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斌先长篇小说《响郢》前后共计10章，从总体艺术结构的角度来看，其实可以被切割为两大部分。从一到七章，为第一部分。这一部分的叙事过程中，作家虽然也偶然会跳出响郢，穿插交代外部世界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但主体笔触却一直停留在响郢内部，叙述着董、孙、廖三家曾经的与现在的响郢，在彼此碰撞和争斗的过程中，如何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家的产业和势力。这个过程中，作家陈斌先虽然不可能不移步到董家和廖家，对德公的老谋深算与大哥董风堂为重振家业所做出的各种努力有所描写，但毫无疑问地，他的描写重心最终还是落脚到了孙家响郢。其中，尤其以孙宝斋和董风玲他们二人之间由针锋相对到彼此认同这一过程的描写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引人注目。然而，在集中描写孙宝斋与董风玲的激烈冲突之前，作家首先巧妙地借助于孙家树妹妹孙家芬之口，对孙家响郢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作家这种煞费苦心的特别设置，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曹雪芹《红楼梦》中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那一个部分。正是通过孙家芬的细致介绍，方才对孙家响郢那样一种四世同堂以及各门各户的具体情况有所了解。孙家响郢虽说四世同堂，人丁兴旺，但孙宝斋找不到堪当大任的后人，一番寻思，唯有重孙孙家树和他的童养媳董风玲是有望未来重振孙家响郢大业的可造之材。既如此，孙宝斋就下定决心悉心栽培他们两人。首先，因为亲眼目睹廖家响郢凭借有人在外行伍当兵而鼎盛一时，所以，孙宝斋便如法炮制，千方百计让孙家树也走上同样的人生道路。在恳请德公出面给孙家树打点当兵之路惨遭婉拒的情况之下，孙宝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安排孙家树南下去投考黄埔军校，孙宝斋就要告诉大家，孙家落下廖家好几步，得提鞋赶上去。
相比较而言，孙宝斋还是把更大的期望寄托在了孙家树的童养媳董风玲身上。通过对董风玲打压、误会、激起更大的抵触，到董风玲受到诬陷孙宝斋替她洗清委屈，再到董风玲主动维护太爷孙宝斋、主动营救孙宝斋等等细节，我们才彻底明白，孙宝斋为什么要特别指派自己最信任的大娘去专门给她讲授各种伦理道德与礼仪规范：“大娘说，先从‘仁’字说起；大娘说，仁分大仁、小仁，大仁说的是忠君报国，小仁说的是宽厚仁慈。”“由‘仁’大娘说起了‘善’，说善是仁的根基。”从这个角度来说，孙宝斋之所以要抓住一点过错严厉地惩罚董风玲，惩罚她到厨房去帮厨服苦役，的确是为了更好地打磨她的心性。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孙宝斋与董风玲他们两位，正是在经历了一番彼此对立的角力过程之后，方才对对方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尤其是又相继经历了100块大洋，以及孙宝斋受辱时董风玲亲自带人解救了自家太爷这两件事情之后，孙宝斋不仅对董风玲更加信任有加，而且还当众公开表示，要把管理孙家响郢的大权交付到既明辨是非又敢作敢为的董风玲手里。应该说，一直到董风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彻底赢得当家太爷孙宝斋的信任这个时候，作家陈斌先的笔触始终集中在家族碰撞与争斗的描写之上，整部《响郢》给读者留下的突出印象，依然是一部旨在描写表现董、孙、廖三家响郢之间家族冲突的长篇小说。然而，就在读者差不多就要断定《响郢》就是一部家族小说的时候，陈斌先的笔触却于看似不经意间发生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艺术反转。从第八章，董风梁与孙家树这两位先后销声匿迹的人物形象的再度粉墨登场，整部长篇小说的基本矛盾就开始了方向的根本转变。如果说此前的矛盾集中在董、孙、廖三家响郢之间，属于家族之间的碰撞与争斗，那么，伴随着董风梁与孙家树这两位原属响郢人家子弟，但在外出期间却已经接受了现代革命思想或者说革命现代性思想影响的重返故乡，小说的基本矛盾就已经明显转换成了恪守“仁义礼智信”原则的传统文化与信奉以暴力的形式颠覆旧体制的革命现代性之间的尖锐碰撞与冲突。这样一来，看似家族小说的《响郢》也就随之脱胎换骨地变成了一部现代社会小说。究其根本，陈斌先《响郢》思想艺术的成功，与如此一种艺术反转的巧妙设定，存在着不容忽略的内在紧密关联。
