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的诞生》[英]艾伦·麦克法兰主讲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英国的现代化确实是个奇迹。要诠释这段故事，需要一代代人的不同书写。新近出版的《现代世界的诞生》就是其中之一。研究现代化转型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社会学的有波兰尼的《大转型》和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经济学的有诺斯的 《西方世界的兴起》，各领一时风骚。相比之下，剑桥大学艾伦·麦克法兰教授的《现代世界的诞生》颇为奇特。
先来看看他的研究方法。与其说它是历史学著作，不如说是人类学的历史延伸。不错，它解答的是一组宏大和层次分明的历史问题：摆脱农业社会而迈入工业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为什么英格兰能够第一个跳出马尔萨斯陷阱而其他国家或文明则不能自拔？但是，他并非完全借助英格兰因自治而遗留的丰富档案来说明问题，他更多地利用私人日记、旅行家日记等，带有浓厚的民族志色彩。他所使用的概念术语也别具一格。在人类关系的表述方面，经济学家喜欢讲尊严，社会学家喜欢讲身份（韦伯），而他则喜欢讨论友谊。他通过俱乐部、游戏、园艺等来观察古人行为模式，探究其背后的意义。
本书之奇更在于考察视角。绝大多数有关著作都是从西方中心论角度来讨论现代化进程的，而麦克法兰却试图从中国人视角来看待现代化问题。2011年，清华大学国学院邀请麦克法兰赴华系统阐述英国现代化的故事。这位向来特立独行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一到北京，凭借着人类学职业习惯，很快入乡随俗，和中国学者打成一片。在系列讲座过程中，他与李伯重、刘北成等学者持续对话，摸清了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思考世界的视角以及所熟悉的西方学者和理论。因此，他编织的英国故事打破了以往西方学者认为理所当然的假设，注意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特有挑战，如大一统体制下中央地方关系以及社会凝聚等问题。为便于中国读者理解，他特意引用广大中国读者熟知的学者和理论。例如，他在书中大段大段摘录托克维尔的观察和评论，用托氏的 “旧制度”来描画前现代国家。因此，毫不奇怪，该书“给我们构建了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英国形象，几乎处处可以用来对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更为有趣的是，学术是双向交流的过程。或许深受国内学术界日益增长的自信的感染，麦克法兰把早年强调的英格兰独特性升华为英国版本的三个自信。他感叹：只有英国引领了其他国家踏上现代化之路。在他看来，历史上，“进步倒是极不可能发生的，衰落和消亡才是正常现象。”数万年前，只有东非一小群智人走向西亚，而其他族群几乎灭绝了。走出中世纪是更小概率的事件，它要求具备人口规模、长期和平等诸多苛刻条件，还需要时间节点去耦合上述条件。而“英格兰的现代性是一道横亘1000年的‘长长的拱弧’，没有任何间断”。就此来看，不要说罗马帝国、威尼斯共和国，连中央集权强大的法国都没有能够迈入现代化门槛，而是留下了托克维尔所指的“旧制度”标签。指引英国走出中世纪迷雾的是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麦克法兰津津乐道于此。他认为英格兰在普通法之下早就实现了财产均为个人所有。由此，土地被视为一种商品，可以货币化地分割、买卖和继承。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较早确立财产权，货币化程度较深，所以英国的土地保有人或使用者都采用固定地租，从而激励土地资本家更多投资于改良土壤。麦克法兰引用一些地方史料断言，14世纪英国农业技术就已经大有突破，直到18世纪才被超越。相比之下，亚洲和欧洲大陆普遍的分成租形式，地主压榨佃农，成了消费性的食利阶层，粒粒皆辛苦换来的是不断内卷化的勤业革命而非工业革命。如果说普通法分离了财产权，那么衡平法则创造了信托。信托不仅存在于财产权的转移和继承方面，它无处不在。政治领域上，信托“渗透在君王与人民之间的微妙关系中”，议会只是民众的受托人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在殖民统治领域，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构建的是信托关系。总而言之，信托在处理群群关系方面达到了和谐和平衡，避免了欧洲大陆旷日持久和规模宏大的宗教战争。
麦克法兰的制度和道路自信无疑来自于他的理论自信。他的有关现代性社会的看法类似于卢曼。他认为传统社会的“旧制度将生活中互不相干的领域混为一锅粥。在部落社会，亲属关系作为调节器将所有人团结在亲属关系之内。在农民社会，社会与经济不分彼此，宗教与政治不分你我，那里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和村庄共同体，上面覆盖着薄薄一层有文化的统治者。”而现代社会则是分立社会，“对不同领域进行了深入划分，致使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亲属关系、宗教还是其他能够提供一种基础性原则的关系，每个领域都被另一个领域所制约。”简而言之，现代性核心在于“分”，即将社会结构、国家政体和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进行分立。麦克法兰指出，英国早在中古时代就开始分化，不仅仅经济活动不是按照血缘关系组织起来，连风险的防范和分担也不需要亲属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远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就建立了福利国家。脱逸出以血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的英国人，构成了一个以财富为基础的弹性开放的社会阶层，经商有道者可以通过买卖和婚姻、自耕农可以通过勤快的经营，成为受人尊重的地方乡绅；流入城市者则通过学徒等制度学得一技之长，加入行会而据有一席之地。社团和地方政府的强大有效地阻止了英国走向绝对主义。相比之下，这种分化在东亚很少形成强大的势态，即便中国古代经济繁荣。
由此观点，麦克法兰批评加州学派的修正主义史学。像彭慕兰、王国斌等修正主义史学家想要破除西方中心论，认为18世纪之前中国和英国本来不相仲伯，直到1800年之后才出现了大分流。麦克法兰引用罗伯特·艾伦的观点，认为自从满清入关，中国江南地区的收入水平直线下降，到了18世纪马嘎尔尼访华时，与英国在劳动密度、农田规模、人均农业用地等方面已是差异悬殊。在能源使用上，彭慕兰把中国工业化姗姗来迟归咎于缺乏煤炭，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煤炭之丰富举世罕见。
直白地说，无论麦克法兰批评彭慕兰等人是否有道理，其做法本身就值得玩味。在学术严谨的英国，一个从事英国史的专家去跨界批评一个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多少有点不合规矩。在我看来，麦克法兰的批评不仅是在捍卫传统观点，可能还暗藏着他在研究方法上的轻视——一个完全靠着原始一手资料起家的大学者，对一批不大懂中文、没接触中国古代档案、完全靠二手文献编织出宏大理论的所谓的修正主义史学家，其内心看法自然不难揣摩。当然，这不是说熟悉英国史料的麦克法兰完全正确，他也有不少夸大之处。比如他说英国妇女自古较为自由平等，这一观点就值得商榷。中世纪英国实行夫妻一体主义，妻子的人格都并入了丈夫之中，连独立的财产权都缺乏，何来自由平等？再者，麦克法兰说英国在中世纪晚期建立起了福利国家。但现代福利国家指的是中央集权化的管理和社会服务体系，而英国早期有的只是地方社区提供的千差万别的社会服务，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麦克法兰此说极易引起误解。不过，麦克法兰的跨界批评给了我们很多启示。要理解中国发展的过去和未来，我们确实需要深入探究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制度演进。只有这种参考，才能够更好地渡过旧制度的各种暗礁。从这一点来说，麦克法兰的著作非常珍贵。他从中国人视角写出了许多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而忽视的故事与制度，像普通法、信托、商业殖民帝国等都让中国读者耳目一新。显然，这比那些在西方主流学界处于边缘状态、喜欢炮制惊人理论的所谓修正主义学者们的研究要有意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