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网》（Fishnet）一诗不仅展现了罗伯特·洛厄尔作为一个诗人的优异诗质，也透出了翻译者王佐良敏锐的眼光和精湛、高超的翻译诗艺。“静默的远航，明净的捕捞”在一瞬间就把我们带入了那种明亮、静默而又无限延展的诗境。在洛厄尔的诗中，我们能看到他幸运地战胜了自己的不幸——通过写诗；他幸运地有了那一次次意外的明亮的收获——同样通过写诗。
对诗人来说，或许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样的诗的写作（包括翻译），一股神秘的语言之力又回到了他的身上，或者说，一种“静默的远航和明亮的捕捞”又展现在他的视野里：他可以为之奉献一生了。诗歌已被牢牢钉在“没有未来的未来”之上。实际上，它也不需要别的“未来”。它自身就在昭示着一种语言的光辉的未来。
三、四年前的秋天，当我在美国和朋友一起开车前往康乃尔大学，在一家临近伊萨卡的路边旧书店里，我发现并买下一本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厄尔的诗选。翻开一看，书中好几首诗都画满了线，还有评注，但为什么又被扔进了这家旧书店里？这就是它的命运？
因为忙，这几年来一直没有顾上读这本诗选。但我知道，有一天它会出现在我的手上，或是在远行的飞机上，或是在冬夜的床头边——由于我自己知道的原因。不知为什么，在阅读中如同在生活中，我总是把真正喜欢的东西一再留在了最后。我也记得一位德国哲人这么说过“一本好书的真正标志，是我们年纪愈大愈喜欢它”。
近日，因为研究王佐良的诗歌翻译，我又找出了这本洛厄尔诗选。它出版于1977年，集中了诗人一生八部诗集的精华，由诗人本人生前亲自编定。同年，诗人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这本诗选因而成了他留给世人的遗书。
就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来看，他在文革后译有勃莱、赖特、奥登、R·S·托马斯、拉金、希尼等英美诗人的作品，但没有专门译过洛厄尔。他只是在关于希尼的一篇诗歌随笔中谈到并翻译了洛厄尔的《渔网》（Fishnet）一诗（见王佐良《心智文采》，北京大学出版社）。但仅仅是这一首译诗，已足以让人惊异和难忘了。它不仅展现了洛厄尔作为一个诗人的优异诗质，也透出了王佐良自己的敏锐眼光和精湛、高超的翻译诗艺。读他这首从容有度、干练透澈并极富创造性的译作，我不能不暗自惊异译诗艺术已被推向了一个怎样的境界！以下，就是王佐良先生的译文及原诗：
任何明净的东西使我们惊讶得目眩，
你的静默的远航和明亮的捕捞。
海豚放开了，去捉一闪而过的鱼……
说得太少，后来又太多。
诗人们青春死去，但韵律护住了他们的躯体；
原型的嗓子唱得走了调；
老演员念不出朋友们的作品，
只大声念着他自己，
天才低哼着，直到礼堂死寂。
这一行必须终结。
然而我的心高扬，我知道我欢快地过了一生，
把一张上了焦油的渔网织了又拆。
等鱼吃完了，网就会挂在墙上，
像块字迹模糊的铜牌，钉在无未来的未来之上。
Any clear thing that blinds us with surprise,
Your wandering silences and bright trouvailles,
Dolphin let loose to catch the flashing fish…
Saying too little,then too much.
Poets die adolescents,their beat embalms them,
The archetypal voices sing offkey;
The old actor cannot read his friends,
And nevertheless he reads himself aloud,
Genius hums the auditorium dead.
The line must terminate.
Yet my heart rises,I know I’ve gladdened a lifetime
Knotting,undoing a fishnet of tarred rope;
The net will hang on the wall when the fish are eaten,
Nailed like illegible bronze on the futureless future.
