这部小说的初稿恰好就是二十四章！再看看小说的时间跨度，基本符合二十四节气的时间设置！或许你可以想象得出我当时是多么的兴奋！直到现在我都把这看作是一种神启。
语言和结构的问题解决了，语言乡土化和结构知识化基本上可以保证这部小说的乡土底色了。但这似乎还不能让我满意，我总觉得这部小说还缺少一点什么？是什么呢？我苦苦思索。后来我想到了一点，那就是小说的“神性”。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特别是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很容易就把人物和故事写实了。当然写得太实也没有什么不好，能把农村和农民的基本现状和精神面貌艺术性地表现出来也是难能可贵的。但这样的作品读起来往往还不够有味，不够过瘾，不够灵动，不够飘逸。为什么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优秀作品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那么吸引人？为什么国外的小说杰作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那么富有想象力？因为它们都是有“神性”的作品！那么，什么又是小说的“神性”呢？
我认为，小说的“神性”就是赋予作品以神秘气息，以神示，以灵异，以象征。在《后土》的初期创作中，小说中是没有土地庙和土地神这个形象的。而这个形象在《后土》中又是这么重要！它为什么重要？因为土地庙是乡土中国大地上的村庄的象征，土地神是中华民族特别是农民的精神寄托。它是皇天后土的精义之所在，是辽阔乡村的游灵所在，是华夏儿女的图腾崇拜。小说中有了它，就有了“神性”，有了精神的高度，有了思想的含量。
我之所以在《后土》后期的创作修改中又大量的加入土地神的情节，让这一形象贯穿小说的始终，成为推动小说发展的重要线索，还有一个初衷，就是让这一形象在成为农民本土信仰象征的同时，还能够与小说中所写到的外来宗教相对比、抗衡。众所周知，在当代的中国农村，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和传播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特别是农村妇女信仰了这一外来宗教？为什么这一外来宗教发展得如此神速？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创作者认真思考吗？在外来宗教信仰的冲击下，我们还有没有自己的本土信仰？我们的本土信仰还有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本土信仰和外来宗教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在《后土》中，我通过土地神的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在麻庄这块土地呆了这么些年，看着麻庄雨顺风调，雪落花开，衰极而盛，盛极而衰，一代代一世世，生生不息，绵延不止。麻庄为何这么兴盛？因为麻庄人敬重土地，善待众生。可是现在麻庄的人越来越失去了对土地的敬畏感，不再信任本神，有的还皈依了外教。我这次来托梦与你，就是想让你告诉麻庄人，不要亵渎土地，也不要远走他乡，他乡的世界再好，那也是别人的，与他们无关，他们可以在那里得到金钱，满足享乐，却终将得不到最后的安息。”4
于此可见，重树中国农民的精神信仰是多么重要！
所以，《后土》开头的第一段话就是：“在苏北鲁南的小山村里，差不多每个村子的东南角都会有一座土地庙。麻庄也不例外。麻庄人崇拜土地，视土地为娘亲。”5这段话既是对小说全篇的引领，更是给作品定下的基调。
既然作品的神性那么重要，那么小说的神性又如何抵达呢？我觉得其方法就是“打通”，打通天、地、人、鬼、神。所谓“打通”，就是在创作时充分释放想象力，神游万里精鹜八极，万物一切都可以被作家赋予以灵性、生命，让文字在天地万物间驰骋，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在《后土》中，我试图让天地万物交合，让麻庄的人和苹果园里的鬼魂以及村庄地头的土地神仙在一个世界里对话，交流，斗争，融合，以此建构一个混沌的、神秘的、原始的、富有巫色的乡村世界。
三、农民的中国梦
“后土”的本义是皇天后土，后土最原始的意义是后土娘娘，也指土地神。在长篇小说《后土》中，我赋予其三种意义：土地、农民和他们的信仰。
现在的农村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里的土地和农民真的像新闻报道中所揭示的那样触目惊心吗？在日渐发达的工业文明的步步紧逼下，农耕文明的消失是否是迟早的事情？农耕文明的危机到底离我们有多远？我们如何面对今天的农村？明天的中国还能保持“乡土中国”的底色吗？这些，都是需要创作者去关注和思考的。
面对农村的日渐支离破碎，面对土地的荒芜和无序的流转，面对农民生存的艰难和命运的复杂，面对农民信仰的缺失和转移，作为创作者，我们绝对不能无动于衷。
我从小就生长在农村，我的父老至今都还在那里生活着，所以我可以经常地与农村发生联系，对那里的情况比较了解。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就拿《后土》中所写的那个小小的村庄而言，其现状就无比复杂。
小说中的麻庄面临着青年出去打工以后，老人多，儿童多，妇女多的问题。农村的青壮劳力越来越少，他们都在想尽方法地往外走，而对于外面的世界究竟有什么并不知道。他们所能知道的是，外面的世界比乡村要精彩。在麻庄，农民经济的改善基本上都是靠出去打工，年轻人对于土地的依赖越来越少，大部分都是老人在耕作。
借助于现代化的传媒以及各种先进设备的传输，海量的信息涌入如麻庄样的乡村，都市文明不断改变着乡村的文明生态。青壮年的离开，一方面导致农村越来越老年化；另一方面年轻人不断涌入城市，也不断地冲刷着城市文明。正如有识者所说，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离乡背井进入城市的农民越来越多，他们不仅面临着身份的确认，更需要灵魂的安妥。6而那些留守在村庄的村干部们又怎么样呢？他们大多都不是在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为自己谋利益。村干部的选举很不严肃，有的通过不正常手段参加选举，有的甚至还有着黑社会（地痞流氓）的背景。村干部的权力一手遮天。村级买官卖官现象严重，年轻党员动机不纯，功利性极强的火线入党很多，导致党员队伍不稳定，老党员个个愤世嫉俗，却又无能为力。与此相对应的而是，农村的价值认同也在不断失范，乡风日下，妇女生活观急剧变化。
