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化之地说，当代小说创作有两种主要取向：一种以现实主义为代表，向生活取经，作家之情投注到人物身上，多以第三人称叙事，代入感强；另一种以先锋小说为代表，奉现代叙事技巧为上，多以第一人称展开，作家的感情隐而不露，叙事扑朔迷离。二者本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但对现实主义“落伍”“陈旧”“过时”的指责一度甚嚣尘上。这里牵涉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以及现实主义在今天的创新困境问题。四川作家马平推出的小说新作《高腔》，可以视作一次现实主义的迎难而上。“现实永远是一个崭新的词”，怀着这样的自信，《高腔》往前接续柳青、路遥开创的写作传统，向下掘进火热的乡土农村，凭借“崭新”风貌，重新激起读者对现实主义写作的期待与敬意。
《高腔》写的是正在进行时的扶贫故事。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在确保贫困人口2020年如期脱贫目标的鼓舞下，精准扶贫工作正在各地尤其是农村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文学界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一部部聚焦精准扶贫和新农村建设的作品体现着文学的积极介入精神。但是，其中一些作品还停留在喊口号、流于表面的阶段，也有不少扶贫故事意在赢取眼泪而过度渲染贫穷和苦难，而《高腔》一上手却是“屋前那棵白玉兰树又开花了”，乡村的春天来了！不生硬，不煽情，不拖泥带水，一边是大雅大俗的川剧高腔声声迭起，一边是扶贫故事的繁花次第开放，和风拂面，相得益彰。
《高腔》的主角米香兰貌美能干不让须眉、端庄大气有担当。她自幼喜爱戏剧，爱屋及乌地嫁给柴云宽，本可在“火把剧团”比翼齐飞，可惜命途多舛，父亲因饥饿夜间去偷胡豆角被撞见，在逃逸时摔成了终身残疾，母亲中年早逝，丈夫消极懒散，成了“糊不上墙的稀泥”，一个诗意的家庭陷入困顿，成了扶贫对象。另一个扶贫对象牛金锁，则在母亲亡故后因孤致贫，终日盘弄花木，为花肥寻找鸟粪，并将自己的成家之梦寄望于此。从城里下来的扶贫干部滕娜与第一书记丁从杰，没有蜻蜓点水，而是深入走访，找到贫困户内内外外千丝万缕的致贫原因，对症下药，度身定做脱贫方案。他们帮助米家建新居，给柴云宽提供机会改邪归正，鼓励自卑封闭的米香兰走向前台，做上村委会主任，而且重燃“火把”，回到戏台。对于牛金锁，则重在打开心结，发挥他在园艺上的一技之长，扶他走上产业发展之路。在摆脱贫困的同时，米香兰和牛金锁两家间的宿怨也得到化解，和谐共进的新农村画卷铺展开来，花田沟迎来了春天。
花田沟旧貌变新颜的故事是《高腔》的主体，而戏剧“高腔”则是小说的灵魂，牵动情节发展。搜集整理民间戏词工作成为恢复翁婿关系的融化剂，戏剧也成为连接扶贫干部和乡亲之间的情感发酵剂，再进一步，戏剧还唤醒每个人在“崭新的现实”中放声歌唱的豪情。小说中号称“万年台”的戏楼是民间艺术生活与农民精神世界的象征，它由颓败废置到重新装修启用的变化，喻示着人们信心的重振。结尾处，嗓子患病的丁从杰到底赶上了整出戏的高潮——米香兰与滕娜同台表演高腔《穆桂英挂帅》，他打着嘹亮口哨，将清越而高亢的时代之音传向“无穷的远方”，让人久久回味。
整部小说主干强壮，枝蔓妖娆，参差交错，引人入胜。但是《高腔》决不仅仅靠丰富的情节取胜，它还是一部非常有性格的小说。表现之一是它的境界鲜明，人物精神挺拔轩昂，民风古意盎然。扶贫不仅是物质上的“造血”，同时也敞亮和提升人的精神，帮助每位个体寻找失落的梦，在滕娜和丁从杰的帮扶下，花田沟不仅在物质上得到极大改善，精神上也承接了传统文化中的光华：仁义、孝道、廉洁再放异彩。米香兰、牛金锁身上都体现出传统伦理精神的力量。表现之二是小说叙事以小见大，跳脱活泼，语言俏丽，腔调喜人。行文颇能看出作者对地方艺术和文化的缱绻深情，大量戏词引入小说，一唱三叹，延宕了叙述时间，也生长出开阔的美学空间。
脱贫攻坚，主题不可谓不宏大，但《高腔》让它踏实地落在每一地、每个人、每种不同的问题里，所以穿针引线，写得从容不迫，精炼到位。如果说，当前脱贫工作的重点是精准发力，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那么，《高腔》就是在用文学上的“绣花”来书写和表现扶贫，一针一线间见出锦绣异彩。它体现出在讲述中国故事上现实主义还有巨大活力，前提是扎得下去，写得上来。扎入广袤的土地和火热的现实生活，把鲜活的典型的故事挖掘出来，再充分调动作家的文学能动性，以真正贴合故事和人物、贴合时代和读者的文学样式予以表达、再造。“现实永远是一个崭新的词”，落伍的只是我们对现实的捕捉、对现实的认识、对现实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