“诗很不好懂”，王佐良这样说，“但有可追踪的线索：渔网是诗艺，它企图捕捉海洋的秘密和远方的音乐……许多天才诗人青年死去，不死的则垂垂老矣……因此‘这一行’（可以是诗行，也可以是这一支派的诗人）必须终结了。然而洛厄尔回顾自己过去……还是感到欣慰，因为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崇高职责……毕竟给那不可捉摸的未来以一点坚实可靠的东西。这样一读，我们看出这首诗有中心意义——诗人怎样看待自己的工作；有中心的形象——渔网能放能收，与水和鱼打着奇妙的交道，有框架之形而又能捕捉最无形的想象世界；有时间的推移，青年夭折的诗人同暮年颓唐的老演员作了对比；最后，还有诗人的自白，那声音里有对诗艺的自信，对不倦地追寻艺术完美的不悔，对进入难测的未来的无畏。”
正因为王佐良有一颗如此敏锐的诗心，对该诗有着极透彻的理解，所以他的翻译能够进入原作的内在起源，体察其隐秘的文心所在，找准并确定其音质和语感，并以一种几近炉火纯青般的语言传达出原诗的意境、质地及其张力。如果我们对照原文及其他人的译文，就不能不赞叹王佐良那“能放能收”，既忠实又富有创造性、堪称大家的翻译！
首先来看译诗的前两句。这个开头是决定性的，它突如其来，就像向我们撒来的一张明亮而又眩目的语言之网。其语言不仅有一种摄人的纯净（“作为一个译者，我总是感到……要使自己的语言炼得纯净而又锐利”，王佐良《答客问：关于文学翻译》），而且在一瞬间就把我们带入了那种明亮、静默而又无限延展的诗境。对照原文以及“任何清楚的东西都突出其来地遮蔽了我们，／你神游的沉默和明快的意外收获”这样的译文（见方若冰译“洛厄尔诗选”，《中西诗歌》2008年第2期。这里还要说一声，进行译文对照，是为了说明问题，并不是为了完全否定谁，何况方若冰有的译文在我看来还不错），我们便不能不叹服王佐良的翻译，尤其是把“漫游的沉默”（wandering silences）译为“静默的远航”、把“明亮的意外收获”（bright trouvailles）译为“明亮的捕捞”，一下子让我们感到了什么叫做“创造性翻译”！原诗中的“trouvailles”是一个来自法文的词（洛厄尔懂法文），指“意外的收获”，把它译为“明亮的捕捞”，就把一种陈述变成了诗的意象，而且它不仅有具体的色调、形象和动作，它还结合了有形与无形，具有了诗的隐喻意味。这种大胆的“改写”，堪称一种“庞德式翻译”，我想它是王佐良先生反复体会了原诗的意境才这样译的。换言之，这种翻译的改造之所以可能，其可能性就潜在于原文之中。
在《答客问：关于文学翻译》中，王佐良这样说：“如果译者掌握了整个作品的意境、气氛或效果，他有时会发现某些细节并不直接促成总的效果，他就可以根据所译语言的特点作点变通。这样他就取得一种新的自由，使他能振奋精神、敢于创新。他将开始感到文学翻译不是机械乏味的事，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努力”（《论诗的翻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渔网》的翻译，就体现了这种朝向“新的自由”和“创造性”的努力。当然，有所得可能就有所失，“明亮的捕捞”这一意象，可能减弱了原文“意外收获”中的“意外”之意。然而，正如庞德所说“一生只呈现一个意象，胜于写出无数作品”。王佐良创造的这一意象，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了。
现在来看第三句：“海豚放开了，去捉一闪而过的鱼”（方译“让海豚自由自在地追捕闪闪发光的鱼儿”）。相对于原文，句子在这里断开了，从而有了译文自身的语感和节奏；而且“一闪而过”也比原文的“闪亮”（flashing）要更好，它不仅有“闪亮”之意，而且有动作和速度，重要的是，它也正好暗示了诗人所要捕捉的任何诗性存在的那种转瞬即逝性。
