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文学不仅仅只有魔幻现实主义，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保丽娜·弗洛雷斯说。
这位出生于80年代末的智利年轻作家如是说道。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T恤，上面印着她喜爱乐队的LOGO；金色的头发藏在帽子里，手臂上则布满了玫瑰、月亮、弓箭的文身，还有伍迪·艾伦电影《曼哈顿》的女主角头像。装扮如此洒脱不羁的她，在谈话中始终保持着轻柔的语调，即使是在表达一些尖锐观点的时候；一个小时的采访里，她一直面带微笑，眼睛时不时就眯成一对月牙。
毕业于智利大学西班牙语文学专业的保丽娜·弗洛雷斯，是智利文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2014年，她凭短篇小说《奇耻大辱》斩获罗贝托•波拉尼奥短篇小说奖；次年同名短篇小说集出版，获评智利艺术评论界最佳新人小说家奖和圣地亚哥市立文学奖；2016年该小说集在西班牙出版后，短短3个月内连续加印3次，引发阅读热潮；这本短篇小说集最近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入中国，中文名为《最后假期》。
《最后假期》收录了弗洛雷斯的九篇短篇小说，这些故事多从青少年视角展开叙述，以孩童之眼呈现成人生活的种种窘困与挣扎：在《奇耻大辱》中，两个女孩本来试图帮助自己的父亲摆脱窘境，却使他陷入了新的“奇耻大辱”之中；在《塔尔卡瓦诺》中，看上去勇敢无畏又肆意妄为的“忍者”少年们终究摆脱不掉悲惨现实的阴影；而在《最后假期》中，主人公在两种天差地别的人生道路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九个短篇故事，九种酷烈童年，九个刻骨铭心的记忆瞬间，带领叙述者穿越孩童世界与成人世界间的幽暗闸门，抵达今天。
在上海书展期间，澎湃新闻记者对作家进行了专访。采访中，弗洛雷斯明快地表达了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不认同，认为集体主义的写作已经过时，她更关注的是社会环境中个体的境遇。而她最喜欢的作家是罗贝托·波拉尼奥。谈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弗洛雷斯微笑地表示，希望自己能创作出和《2666》一样伟大的作品。
【专访】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开始文学创作的？是否从小就立志成为作家？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直到20岁才开始写作，成为作家并不是我从小的梦想。小时候我虽然也爱写日记，但从未想过以写作为生。但我潜意识里感觉自己是很喜欢文学的，所以读大学时凭直觉选择了文学专业，从此开始了大量的阅读。读了很多书，结交了一些梦想当作家的朋友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对阅读和写作的兴趣，于是开始自己写作。所以我成为作家，其实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结果。不过我的写作并非依靠天赋和运气，我认为要是真正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天赋只起了一小部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将它作为一份工作来认真对待，投入很多时间在吸收知识与写作练习上。
澎湃新闻：你多次提及罗贝托·波拉尼奥，他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确实很喜欢波拉尼奥。当我刚开始决定要成为一名全职作家的时候，就去认真拜读了他的作品。他的小说非常引人入胜，能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也很为他书中的浪漫情怀而着迷。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谈到拉美文学就只会想到魔幻现实主义，而波拉尼奥的影响力证明了不写魔幻现实主义也可以获得成功。波拉尼奥的写作风格跟我的风格很相似，所以他在文学上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这次来参加上海书展，我看到书展上也有很多波拉尼奥的书，我很感动。因为波拉尼奥是拉美文学的开路先锋，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先引进了波拉尼奥的作品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或许我的书就不会被引起，我也不会有机会来到这里。
至于个人经历方面，波拉尼奥并非出生于精英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在过去，我一直以为作家一定要来自书香门第，而波拉尼奥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原来普通家庭出身的人也可以成为如此杰出的作家。他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能够有更多的自信在写作的道路上走下去。