面对这些，作家何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表现农村是每一位创作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中国土地幅员辽阔，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共生共存，现状如此斑驳复杂，作家在表现乡村经验时如何确立自身的写作立场？
或许，正如评论者丁帆所说，作家在这三种文化模态下难以确立自身文化批判价值体系的表征。当乡土文明遭遇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诱惑和压迫时，作家主体就会表现出极大的双重性：一方面是对物质文明的向往；另一方面是对千年秩序的失范而痛心疾首。7这导致了“从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由于乡土经验的一成不变，造成了乡土小说难以跳出单一化主题模式的弊病——非批判即颂扬”。8因此，“乡土经验的转换是作家们亟待解决的价值立场问题”。9当代作家对农村的书写一定要避免现代作家那样的误读和改写。“‘五四’以来的作家大多数是从农村出来的，书写乡村的时候，本来是应该最动人的，因为这跟他们童年记忆有关，但很多作家采取的方式是抛弃故乡——也许把‘乡土’换成‘故乡’会更好理解一点——生活在别处。这种姿态必然会导致对乡村现实的改写，这种改写不仅发生在乡土文学中，哪怕对城市的现实，不是也存在着改写吗？”10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要警惕那种仅凭记忆和经验的写作，因为‘童年记忆’的书写往往是有毒的，那种对乡土文学的‘经验改写’是致命的，价值的失范必然给乡土文学作家作品带来文学史意义上的偏离。”11
而事实上，当下许多中国作家们首先感到困惑的就是中国“乡土经验”的如何重构。今天的农村题材写作，必须回到乡村现场，只有脚步深深扎进那片土地，作家的笔下才能表现出真实的农村。
在写作《后土》的过程中，我多次回到家乡，去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溢出日常生活的梦想。每个农民都有他自己的梦想，在全国上下都在以言说“中国梦”为时尚的语境下，他们的梦想最不应该是“无法实现的美好”。对于农民来讲，从“乌托邦”到“中国梦”的距离并不遥远。因为他们的梦想并不“复杂”，也并不是虚无缥缈的目标存在。如果说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中国梦”的话，我敢说，农民的“中国梦”是最现实的，也是最廉价的。
在《后土》中，在小说中的苏北鲁南的那个小村庄里，农民们的梦想是在家门口就可以“务工”，而不需要进城；在家门口就可以住上小康楼，而不是到城市里成为低下阶层；他们梦想着能够进行土地的自由流转，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规模发展的绿色庄园；他们梦想着村庄里热热闹闹，而不再是一个又一个价值失范的空心村；他们梦想着年轻人都能留在村庄里，而不是四处游荡；他们梦想着村干部都能够清正廉洁，而不是鱼肉百姓；他们梦想着村庄能都保持着淳朴的民风，而不是淫风飘荡；他们梦想着所有的人都能够崇拜、敬畏土地，而不是逐渐失去自己的本土信仰。总之，他们梦想着一切美好的东西。
如果我们连这些低廉的梦想都很难实现，那些所谓高尚的“中国梦”又该如何避免成为泡影？
在小说尾声中，我这样写道：
“两年后的惊蛰。这一天，天气晴朗。麻庄的小康楼工地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小康楼正式建成了，从外面打工回来的年轻人纷纷买了楼房，他们都喜气洋洋地从刘青松手里拿到了新房子的钥匙。
与此同时，麻庄的小龙河景观带建设，苇塘、苹果园和马鞍山开发等也竣工了，麻庄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公司董事长刘非平，总经理王东周宣布，下一步还将着手建设以绿色食品开发和生产为中心的超级大农场，到时候，全村的百姓都是这个农场的工人，按小时上班，按月领工资。麻庄的乡亲都在为这个设想憧憬着，盼望着。”12
这既是美好的愿望，也是对那座小小村庄的祝福。祝福我的父老乡亲早日走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早日实现美好而低廉的“中国梦”。
四、创作的尊严
我在《作家》杂志刊登这部长篇小说时所附的创作谈中说：
“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还乡。《富矿》是如此，《后土》更是如此。与我的所有农村题材的书写一样，这部小说呈现的依然是我所熟知的生活在家乡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因此，在小说中，他们的念想和追求，他们的命运和遭遇，他们的生活和情绪，都是具体可感的，都是浸染着我生命的体温的。
我深深地爱着那个村庄，爱着那片广袤的土地。我清醒地知道，村庄以及村庄所在的苏北鲁南大平原将成为我终生创作的文学地标，我将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中，对它们顶礼膜拜。”13
为何说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都是作者的精神还乡？其原因除了缘于我自己的童年记忆和人生底色离不开家乡以外，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某种程度来说作家的创作都是为了找回尊严。作家要通过创作过程中的精神返乡来观照自己的来路，在来路中找回自己成长的精神轨迹以及创作尊严之所在。
