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上海一家名为大江书铺的书店，出版了一册名为《毁灭》的译文书。该书翻译者，署着“隋洛文”三个字，其实，“隋洛文”就是鲁迅。
《毁灭》是苏联作家法捷耶夫于192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描绘了1919年西伯利亚滨海苏昌地区一支游击队的战斗生活，人物刻画生动、气息鲜活，是一部可读性强、可以拓展人们对革命者认知的作品。1929年，鲁迅读到了该书的日译本。由于喜欢，他便依着该译本，将这册苏联作品翻译成中文。日译本原名《坏灭》，鲁迅改译为《溃灭》。此译稿最初在刊物连载，后交上海神州国光社，列入“现代文艺丛书”。不料当时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鲁迅，神州国光社不敢承印此书。于是，鲁迅不得不为此书另谋出路。找到大江书铺，一番商讨，决定改书名，改译者名，删去序跋。1931年9月，大江书铺就这样光秃秃地将书印了出来。书名改为《毁灭》，译者署“隋洛文”。该书不久后由鲁迅以“三闲书屋”名自己印制。这次，鲁迅将序文、后记一例恢复，译者也不改：“鲁迅”；书前插附法捷耶夫画像一张，原书的插图六幅，也一并印出，插入相应页面，以一个较完整形式与读者见面。
在为该书所拟广告上，鲁迅写道：
《毁灭》作者法捷耶夫，是早有定评的小说作家，本书曾经鲁迅从日文本译出，登载月刊，读者赞为佳作。可惜月刊中途停印，书亦不完。现又参照德英两种译本，译成全书，并将上半改正，添译藏原惟人，茀理契序文，附以原书插画六幅，三色版印作者画像一张，亦可由此略窥新的艺术。不但所写的农民矿工以及知识阶级，皆栩栩如生，且多格言，汲之不尽，实在是新文学中的一个大炬火。全书三百十余页，实价大洋一元二角。
时隔不久的1933年5月，一本薄薄的、只有两万五千字左右的《毁灭》缩印本由上海光华书局印出。改编者署名“何谷天”。此人是谁？他的“缩印本”，与鲁迅的翻译有什么关系？
这个缩印本中，有一篇《大众文艺丛书的起缘》文章：“在这个时候，广大的青年大众们常常想要读一些好的文艺书，但是实际，能够读到的，只有旧的歌谣小曲，连环画书以及章回小说（如《水浒传》、《三国志》等）这些东西。国际间，许多有力量的问答的新作品，都没有机会读。没有翻译过来的当然不必说，就是已有译本的，也常常因为原文的构造太复杂，译文的句法太难懂，以及书价太贵，使得大家没有机会去读。”基于此，“本丛书的发起，就是要为大家解决这一个问题。选择有力量的外国名著，把它的故事用最通俗的文字传达出来，使得一个识字的人都能看，而且能看出原作的大概。描写极力求简单化，使十多万字至几十万字的作品编到二三万字，书价也尽可能的定得低廉，使得一些忙碌而贫苦的大众都能够买来读。这就是这个丛书的缘起。”
好了，事情大致说清楚了。此书是改编者为了这样的宗旨做出来的。改编者“何谷天”，是当时年轻的左翼作家周文。他们的这些想法，与中国实际关联。可是，在操作上，他是如何来达到这一目标的呢？
改编本前面的序言中，周文说：“这篇东西，我是完全根据鲁迅先生的译本编的，原译本约共十几万字。这个通俗本却只有两万五千字的光景，以十几万字的东西要缩成两万多字，当然不能把那些风景的描写，心理的分析等等很详细的移下来，所以就只好编成一个故事的叙述了。”
这话说来似乎简单，可做起却并不容易。当初，周文与友人想做这项工作时，大家做了很多讨论。首先，怎么改编？有人主张改编长一些，他们说只需要把原书（译本）的颠倒处给调整过来，把不很大众化的句子改成大众化的就可以了；主张编短的说，这样不能算是改编，只算改“译”，不过把人家译好的东西换换句子罢了。周文主张是编短的。他考虑，既然要改编，那就最好照顾到一般大众的经济能力和实际需要。一般大众，生活较为紧张，要读一部十数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大容易办到。要让他们了解和感受他国的文艺，而且要在短时间了解，就一定要使字数尽量缩短。此外，国外的文字叙述，自有特点。在我们国人看去，就有些欧化。一般大众，阅读习惯还大都形成在有头尾，有来龙去脉……那么，《毁灭》这样的作品就不大符合了。基于此，就需要在这几方面进行改编。
这是理性方面的问题。实际操作，还不这么简单。首先，你改编的东西要让人认可，才有书店接受出版。周文找了朋友，去和书店交涉。还好，书店接洽成功。但也提出了问题。如果一本书改编为9万、10万字，那么，书店定价当在5、6角钱。如果想大众买得起，只有定价在2、3毛钱。字数自然得减少，2、3万字合适。当时联系的友人和书店约定，那就以2万字为限。回来告知周文，一想，2万字也太少了，可想改约，又麻烦过甚。只得先照此办理。
等到改编起来，难度也显现出来。字数限死了，其它只能围绕着它来。为不减失作品整体内容，周文先花了两个星期，将原译本认真读了多遍，具体地“编”，他用了“缩写”之法：即每章照大致的比例，缩写下来。因为方方面面都得照应，第一遍，周文花费了半个多月，从头到尾“缩写”下来，成了4万字。因为和书店约定是2万字，只好再做改删。这次用了一个星期，重抄一遍，留下3万字。周文一读，还满意。觉着比4万字时还好些。可事先与书店讲的是2万字，周文不得已，又寻找朋友想让再去与书店谈谈具体情况。朋友说是事先讲好，现在或者不容易说。没法，只好苦自己再来一遍。辛辛苦苦再删削一番，数一数字数，还有2万5000字。没法子，只好如此交账。可在周文眼里，这一稿不及3万字那一稿。因为有些地方多删了内容，看着不满意了，他甚至不想印出了。可同住的朋友劝说，加上周文经济上也需要一点稿酬，无奈只好送出。