不过，当我把这首译文拿到课堂上让学生们讨论时，有同学认为“海豚放开了，去捉一闪而过的鱼”这一句不通，因为海豚也是一种鱼，怎么会去捉别的鱼呢？再说，这和该诗“渔网捕捞”这一主要隐喻也联系不上。
这种质疑有道理，对我也是个提醒。我想，任何译者，哪怕外语再好，在译诗时也不能过于相信自己，他必须时时依据词典工作。“Dolphin”就是“海豚”，懂英语的人们一般不会想到其他含义，但翻开词典，我们会发现“Dolphin”有时也指系缆桩或系缆浮标。这样一翻词典，使我顿时有了某种如梦初醒之感。因此这一句也可译为：“缆绳松开了，去捉一闪而过的鱼”。
但是，王佐良把这一句译为“海豚放开了……”就完全错了吗？我同样不能这样说。我们知道洛厄尔不仅经常写到各种海洋生物（这也许和他一直生活在东海岸有关），而且也着意写到了“我的海豚”，他的这本诗选的最后一首就是《海豚》。我在这里把它的上半部分试译出来，因为我想它对我们理解《渔网》一诗也有益：
我的海豚，你只是意外地引导我，
捕获，就像拉辛，那技艺的能手，
被菲德尔无与伦比的漫游的歌声，
引入他的钢铁构成的迷宫。
当我的脑袋呆滞，你就为我的身体出现
挣跳于刽子手下沉的网结，
那意志的玻璃般的拉弓和刮擦声……
显然，“海豚”在这首诗中成为一个诗人艺术本能、创造力和神秘直觉的某种隐喻（这里还要提一句，在写这首诗的前后几年间，洛厄尔和他的第三任妻子、英国小说家卡罗琳·布莱克伍德生活在一起，他称她为“海豚”，说她救了他）。至于诗中提及的法国诗人、剧作家拉辛，洛厄尔曾译过他的取材于古希腊的著名诗剧《菲德尔》。
所以，读了洛厄尔的《海豚》这首诗，我们也能接受王佐良对那一句的“误译”——即使它的确属于一种“误译”。
到了第四句，诗人骤然一转，由对远航捕捞的想象和描绘回到对一生的回顾：“Saying too little,then too much”，高度概括而又耐人寻味，王译“说得太少，后来又太多”，完全达到了同样效果。如果对照方译“说得太少，又太多”，我们就会发现王佐良不仅敏感地注意到了“then”，还听出了它所带来的深远意味。他正如原诗作者一样，要我们在这一句诗上走过我们整个的一生。是的，这不仅是诗人的一生，我们每个人不也是这样吗？开始是不会说，学会表达后却又说得太多，多得以至于淹没了言辞后面那沉默本身的言说……
而接下来的一句，又是名句了：“诗人们青春死去，但韵律护住了他们的躯体”。把“die adolescent-s”译为“青春死去”，虽然在汉语表达上有点陌生（有点像鲁迅所说的“硬译”了），但却比“英年早逝”或“年纪轻轻就死了”之类要好。一个深知诗歌和一种永恒的青春联系在一起的译者，才会这样来译。而接下来，了解了“beat”（击打、战斗、跳动、节拍）、“embal-ms”（以香料或香油涂尸，使之不腐、不朽）这两个词的基本含义，并看过“诗人们年纪轻轻就死了，他们用战斗裹尸”（方译）这类译文后，我们便要再次惊异于王佐良的创造性以及他对生与死、诗与诗人关系的透彻理解了：他把“节拍”变为诗之“韵律”，既和“beat”有联系，但又是一种明亮的提升！“诗人们青春死去，但韵律护住了他们的躯体”，还有比这更动情、同时更富有“诗之思”的诗句吗？我们真得感谢译者了，因为他在汉语中创造了这一名句！
回到洛厄尔，他之所以写出这样的诗句，显然不是没有缘由的。他已经历了太多的死亡，比如当年在他的写作班上的学生、天才的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1933—1963）的自杀……而王佐良这样译，不仅基于他对洛厄尔那一代人的了解，我想也饱含了他自己对他那些不幸早逝的诗友——比如诗人穆旦——的怀念之情。他就这样献出了他自己的挽歌。
