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有一种传奇笔法，简单地说，就是在小说人物面对重大转折的时候，用隐喻、暗示、启示等心理描写，为人物的选择做注解。这些心理描写中，往往隐含着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可以见出中国人的精神内核。这种传奇笔法用好了，会因其内在的心理同质而增加读者对人物的理解，可以对小说主题起到升华提纯的作用，用不好，会让人觉得牵强，不可理喻，甚至破坏小说的整体性，使读者游离于小说外部，达不到小说的艺术享受。这种写作手法在当下的小说写作中也不时见到。读曹多勇的《淮水谣》，又看到了这种传奇笔法，同时因为小说结构上的创新性，使得这部小说复古而不老套，其小说艺术值得研究。
小说以淮河边大河湾村一对普通农民夫妇韩立海和吴水月一家六口的人生遭际为主线，写出了淮水人家的几十年变迁。韩立海夫妇凭着朴素的生活智慧和勤劳的双手，硬是把三儿一女送出了大河湾村，送进了城镇，但他们自己却离不开土地，一直生活在世代耕种的土地上。土地曾经养育了一代代中国人，却从韩立海这一代以后大量离开土地，中国人的生活也随着这一“离开”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足以影响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小说通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故事，写出了这种变化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情感。小说对新云、新水、新雨、新苗四个人物的塑造也很有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的性格设计符合中国人对老大、老二、老三、老幺的设想，也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物出生的年代；另一方面，他们四人的命运走向，也是基本符合人物性格的，分别代表了那个年代青年人奋斗的四种路径，从中可以看出时代、社会对具体个体的影响。这是一个普通人家的传奇故事，也是发生在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千千万万个传奇人生的缩影。
韩立海夫妇能够让四个儿女跟上时代的潮流，虽不是弄潮儿，没有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功，但也没有落后于时代，被时代所抛弃。这始于他们的一个朴素思想：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出路，只有走出大河湾村才有出路。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送孩子们去上学，供孩子读书，只靠种地是远远不够的。正在韩立海去镇上找门路被告知“经济能力”不行而一筹莫展时，这个关键的转折点上，传奇笔法出现了：韩立海像是得到神谕似的，在城门口看到一进一出都是赶着猪去配种的两拨人，从中领悟到养猪赚的钱就够送儿子进城读书，进而考大学了。其实送猪到别处去配种这样的事情，在农村是很普遍的，很多时候大家是熟视无睹的，但当时当地，在韩立海看来就是老天在给他指明出路。他是能干的农民，还真就养了四头猪，把几个孩子送到镇上读书了。这里的“神谕”式写法，符合实际情况，也符合人物性格，更为小说增加了一些神秘感、命运感。
另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传奇笔法，出现在对吴水月的心理描写中。吴水月这一农村妇女形象是该作品的一大贡献。母亲在一个家族中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看起来功成名就的是家族中的男性，但真正培养、塑造出这些男性的却是母亲。在韩立海、吴水月这个大家庭里，吴水月是一个灵魂人物。要让孩子读书，走出大河湾村这一认识，是吴水月提出，并成功影响了韩立海。当培养二儿子受挫，读书这条路走不通时，又是吴水月准确判断二儿子的优缺点，决定拿出钱让二儿子到镇上开杂货店，给二儿子创造了一个通往外界的通道，二儿子才有机会做生意，一步步成为民营企业家，成功离开大河湾村。至于把三儿子当女儿养，对小女儿却可有可无，这样的心态本身就带有传奇色彩。她不是一位理想的母亲，她的优点和缺点一样鲜明，她对孩子的偏心和对孩子的因材施教的智慧一样是她的标签。她还有一个标签，那就是自省意识。她的反省依据不是空泛的哲理，而是来自身体的切实疼痛。她会用怀孩子和生孩子时身体的反应来分析判断孩子的性格，进而为他们指明出路。她会在送走最小的女儿后，从几个孩子离开家时身体上的疼痛感来悟出几个孩子在自己心中的不同位置，进而领悟到自己对女儿的一切幻想都已经给了三儿子，对真正的小女儿却没有了一点感情。小说用这种自白式的心理活动，带有某种魔幻色彩的叙述，为我们阐述了吴水月这样一位母亲的存在合理性，使这一人物因感性和理性的良好结合而丰满、鲜明。
作者曹多勇长期坚持在淮河地区采访写作，淮水对他来说，就是他的文学矿藏。能找到一个蕴藏丰富的写作资源，是作家的幸事。期待曹多勇在他的文学矿藏里继续开掘、深挖，更深入地捕捉淮水这一方水土的人们富有的精神特质，写出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精神风貌，为当代中国人的文学书写贡献新的典型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