这里所说的创作的尊严，其含义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农民，不论他们在现实中如何艰难，也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因为我一直褒有一个创作理念：作家的创作要让笔下的人物有尊严，哪怕这尊严是虚幻的，是无法实现的，也要在作品中有所呼唤、慰藉。我在《后土》中写到了农民生存的艰难，但这些艰难没有让他们更加无力，而是给予他们以希望和梦想，让他们在艰难中有尊严地前行。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为了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农民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正如陈毅在评价淮海战役时所说，没有农民的支援，淮海战役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这场战役是农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这样的话，放在全国的范围，我想也是可以成立的。吊诡的是，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的农民，在革命胜利后并没有“率先”“完全”地品尝到胜利的果实，直到现在，他们许多人的生存状况仍然堪忧。创作《后土》以前，我写出了许多偏于暴露的作品，比如《富矿》以及《山西煤老板：黑金帝国的陨落》14，想以此引起疗救的注意，但后来我转变了思路，我逐渐醒悟到，作家的创作，一方面要提出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给人以希望，给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底层人物以勇气，以这勇气去维护他们活着的尊严。
创作的尊严第二个含义是让创作主体——作家有尊严，让他们有尊严的创作，有尊严的活着。在南方某发达省份一次全省作家的代表大会上，时任省委书记曾经信誓旦旦地如此表态：要努力让全省作家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说这话的时间离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依然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愿景。但至少这位官员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作家是没有尊严的，或者说尊严还不是那么让人满意。正因为作家的生活没有尊严，所以作为领导的他才信誓旦旦地说要让作家开始有尊严。那么，什么是作家的尊严？什么是有尊严的写作生活？
作家有尊严的活着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在精神层面能够自由的表达，自由的写作，自由的发表；在物质层面能够衣食无忧、专心创作等。以此衡量中国的作家们，恐怕没有几个人敢说已经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吧？就拿最简单的衣食无忧来说吧，现在有多少坚持纯文学的作家能够靠写作来养活自己和家人？更别说在当前语境下难以实现的写作的自由表达与发表了！
创作的尊严第三个内涵就是让文学找回尊严。当代文学的不断边缘化以及它所存在的危机，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政治和市场的夹缝中生存的纯文学，其生存状态实在是狼狈不堪。多年前，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当代文坛太混乱，几乎没有什么秩序可言，就连基本的秩序也没有。一些非文学作品竟然能一夜成名并且能道貌岸然地跻身在纯文学之列，与之相反的情形是，一些真正的有深度有价值的作品却不被看好，一直沉寂在民间状态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市场经济下，一切服从经济，但文学毕竟是有自己的品位和独特的引导价值的，文学不能一味依靠市场生存，就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文学也是得到有力的扶持的，一味把文学推向市场的国家行为是短视的行为，长远看是没有多少好处的。市场的炒作对于写作者来讲并没有什么益处，它可以捧出来无数的文学新秀，也可以扼杀无数个优秀作家。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来说，一个健康的文化秩序的产生是一个至为关键的保证，没有健康的文化秩序特别是健康的传媒伦理道德，文化产业当然包括文学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
许多作家对于当代文学的危机以及尊严的缺失，都有着清醒的深刻认识。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写作时才会“左顾右盼”——既要让作品具备纯文学的品质，又要照顾到市场的反应。当下的作家创作，不但要写好作品，更要深谙市场规则，像明星一样到处签售、不断在媒体曝光。在市场这双大手的指挥下，他们不得不在冰火对比的小说和现实之间奔走。这样的现状，文学还能有什么尊严可言？
2013年9月25日，于北京全国青创会闭幕之际
【注释】
1发表于2013年第6期《作家》杂志，单行本由青岛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2大学三部曲《大学.狼》、《大学.羊》和《中毒》，前两部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中毒》发表于《小说月报》原创版2009年第1期长篇小说专号
3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
4《后土》，青岛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页
5同上，第1页
6丁帆《中国小说文学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年8期，第6页
7同上，第6页
8同上，第9页
9同上，第9页
10同上，第10页
11同上，第10页
12《后土》，青岛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页
13《精神还乡》，《作家》杂志，2013年第6期，封二
14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刊于《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