而活下来的人呢？接下来的四句不仅是对比，也写出了时间的力量（正是它使“原型的嗓子唱得走了调”！），并暗含了诗人对自身的反讽。对照方译“旧时的演员读不懂他的朋友，／只是他仍高声朗诵”，便可体会到王译对原文那种微妙的反讽语气的细心把握。而到了“Genius hums the auditorium dead”这一句，王佐良又有了机会发挥他的创造性了：“天才低哼着，直到礼堂死寂”（方译“才子们轻声低吟冷清的观众席”），一个“直到”，不仅显现了一个时间过程，也加强了原文的反讽意味；至于没用“听众席”而是用了“礼堂”，则愈加显现出一种空荡了；而最后的“死寂”，也是一个再准确不过的词！在那“人去楼空”之时，在那样一种“死寂”中，一个诗人又听到了什么、觉悟到了什么？
“这一行必须终结”，紧接着的这一句是多么断然！它的多重意义，王佐良自己在解读中已有阐发。就在这种了断中，那从远方来的海风重又吹拂，“然而我的心高扬，我知道我欢快地过了一生”（方译“然而我的心正渐渐高升……”），一个“高扬”，运用了纯熟的口语，又呼应了那扬帆远航的意象。细心体会吧，王译中的每一个字词及说话的调子几乎都是不可更易的，它们正好迎合了那贯穿全诗的语言之风。
至于全诗的结尾，不仅令人精神一振，也有一种启示录的意味了。“把一张上了焦油的渔网织了又拆”，译得多好！不仅简练，透出一种化繁为简的大手笔（对照方译“结一张渔网，又解开它”），而且使这种“织了又拆”有了隐喻的意味。它指向一种诗艺的徒劳？或仅仅是在说诗人的一生就在这“织了又拆”之中？据说洛厄尔当年在他的《威利勋爵的城堡》（该诗集后来获普利策奖）的扉页上曾用铅笔写下“屋造好了，死神来了”，但在这之后，他不是还照样继续写诗？
最后两句，顺理成章而又令人惊异，把生活的场景上升为令人目眩的诗的意象和隐喻：“等鱼吃完了，网就会挂在墙上，／像块字迹模糊的铜牌，钉在无未来的未来之上”。原诗由“hang on”（“挂在”）到“Nailed on”（“钉在”），动词更为有力，而王译也一步步加强了这种词语的力量。“字迹模糊的铜牌”，显然也比“纹路模糊的铜像”（方译）要好，它显现并强化了原诗的启示录性质。
一首诗就这样结束了。对于《渔网》，王佐良还介绍了希尼的评论：“它谈的是诗人在不断修改自己作品中度过了一生。但是诗行的钢铁框架使诗篇没有坠入自我陶醉；它不是一篇言词，而是一种精心制成的形式……一开始像音叉那样甜美，而结束时则只听见一下下猛烈的撞击，像是有人在毫不客气地猛叩门上的铁环。”
而这样的诗有何社会意义，或在历史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人们可能会问。从这个问题出发，王佐良进一步介绍了希尼的看法：他认为洛厄尔这样的诗人认识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并要求自己的诗能承受住历史混乱的冲击，“它是在千方百计地向一个形式行进——理解了这一点就会使我们不只注意它表面上所作的‘无能为力’的宣告，而还注意到洛厄尔对于诗艺所给他的职责的内在的信任。我们看出了这点，也就受到作者所作承诺的鼓励，并在这种承诺里听到了权威的声音。”
希尼是在1979年美国语文年会的演讲中谈到洛厄尔这首诗的，它显然包含了在公众面前“为诗一辩”的成分。不过，写出了这样的诗的诗人还需要为自己辩护吗？不必，他只需要赞美就行了——赞美诗神对他的庇护和馈赠！这样的诗或许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位置，但它正如那挂在墙上的渔网，它已属于另一种历史——那文学本身的永恒的价值体系。而对诗人本人来说，或许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样的诗的写作（包括翻译），一股神秘的语言之力又回到了他的身上，或者说，一种“静默的远航和明亮的捕捞”又展现在他的视野里：他可以为之奉献一生了。
