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萨尔·穆赫辛·卡赫塔尼，小说家、剧作家，科威特作家协会会员，曾任科威特国家广播电台播音部主任，现任科威特高等戏剧艺术学院电视艺术系主任。主要作品有：小说《过去的幻象》，戏剧《寒冷》《白血病》，学术专著《科威特剧作家阿卜杜勒·赛里阿的电视剧剧本写作技巧研究》等多篇。本文节选自卡赫塔尼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文学论坛上的发言。
科威特小说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小说一样，致力于自身发展、扩大社会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产量与质量，其中前者体现在小说的数量，而“质”是扩大小说影响力的真正指标，无论其受众是普罗大众还是社会精英。科威特小说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引起评论家们的关注，成为他们争相谈论的对象，从此科威特小说实现了显著发展，科威特小说家们所获的奖项和科威特小说翻译潮流的出现或许可以看做体现其发展的两大例证。
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小说（阿拉伯语中称长篇小说为小说，短篇小说为“故事”）一样，科威特小说起步较晚，如果将科威特的小说和其他文学形式进行比较会发现，上世纪20年代科威特就出现了印刷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科威特戏剧则始于上世纪30年代中叶。
小说家塔里布·里法伊在2011年4月在科威特大学所做的题为“科威特小说概述”的讲座中提到，法尔汉·拉希德于1948年写成的《母亲如友》是科威特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1960年撒比哈·玛莎里所作的《命运的残酷》为其史上第二部小说，第三部为1962年阿卜杜拉·哈拉夫的《马尔高法的一所学校》。
塔里布·里法伊的观点与哈利法·韦格延在《科威特文化》（第六版）中提到的基本一致，但韦格延在该书中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纯技术问题，涉及小说的创作方式，《母亲如友》只有50多页，这引起了关于作品分类的疑问，法尔汉写的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
上世纪70年代，科威特小说在受过教育的青年一代中传播开来，尤其随着科威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印刷业的快速发展，自1962年阿卜杜拉·哈拉夫的作品之后，科威特小说创作在短短10年内步伐不断加快，上世纪70年代，小说数量已接近14本，这些作品无论是写作手法还是内容都独树一帜。另一方面，科威特小说中女性文学开始引人注目地登场，1971年法蒂玛·尤素夫·阿里创作了《人潮中的面孔》，1972年努里亚·萨达尼的两部作品《驱逐》和《横渡广场》问世，1977年莱依拉·奥斯曼出版《法特西亚选择死亡》，塔比亚·易卜拉欣于70年代末创作了两部小说《真相的阴影》和《春天的荆棘》。
70年代女性小说家作品占小说总数的43%，这从另一层面证明了当时科威特开明的思想与文化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小说创作毫无疑问会进步。的确，科威特小说蓬勃发展，这一势头至今未见衰退。
小说家伊斯玛仪·法赫德·伊斯玛仪可以被视为小说艺术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他不仅对科威特小说乃至对整个阿拉伯国家的小说发展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71年他以第一部小说《天空曾很蓝》进入文坛，是个高产作家，且写作手法一反传统，独树一帜，被视为科威特小说写作最重要的先驱，是科威特当代小说写作运动的发起人。塔里布·里法伊曾对其表示高度肯定，认为伊斯玛仪·法赫德·伊斯玛仪于1973年至1985年间创作的小说，意义深远，他是阿拉伯小说界的重要人物。伊斯玛仪的作品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是不同于当时的传统写作方式，其作品在形式和语言上有了引人注目的突破和创新；其次是小说作品为阿拉伯民族发声，强调阿拉伯民族及国家归属感；再者就是作品反映和表达了人类对自由、爱、友谊和忠诚的向往。
这些先驱们为科威特小说写作的技巧和认知打下了基石，后期作品不断涌现，至1990年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场持续了7个月的战争对科威特国民的内心造成了巨大冲击，其中包括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这场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侵略战争，将科威特社会及人们内心信奉的许多信念击得粉碎，首当其冲的就是小说家们表达最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他们在“疗伤”中自我怀疑着。