孙宝斋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送孙家树去投考黄埔军校，乃是为了顺应时势的发展，效仿复制已经先期取得成功的廖家响郢，以重振孙家响郢的雄风。没想到，他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事与愿违的是，等到孙家树再度出现在自家太爷面前的时候，他不仅被迫弃一直在家苦守的童养媳董风玲于不顾，背信弃义地娶了文旅长的千金平儿为妻，而且干脆摇身一变，变成了以彻底剿灭政治对手共产党响郢游击支队为主要目标的县保安团团长。与孙家树相类似，同样在出逃并经过了一番颇为复杂的过程之后，董风梁接受了共产党所倡导的一整套革命理论，并成为响郢游击支队的主要负责人。他暗中潜回故乡的终极使命，就是要充分发动像李三这样一类底层民众的积极性，在劫富济贫均贫富的同时，从根本上颠覆国民政府的统治。也因此，虽然孙家树与董风梁都属于少小时关系特别密切的玩伴，但正所谓各为其主，当他们羽翼丰满重返故乡的时候，却不期然间就成为了你死我活的政治对手。当然，无论如何都不容忽略的一点是，董家大哥董风堂怎么说都应该义无反顾地站在弟弟董风梁的一边，而实际上，令董风梁倍觉不可思议的是，董风堂竟然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坚决维护响郢利益的一边。
也因此，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到了小说后面的三章（也即从第七章到第十章）部分，伴随着基本矛盾的方向转换，《响郢》中那些先期登场的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已然发生了力量的重组。一方面，我们固然承认，孙家树与董风梁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同党派政治立场的尖锐冲突，但在另一方面，当他们共同面对着以响郢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力量的时候，却又殊途同归地成为了革命现代性文化立场的体现者。与此同时，当孙家树与董风梁重组为革命现代性的体现者的时候，那些原本在家族冲突中立场对立的人物形象，也在完成着力量的重组。无论是廖家太爷德公，还是孙家太爷孙宝斋，抑或是董家的当家大哥董风堂，当然也包括董风玲与廖阶福这样的重孙一辈，到这个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捐弃前嫌地站到了三家响郢——即传统文化立场的一边。某种意义上说，孙家太爷孙宝斋的溘然去世，具有着突出不过的象征意味。它所强力象征的，正是坚定信奉“仁义礼智信、德行孝悌廉”的响郢文化也即中国传统文化在革命现代性面前的彻底崩溃与败落。
在这个意义层面上，陈斌先的这部《响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陈忠实那部影响巨大的经典长篇小说《白鹿原》。如果说《白鹿原》所充分展示出的，面对革命现代性的步步紧逼，乡村宗法文化谱系节节败退。那么，陈斌先《响郢》所描绘出的，是以孙家太爷孙宝斋和董风玲他们为突出代表的响郢文化，在革命现代性文化面前，节节败退并最终彻底衰败崩溃的过程。《白鹿原》中的基本价值取向，用“子一代”来反对保守传统的“父一代”，构成了一种反向书写。形神兼备地传达出了一种“告别革命”的深刻思想题旨。陈斌先的叙事视点明确不过地落到了以孙宝斋和董风玲为突出代表的响郢文化身上，塑造了一系列的鲜活人物，构成了一曲哀婉深沉的传统文化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