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家读《西游记》，正想着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其实是一个人的四个侧面，门就被咚咚敲响。
咚，咚，门还在敲，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是哐的一下，用脚踢了。
我有些愤怒，一把将门拉开，门口站着的却是刘书祯。
他说：哎呀，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哩！
我说：是你呀，几时进城的？
他说：我已经在城市生活啦！
他的嘴里永远没有正经话。
“书祯，你个嘴儿匠！”
“你不要叫我书祯，我现在改名高兴了，你得叫我刘高兴！”
这就是刘高兴。
如果读了《秦腔》，而且还记得的话，《秦腔》书中的书正就是以他为原型的。我们是一块长大的。小的时候，我并不热惦他，他头发有些卷，鼻孔里老流着黄涕。
“文革”中我和书祯又是一起从初中辍学回乡务了农，后来他去当兵，我上了大学。再后来我是逢年过节回老家看望父母，他已经在乡政府做起饭，但人家嫌他不卫生，又常常将剩菜剩饭要送回家喂猪，就辞退了他。
再再后来，我写我的书，他做过泥水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也在三六九日的集市上摆过油条摊子。他几乎什么都干过了，什么都没干出个名堂，日子过得狼狈，村里许多人都在笑话他。
我一回去，他逮住消息了，天晴下雨或黑漆半夜，肯定要跑来看我。我们便嘻嘻哈哈谈说几个小时，不累不困，直到我母亲做过饭一块吃了，他嘴里叼着纸烟，耳朵上再别上一根，才走了。
我喜欢和他说活，他说话有细节。
那天，我们谈论就尽是有关拾破烂的事，而且，他的拾破烂的经历似乎成了他考察了解城市和来城市打工的过程。
他见我惊讶的神色，越发得意扬扬，盘脚搭手坐在沙发上，一边口水淋漓地吸纸烟，一边慢条斯理地排说。
从他的口里，我也才知道我们贾姓族里其实有很多晚辈都在城里打工，但他们从来没有和我联系过。或许是我长年不回去和他们隔远了，或许是他们都混得不好，觉得羞愧不愿见到我。
我也曾想，即使他们来找我，我虽有文名但无官无权无钱的又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呢？
刘高兴之所以来找我，他不想求我什么，他也知道我的处境和性情，又因为年龄相近，他需要说话，我需要倾听。
他的衣着和容貌明显地和所有宾客不一样，就像苹果筐里突然有了一个土豆。但这个土豆是欢乐的，他的大嗓门和类似于周星驰式的笑使大家不习惯。
他就会说许多乡下的和在城里拾破烂中的奇闻逸事，他说得绘声绘色，等大家听得一愣一愣的，他却一脸严肃地说一句很雅的古句。
于是那些教授都感慨了，说：刘高兴，你形象思维好啊，比老贾还好！
他说：我在学校的功课是比平凹好，可一样是瓷砖，命运把他那块瓷砖贴到了灶台上，我这块瓷砖贴到了厕所么！然后又是嘎嘎大笑，擦了一下鼻涕，说：我是闰土！我赶紧制止他，说你胡比喻，我可不敢是鲁迅。他说：你是不是鲁迅我不管，但我是闰土！
他不是闰土，他是现在的刘高兴。
现在的刘高兴使我萌生了写作的欲望。我想，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样的生活，别样的人生。
这部小说写刘高兴，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拾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
他是泥塘里长出来的一枝莲！
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这就是刘高兴。
在所有的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动辄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几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和豪华。
我掂量过我自己，我可能不是射日的后羿，不是舞干戚的刑天，但我也绝不是为了迎合和消费去舞笔弄墨。
我要写刘高兴和与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几个月后，我终于写起拾破烂人的故事了。
原来的书稿名字是《城市生活》，现在改成了《高兴》。
我总是想象着我和刘高兴的年龄都差不多，如果我不是1972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我肯定也是农民，到了五十多岁了，也肯定来拾垃圾，那又会是怎么个形状呢？
这样的情绪，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的人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一种压抑的东西始终在左右我的笔。
我常常是把一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
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为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距？
我继续去那些拾破烂人租住的村巷，这差不多成了一种下意识，每每到城南了，就要拐过去看看，而在大街上碰上拾破烂的人了，也就停下来拉呱几句，或者目视着很久。
差不多又过去了一年，我所接触和认识的那些拾破烂人，还在拾破烂，状况并无多大改变。
那个供养孩子上大学的，孩子毕业了，但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已不能再拾破烂，又回到老家去。其中有一个攒了钱，与人合伙在县城办了个超市，还在老家新盖了一院房。他几乎是拾破烂人的先进榜样，他的事迹被他们普遍传颂……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