澎湃新闻：你谈到波拉尼奥的作品不是魔幻现实主义，这是你喜欢他的原因之一。所以你并不认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吗？
保丽娜·弗洛雷斯：这个问题解释起来有点复杂。首先，我承认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气势恢宏、语言优美，叙事方法也很独特；但由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大多是男性，作品也局限于男性视角，在他们的作品中女性的存在感是很弱的。而我个人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所以我并不喜欢魔幻现实主义的这种倾向。
其次，魔幻现实主义是上个时代的产物，那是集体主义的年代，比较强调政治环境对群体的影响。而我觉得时代已经变了，集体主义不再是主流。现在我更关注的是大环境对个人的影响，所以比较认可个人主义的写作。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你是如何在写作中践行女权主义的？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并不看重女权主义的思想理论，更愿意在行动中实践我的坚持。作为一名女作家，我在跟媒体和出版社打交道时，经常会传播我的一些女权主义的观点。我在作品中不会明确地提出女权主义，也不确定我的作品是否反映了我的女权主义思想，但我确实在小说中有意识地描绘更为具体的女性形象。我在书写女性角色时，不想把她们写成绝对的好人或坏人，而是希望体现人性的复杂性。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女性角色在拉美文学中的地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因为在以往的拉美文学作品中，最吸引读者的大多是男性角色，而我希望女性也可以成为重要的文学角色。
澎湃新闻：《最后假期》一书中的九篇小说，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们不同的生活，笔触非常细腻真实。你的灵感从何而来？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的灵感来源是多种多样的，随时发生的某件事都可能会激起我的写作灵感。有时我会去猜测路人身上发生的故事，有时也会把道听途说的趣事写进小说里。我的小说反映的是我观察世界的一个视角，包含了我对世界的种种看法；故事本身可能是编造的，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而我所做的只是用小说的形式，通过我的观察，将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
我想我的小说之所以能让读者感到很真实，是因为在动笔写一个角色之前，我会对这个角色进行详细的背景设定，我会去构思角色的家庭状况、学校生活、交友状况等等，再设想角色在这个故事环境下，以他/她的性格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我的背景设定非常全面详尽，但最后真正写进小说里的内容只是冰山一角。其实我是个挺爱胡思乱想的人，我夜里经常失眠，是因为每当我想起一件事，就会把这件事所有可能的后果、应该如何应对，都全面地想了一遍。这种性格对个人生活可能会造成困扰，但是这种周到的思考方式，对文学创作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澎湃新闻：《最后假期》中的九篇小说多以青少年视角展开描写，为什么会选择青少年视角？青少年和成人的世界有何不同？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觉得青少年是很好的故事讲述者，因为他们身处时代之中，不自觉地受到时代的影响，却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时代，所以能够隔一段距离去旁观所处的时代。我的小说里虽然写的是青少年的故事，但讲故事的人已经长大了，实际上是一个成年人去回顾自己童年时的某一段经历，是如何影响了自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想写智利过去的独裁时代的故事，但身处时代之中往往是看不清楚的，必须等过了这个阶段才能更好地看清全貌。而青少年是能够保持一段距离去描述那个时代的故事讲述者。对我个人而言，在独裁时代，我的年纪跟我笔下的青少年是差不多的，从同龄人的视角写作对我来说更顺手。
澎湃新闻：《最后假期》写了多长时间？写作中最感到艰难的一点是？
保丽娜·弗洛雷斯：写作加上出版时间大概有两三年。作为一名女作家，写作男性视角、把握男性的说法方式是最令我感到困难的。写完之后我拿给朋友看，朋友都会说男人不会这么说话，所以男性视角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用第一人称写作，因为这样可以把故事讲得更为精确具体，并展开更细致的心理描写。
