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洪子诚老师的这篇文章是对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著作《人歌人哭大旗前》的书评。为了对抗历史的遗忘、流失，中国革命于他是“身外之物”的木山先生，执着地“以文字记录下那‘无数人们’于‘无穷远方’所践行的那段革命历史”。木山英雄以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这一文学形式为切入点，来思考中国革命的深层——个人革命意志与历史实践之间的矛盾、情感与理念的冲突，并以此窥见当时深知旧诗机微的人们对作旧诗这一行为的清醒意识，或者说自我批评的意识。《人歌人哭大旗前》一书中对大的历史事件相关的个人细微部分的考察所显示的差异性，以及由个体经验提出的值得思考的问题，相比那些笼统的叙述，实在更能引起我们的深思。
虽然读过木山先生的书、文章，但是直到前天晚上，才第一次见面，陈平原在颐和园听鹂馆宴请的席上。并不是没有机会，木山先生多次到北大，而我九十年代初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任教有两年时间。前些年我在写丸山升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批评的尊严》），也讲到类似的事情。丸山先生当时任东京大学中文科主任，我除了开始的礼节性拜访之外，就再也没有主动向他请教，也没有拜访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些著名学者。这是有点“扭曲”的性格，它的缺陷总是事后才能后悔地认识到。
这本书通过对若干热情参加、追随革命，却遭受难以想象的磨难的知识分子写的旧体诗的分析，来探索他们的独特命运，他们不同的应对方式和精神、心灵轨迹，并扩大引发至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思考。
读过木山先生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既感动，也亲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关注的方面，和我这二三十年研究的对象相近，还有就是研究方法上得到的启示。印象里，日本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文学的优秀学者大多有这样的特点，用木山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紧密关联的文学的研究、撰述，其动机“乃是先于学术专业的、与同时代人之关怀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本书通过对若干热情参加、追随革命，却遭受难以想象的磨难的知识分子写的旧体诗的分析，来探索他们的独特命运，他们不同的应对方式和精神、心灵轨迹，并扩大引发至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思考。木山说他写这些文字，预想的日本读者是：“不至于完全忘记自古以来就成为日本文学素养之一部分的古典汉文‘训读’法所特有的文体和对毛泽东革命的深刻印象的，也便是如我自己一样即将走向消灭的那一代同胞”。木山先生是1934生人；这么看来，著者、书中评述的人物和预设的读者群之间，便构成了一种同一时代人的关系——这是一个颇为奇妙，但细想起来也有些悲哀的圈子。作为中文读者，我也属于“即将走向消灭的那一代”。我的触动在于，为了对抗历史的遗忘、流失，中国革命于他是“身外之物”的木山，执着地“以文字记录下那‘无数人们’于‘无穷远方’所践行的那段革命历史”（赵京华《大歌大哭大旗前·译后记》），而我这样的“置身其中”者，则对历史正在迅速遗忘、流失的趋向，表现得有些麻木，已经缺乏惊觉的意识。不过，木山先生的这种关怀，并不是过分投入的感伤。这是他的生活和文字的一贯风格。我深知，实现这种与潮流，与研究对象保持既关切又间隔、游离的方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面有学识与智慧，有从变动不居的历史的某些地方去寻找“不变的东西”的追求，也体现了重视自己的睿识，也承认存在“不见”的这种清醒意识。
木山说他的研究，“多是通过把读书经验语言化这样一些极平凡的方法产生的”。当今的中国学界，崇尚的是宏大的论述，这种平凡、朴实的方法，因为规模不够雄伟而被渐渐遗弃。《人歌人哭大旗前》没有设置中国革命与知识分子之类的框架，讨论的是杨宪益、郑超麟、启功、聂绀弩等的个案；对这些人物，也没有选取多方面材料做综论式的评述，只是着眼于他们遭到囚禁或获得自由之后写的旧体诗词作为分析对象。从表面看来，这种限制在研究上似乎较易驾驭，其实不然。我之所以说木山的分析论述有很大的难度，在于著者解读时需要综合处理三方面的关系。一是“定型化”的旧体诗词在词语、意象、句法结构上连结的久远的历史文化积累，二是文本涉及的历史和当事人生活背景的材料，三是诗词中情志意态的幽曲表达。可以看到，书中的解读，在在显现著者由智慧，学识、感悟所形成的功力。这些年，中国文学研究界对现代人的旧体诗写作的研究，已经出现一个小潮流，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是，像《人歌人哭大旗前》这样的优秀论著其实并不很多见。究其原因，就在于欠缺这样的支撑综合处理些关系的学术的、感性体验的功力吧。