伊拉克战争之后，科威特文坛上兴起一股远离虚无泛民族主义、回归和呼唤爱国主义的潮流，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小说话语转变为对伊拉克侵略战争的记录或写实，部分小说带有受时事浸染的悲剧气息。小说的局限并非写作技巧上的局限，而是主题特点的局限，许多小说名甚至可以直接反映这点，如法赫德·达维里的《北风》、胡德尔的《塔下的成吉思汗》（此处“塔”指科威特之塔）、纳西·卡赫塔尼的《邻里硝烟》、穆巴拉克·莎菲·海基里的《我是科威特人》，尽管小说家们的心理、思想和情感受到影响，但该时期诞生了一部重要作品，伊斯玛仪·法赫德·伊斯玛仪的小说七部曲《分离时期的大事》，这是一部科威特乃至海湾和阿拉伯国家小说中前所未见的鸿篇巨制，被认为是科威特小说创作的骄傲。
正如巴赫金所言，小说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由一种或多种话语构成，它们通过集体记忆被社会理解，无论这些话语是历史的还是当代的，1990年代至2000年间的作品，是作家头脑中普遍意识的自然流露，作家是认知的生产者，是社会和文化的对话者，因此他的作品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任由传统风格学对它做语言学的描述，或是凸显其表达、词汇使用上的个性。
因此小说的形式与内容必须实现一种和谐统一，不能仅为词藻与句式的堆砌，而缺乏实际社会内容作为源泉和驱动力，正是它在推动小说情节发展，深化小说人物的话语。
上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席卷了科威特小说创作，同样也构成了当代小说的主要面貌，当然我们不否认有部分作品尝试对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新。作家塔里布·里法伊在讲述科威特小说最主要特征时提到，社会活动冲突是科威特小说最重要、最常表达的一个主题，它们提供了当下科威特所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的缩影。
值得一提的是，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并不矛盾，小说中的社会话语分析（社会话语被认为是话语实践的一部分）关注的是文本的生产、分配及消费活动，所有这些都是社会性活动，需要分析相关政治、经济状况，因为话语由它们产生，而生产与消费则具有相关社会认知属性，它们两者包含对文本产生及解释的特殊认知活动，它建立在对一定社会习俗及文化的理解基础上，仅依靠文本，读者没有相关经验，无法完成生产过程的再建和分析，这种联系强调了话语实践及文本的生产、分配及消费活动，也解释了文本本身。
无疑，这些多样的社会话语实践，反过来增加了话语本身的力量，使得私人话语转换成公共话语。如果创作中能够注重消费文化，那么这些话语实践也会对社会组织造成一定压力。小说话语是当代社会教化、推动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当今科威特社会对小说的消费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现代小说的进步及受欢迎程度，带来了小说生产与消费的大幅增长，如果我们不能对今天最怪异的小说主题抱以良好的心态，毫无疑问其迟早会在社会留下影响的痕迹。
当下科威特最显著的社会问题是归属感问题，尤其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社会，其中隐藏的优缺点会很快显露。老一代作家代表伊斯玛仪·法赫德·伊斯玛仪于2010年发表的《长生鸟与挚友》和新生一代的阿卜杜拉·巴西斯2016年所作的《迷失的记忆》都探讨了同一个社会问题——无国籍问题。
用艺术化的手法描述一个社会问题，会对读者产生吸引力，这些问题会存在于读者的想象中，保存在脑海里，影响着他的抉择及生活轨迹。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它可以将读者带入其构造的人物与世界，实现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的重合交叠。因为话语实践运用传统和创新的方式，具有构造能力，可以重塑社会（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社会认知与传统），同样也可以改变社会。
上面两部小说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展示了社会如何压迫其中的成员，迫使他们以恶谋生。两部小说的社会话语，皆将焦点放在刻画科威特社会的缺陷上，这种缺陷与问题的根源即是无国籍人群。自伊拉克侵略战争结束后，这颗炸弹就部分地爆炸了。今天的无国籍人士问题随着有关社会问题的增多而愈加凸显，危害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毫无疑问，这些小说中的话语实践分析了可能对社会带来威胁的潜在社会问题。当前，小说话语在科威特或是阿拉伯世界在影响力上可能并未占据首席地位，但是依靠对当代小说的巨大需求量，依靠小说家们对社会问题有意识地思考和艺术化地表达，这些积极的社会实践会得到更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