而对我们这些中文读者来说，既要感谢诗人，也得感谢译者。首先，写出这样的诗的洛厄尔向我们展现了他那更深邃、也更可敬的一面。在人们的印象中，洛厄尔往往和“自白派”诗派、和他写波士顿历史的几首名诗、和他的反叛尤其是因拒绝服兵役而坐牢的经历联系起来。的确，这样一位敢于在诗中大声斥责国家和总统的诗人，也是一位充满了个人伤痛、反叛、挫败和自杀冲动的诗人（好像他的一生都“坐在候审室里等待判决”！）。他在一首描写住精神病院的诗中甚至还这样宣称：“我们都是老资格／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握着一把锁住的剃刀”。
我对诗人所生活的那个年代当然缺乏切实的了解，但我曾在冬天去过波士顿——洛厄尔的波士顿！天空是那样晴朗，但从大西洋上刮来的凌厉冰风却使人冷得走不出车门，就在那冰风的击打中，我不禁想起了诗人那让人一读就忘不了的诗句：“马尔布诺街上的树木终于绿了”，“我们的玉兰花”也终于开了，“只开了残忍的五天”！
这就是《渔网》作者的一生。据说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读了洛厄尔的诗集《人生研究》后曾给诗人去信，称他为“最幸运的人”。而这是一种怎样意义上的“幸运”呢？我的理解只能是：他幸运地战胜了自己的不幸——通过写诗；他幸运地有了那一次次意外的明亮的收获——同样通过写诗。这就是为什么诗人生前的最后一本诗集《海豚》（1973）会归结到以写诗本身为主要主题——它以《渔网》一诗开始，以《海豚》一诗结束。它展示了一个诗人一生最隐秘的、显然也不会为一般公众所理解的艺术追求。
不过，话说回来，正是有了那样的在爱与暴力、愤怒与压抑、反叛与求助、受难与拯救中度过的动荡一生，诗人在《渔网》中发出的声音，才具有了希尼所说的“承诺”和“权威的”意味。它获得了一种可信赖性。它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声音。它来自于诗人的一生，并和诗人的其他诗作产生了一种对照和共鸣。
让人痛惜的是，就在这本诗选出版的那一年，由于旅途劳顿、心脏病突发，诗人死于归家的一辆出租车上，享年60岁。出租车带来了一种诗的“韵律”吗？不管怎么说，“韵律护住了”他那永存的艺术生命！
现在，我们得感谢王佐良先生了，因为他发现并出色地翻译了这首诗，不仅如此，他还由此把我们引向了对诗以及译诗艺术更多的发现。另外，我要说的是，在读了王佐良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内所留下的这首译作后，我不禁感到它几乎也就是他那一代诗人翻译家的写照。他们满怀着理想和责任，把自己献给那“静默的远航和明亮的捕捞”，在写诗和译诗中度过了一生。他们也许“说得太少，后来又太多”，但他们已知道怎样来看自己的一生。语言的诗艺能否与岁月的消磨相抗衡？把一张渔网“织了又拆”是否有意义？礼堂死寂，听众也许在期待另一代人出场。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撒下的渔网并没有完全落空。他们的那些优异的翻译至今仍“使我们惊讶得目眩”。他们留下的遗产，正如那磨损的挂在墙上的渔网，难以辨认而又令人起敬，并充满了启示。它已被牢牢钉在“没有未来的未来”之上。实际上，它也不需要别的“未来”。它自身就在昭示着一种语言的光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