不错，只借助旧体诗写作来看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肯定有它的限制，难以承担这样的“重任”。但这其实是木山自觉的选择，正如他说的，“我是将原本与政治和文学之二元论无缘的旧诗传统作为绝好的一条通道，试图由此进入到与革命建国以来种种运动和事件相关的，而且我一直关注却无从看清楚的，涉及具体个人的细微部分，以重新思考其中的意义。”（《人歌人哭大旗前·致中国读者》）这段话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在历史/文学研究中并不罕见的“简化历史”的偏向，即在热衷于总体论述的情况下，相当程度忽略细部、忽略个体细微的部分，特别是那些不容易看清楚，有时甚至难以被总体概括所包容的部分，包括情感状态。一方面我们委实不能计较、厮守于细微末节，另一方面耽于空洞议论也危害极大，如木山指出的，“在权力支配下空洞的议论越多，人们的本性便越发暴露出来”。在这部书中，对与大的历史事件相关的个人细微部分的考察所显示的差异性，以及由个体经验提出的值得思考的问题，相比那些笼统的叙述，实在更能引起我们的深思。举个例子吧，同是那种对“政治”的难以割舍，“虽说一生的经历被政治弄得一塌糊涂，但此人（们）的政治喜好实在是病入膏肓”，“反复经历了激烈的‘幻灭’，其诗的语言与政治仍彼此相连而不肯有所分离”的黄苗子，与他的“狱中吟”“始终以近于‘刚毅木纳’之仁（《论语》）的秉性，得以拒绝走向‘愁思’的文人式的颓败的诱惑”的郑超麟，他们之间的差异，应该不只是应对方式上的。
木山这段话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旧体诗的现代地位，以及有着深厚文化传统濡染的知识分子的道路取舍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虽然这部书并没有专门讨论旧体诗问题，但是，正如木山说的，“这些可谓‘教养’的诗作，以及几乎是身怀旧诗教养的最后一代的书中主角们对20世纪亲身体验的诗化表现，作为诗歌本身的问题，也同样意义重大”。
杨宪益他们在写这些旧体诗的时候，就明白它们不可能发表，不可能进入公共传播的渠道。原因一是旧体诗在现代文坛，特别是“建国”之后并没有获得合法地位。在上世纪的50到70年代，正式报刊上刊登旧体诗，几乎只是国家层级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特权”（查阅当年的《诗刊》等报刊可以知道）。另一个原因是，潘汉年、胡风、聂绀弩们当年的“问题人物”的身份、处境。因此，写作就基本上属于寄情抒怀，或小圈子的答赠、应酬，这在题材、艺术方式、预设读者对象效应上，不同于被赋予启蒙意义的公共性的新诗。正因此，从这些与个人日常偶然性体验相连的表达中，就较有可能得知那些大叙事所遮蔽的部分，这也是木山对它们格外看重的方面。而事实上，旧诗在它的演变过程中，也不断积累了处理私人生活情境，和在朋友圈里的交流功能。通过木山对这些作品的分析，从中或许可以认识到，旧体诗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应该还有可以发挥其作用的地方；但又可以认识到，这个作用也相当有限，并非那么广阔。
在这本书的附录《当代中国旧体诗词问题》中，木山指出，“在杨宪益及黄苗子的打油诗，乃至启功那种穿越打油几乎达到自我漫画化程度的奇异的自嘲热情中，还有荒芜的讽刺之使命感里，可以窥见当时深知旧诗机微的人们对做旧诗这一行为的清醒意识，或者说自我批评的意识。而比起任何人来都更知其深刻的矛盾”。这也是为什么杨宪益他们虽然热衷旧体诗写作，却对“出现了‘中华诗词学会’这种有模有样的全国性组织（1987）”，“基本上是冷眼旁观”的原因。在现代做旧诗的“深刻矛盾”的表现之一，是木山分析黄苗子《过香溪》提出的“异常境遇的寻常化”。旧体诗正是为“浸润到旧诗韵律里”的文人提供“寻常化”理想表达方式。黄苗子路过秭归的香溪，在诗里便很自然联想起昭君的故事，联系起杜甫的《咏怀古迹》，以及唐末李振有关清流浊流的险恶说辞。木山写道：“‘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量知识分子受难之‘怨’，则在此‘游记’诗里以与历史中的阴暗恶意相重叠的方式得到了‘寻常’化”。这样，这些歌咏者“对生涯的咏叹也与其诗一起属于传统延长线”。这是“幸”，但也是“不幸”。他们的不得志、失意，他们无奈的自嘲，怀才不遇的忧愤和怨怼，乱世的流离漂泊……得以找到绵长，且成熟的“寻常化”，而且也是“定型化”的表达。他们因有这样的心态情志而选择了这样的“形式”，而“形式”也规范、制约了他们的想象、心智的方向，有可能引领他们走到旧式文人的“颓败的诱惑”的路上，而削弱、降低了现实境遇感触的锐利锋芒。因此，借助这些旧体诗写作来“复原”写作者的境遇和心态固然是一条“便道”，但也正如木山所言，“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境遇归境遇，诗归诗，即便是旧诗也应该这样的分离开来”——虽然旧诗确实能更有利地表达个人性的慰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