事情有时真不可说。稿子交到书店，到快印出时，周文才知道，书店认为3万字也是可以的。他那个闷气，真吐不出。好了，已经出版了，不去想了。1933年5月，《毁灭》缩写本出版。尽管有许多遗憾，可终于看到自己的努力成果出来，周文还是有一点安慰。
那么，周文在缩写过程中，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他是怎样删改，此外，他还做了哪些自己的努力呢？为了解这一点，笔者寻出一册周文的缩印本，再拿出鲁迅的原译本，两两对读，希望能看出周文当时心血花费之处。
首先明显的，是文中人物的名姓“改”变了。原译文第一部第一节的题目是“木罗式加”。这是书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个通信兵。这个“木罗式加”，改编本里没有了，用了一个很“中国”的绰号名字“穆骡子”。游击队长“莱奋生”，本来不显得陌生，可周文改成了“赖奋生”，似乎是让他有一个中国人的姓氏。作品中有一个小知识分子形象的人，鲁迅翻译名为“美谛克”，可缩写本成了“梅蒂客”。看去并不如原译名那么容易接受。书中一个重要女性形象，鲁迅译名“华理亚”，缩写本中成了一个在国人看来颇俗的“华梨芽”。“梨芽”两字，搁一起也不搭配呀。这不知是为了大众考虑，还是把读者水准看得太低。
此外有些名称，鲁迅的翻译有些别扭，周文改得比较合乎口语。譬如原译文中用“袭击队”，这似乎不大符合国人的习惯，周文改为“游击队”，这就顺畅多了。原译文中的“穆骡子”职务，鲁迅当时翻译为“传令使”，应该说是很旧的译法。周文改为“传令兵”，这就好懂多了。另一处，鲁迅把派出去侦查的人照很旧的说法称作“斥候”，周文改为“侦探”，这显然更便于大众理解了。
周文在改编中下的较大的功夫，较有成效的部分，应该是在总体语言上。照周文自己的说法：“为了适合一般大众的趣味和习惯，我是竭力的避免那些欧化的句子，大半采用了一般旧小说的叙述方法。”（见1933年版“序”）这里，我们只举开首介绍传令兵情况一节，略作比对。“到十二岁，木罗式加就和汽笛一同起身，推手车，说些不必要的，大抵是粗野的话，学会了喝烧酒。……在这种生活中，木罗式加并不寻求新路，但走着旧的，已经几代人走稳了的路。时候一到，他便买下绸的短衫，皮的接统的长靴，每逢节日，跑到平地的村里去。在那里和别的少年们拉风琴，和朋友们吵架，淫猥的曲儿，而且使村姑们‘堕落’。”（鲁迅原译文）“在西伯利亚的苏羌有个穆骡子，这人生来就有些骡子气。他才十二岁就当煤矿工人。推手车，撒野，喝烧酒，有时跑到村子里去同一些小子们拉手风琴，吵架，唱淫荡小曲儿，也坏过许多村姑娘的名节。”（周文改编文字）两两比照，周文确实在语言的通俗化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文字读来颇有中国旧小说的味道，也明确易懂很多；从内容看，主要的东西还都尽量保存，这一点可以见出周文的费力所在。
此外，周文对原译文还做了一点增加及前后挪移的工作。《毁灭》一开首，便进入实质性的人物运动，所有交待都是在运笔过程中逐步进行的。可在中国旧小说或戏剧，首先是交待事情由来，这一点也影响到国人的欣赏习惯。为照顾这一点，周文在第一部第一章开首，增写了一段对游击队的起源及大背景介绍。“缩写本”中有增加，也算是对大众体会的充分了。由于文化观念或阅读方式，我们看西方作品，常常感觉其不按顺序“出牌”之处。周文考虑到这一层，具体做法是将表现小知识分子美谛克个人孤单心境的第一部第四章整体“位移”至第七章。（周文“序”中误记为将第三章位移）……
由此种种用心看去，对于《毁灭》的缩写，周文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不仅给大众提供了一个可以较为合适的读本，对周文个人而言，收获也极大。一年后的1934年，周文在回应《文学》杂志的征文中说：“说到《毁灭》，我应该要向它特别感激。要不是这本书，我的文学生活也许就从此终结了也说不定。”为何这样说？“因为编，我曾经逐句地读了三四遍，就是一个标点也不肯放松。这一下自己才觉得，喔，文学并不是那么轻轻容易的事情……读了这么一本书，实在是胜过读十本甚么小说作法之类的书……要写一篇好作品，只要如《毁灭》似的把现实的事件和真实的人物抓着反映上去就成了。”（见《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训》）
这一册《毁灭》缩写本，无论影响如何，改编的初衷确实值得赞赏的。在当时的中国，能够阅读的人那么少，能够读到，读通外国文学的人就更有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年青的周文努力将十数万字的长篇小说缩写成2万来字的小册子，费去的工夫，是可想而知的。今天我们或许不再需要这样的改编缩写本了，可当时一批左翼文化人为国、为一般民众考虑的出发点，是今天仍然可以借鉴的。我们如何为读者阅读考虑，留意他们的心理及阅读习惯，甚或发扬自己已有的特色，来与各国优秀文化平等对话，这也许不算是涉猎过远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