澎湃新闻：《最后假期》作为你的第一部作品，就获得了很多嘉奖，你也因此成名。对此有何感想？
保丽娜·弗洛雷斯：刚刚出版第一本书就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我当然感到自己非常幸运（笑）。但成功背后我也付出了很多心血。这两三年的创作中，我每天对着电脑写作，这个过程很艰辛也很孤独；并且作为一名刚出道的作家，我在出版过程中也遇到很多挫折，比如被出版社拒绝，被编辑再三要求修改等等。我经历了这么多艰辛，所以我觉得自己值得拥有这样的成功。
现在虽然成名了，但我的创作一点也没有变得更轻松，顶多会在出版上不再遇到那么多周折，但创作经历本身的痛苦并不会改变。
不过，虽然痛苦，我还是很享受写作的过程。我在写作中是全情投入的，情绪会随着笔下的情节剧烈起伏，这是独属于写作者的快乐。并且通过写作，我可以更好地感受文学的魅力，更精准地操作词汇和语言。我也非常喜欢语言学和修辞学，并乐于在写作中研究和实践它们。
澎湃新闻：你为什么要将短篇小说作为你创作生涯的开始？
保丽娜·弗洛雷斯：首先是出于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当时我还是学生，忙于上课、写论文和打工，没有那么多时间投入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并且作为一个刚出道的新人，出版长篇作品是更为困难的。
另一层原因是，我在系统学习文学类型时，看了很多优秀的短篇小说，我意识到短篇小说也并不好写，一篇好的短篇小说的构思是非常精巧复杂的，并不比写作一个长篇容易。比如我在读爱丽丝·门罗的作品时就感觉很震撼，因为她可以在一个很短的篇幅里把故事讲得非常完整。于是我就想自己也尝试做到这样。不过作为一名作家，我不想拘泥于一种创作类型，所以我现在写的第二部小说就是长篇了。
澎湃新闻：你的新长篇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方便透露吗？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的新长篇发生在智利南部，一个气候恶劣、狂风呼啸的海边小城，讲的是一对父子和一名水手之间的故事。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最后假期》的延续，因为《最后假期》是一本关于过去的小说集，讲述过去人们是如何犯下错误，如何经历一些改变人生方向的往事，如何走过命运的转折点；而这部新小说想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你过去犯下了一些错误，还有没有机会重新开始。
这部小说的悬疑色彩很浓，我想把它写得更精彩，情节更有吸引力。我会写到罪犯的逃亡，一些争执和打斗，看起来会有一点动作片的感觉。所以我现在也在看悬疑类的通俗作品，思索如何把我的小说写得更生动有趣。
澎湃新闻：所以你的新作更偏向于一部通俗作品？你并不在意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的界限？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不认为借鉴通俗小说的风格会削弱我作品的文学性。我希望自己能够把精彩的故事情节和诗意的文学表达相结合。福克纳的《圣殿》就是能一部能够兼具这两方面的杰作。我想在情节性和文学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像福克纳那样的大师一样。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在全球化浪潮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你的写作目前看来依然聚焦于智利本国的现实。这是否是你写作的主要方向？
保丽娜·弗洛雷斯：目前为止我的写作确实更偏向智利本土，我确实对其他国家的了解有限。不过我依然在学习和了解中，包括这次来中国，我就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我也有一些朋友在亚洲生活，从他们那我了解到了亚洲人的生活状态，都能为我未来的创作提供素材。
我很关注移民、难民潮等等流行的全球话题，也尝试在写作中反映一些全球化的问题，比如我现在正在写的长篇小说中就出现了外国人角色。我所希望自己能在写作中达到的目标，是能把整个世界的大格局，在一个小小的村庄的故事里就能反映出来。
澎湃新闻：在文学创作上，你想要达到怎样的目标？是否有一个追随的文学偶像？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的偶像当然是波拉尼奥，他的《2666》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巨著，我希望自己未来也能创作出这样伟大的作品。我不是想模仿波拉尼奥的风格写作，而是想成为和他一样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能够对后来的创作者有所鼓舞和启迪的人物。
不过我也是很矛盾的（笑），有时我野心勃勃；有时觉得自己现在就挺好，我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