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最早学习文学理论，记住了小说有三个要素：人物、故事情节和环境，其中又以人物为最重要。尽管后来的现代小说观对传统的文学理论充满了颠覆性，现代派的小说家也完全可以不按人们公认的小说样式来写小说，但我始终觉得人物这个要素对小说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常常会引用高尔基说过的一句话：“文学即人学”，其实就是说文学是观察人、研究人和书写人的。半个多世纪前，我国文学理论家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强调文学必须通过人来反映现实和时代，来表达价值评判。他说：“除非作家写不出真正的人来，假如写出了真正的人，就必然也写出了这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和当时的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但作家应该不仅仅满足于在小说中以人为中心，把人物写活，而且还应该立下更高的文学目标，这就是要写出典型人物。典型人物是指小说中具有代表性人物的个性特征。黑格尔说：“一个艺术家的地位愈高，他也就愈深刻地表现出心情和灵魂的深度。”我以为，黑格尔所说的“心情和灵魂的深度”往往聚焦于小说的典型人物身上，作家的表现越是具有深刻性，所塑造的人物便越是具有典型性。
优秀小说提供新典型人物形象
近20年来作家们在对待典型人物的态度上似乎出现一些反复。比如在新写实的潮流中，作家们为了摆脱宏大主题的约束，便强调写“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写碌碌无为的小人物，虽然他们的小说也生动地描摹出众生相，但显然缺乏能够体现作者对于生活深刻见解的典型人物。不过应该承认，从主流倾向来看，作家们仍然看重对典型人物的塑造，一些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优秀小说，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典型人物形象。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其成功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作者精心塑造了白嘉轩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白嘉轩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个乡绅的典型形象。中国乡村现实的文化贫瘠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社会的乡绅阶层的彻底消失。陈忠实也写出了一个乡绅在社会衰败期的复杂性格，他丝毫不掩饰乡绅在原始积累上的罪孽，写白嘉轩若没有种植罂粟的经历，就难以从众多普通农民中出人头地。但他更强调了白嘉轩在精神上的充分准备，写他遵循着儒家的“仁义”，恪守着“学为好人”的信仰，让我们看到白喜轩在道德上的操守和践行，其实就是为当地开通了一条文化泉水流淌的渠道。当然，在白嘉轩这个典型人物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作者陈忠实的“心情和灵魂的深度”，这是对中国文化传统重新认识的深度。
塑造引领时代潮流的英雄形象
英雄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典型人物中的典型。自从人类开始自己的文明进程，英雄便始终成为一面旗帜，一种动力，鼓舞着人类的进取心，所以有人说，英雄的形象就意味着人类向往更完美的精神发展。但也许正是由于英雄形象在思想内涵上的标高，决定了要塑造出成功的英雄人物形象非常不容易。加之我们过去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因此就带来一个尴尬的后果：作家重点塑造的英雄形象或正面形象不成功，反而是本来是作为英雄形象陪衬的次要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作家们不能因为塑造英雄形象有难度而放弃这份责任。从一定意义上说，塑造出引领时代潮流的英雄形象，也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应该为这个时代担当起的一份责任。事实上，当代作家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英雄，英雄形象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也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但是，英雄主义精神是人类持之以恒景仰的一种精神，寄寓着人类的理想，因而又具有一种超越性，因此在英雄形象身上能够看出这种超越性。不同时代的英雄在本质上具有许多不变的共性，比如说，献身精神便是英雄的一种基本精神。在这一方面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如何追求社会核心价值与人类普遍价值的辩证统一。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以一位革命烈士为原型，成功塑造了一个感人的英雄形象许子鹤。许子鹤这一形象不仅具有共产党人形象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阶级本色，而且亲切感人，充满智慧，情感丰沛。这一形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得益于作者对英雄主义主题的深入发掘。一方面，他给主人公许子鹤确定了符合共产党人思想原则的中规中矩的底色：忠诚、信仰、使命、志向、责任感、牺牲精神；而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将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同的价值内涵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孝顺、爱情的忠诚、与人友善、古道热肠，等等。因此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写许子鹤对待父母特别是对待养母的感人故事，也妥善地写到他与叶瑛的爱情婚姻以及他与德国姑娘克劳娅的微妙的情感关系。这部作品也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系统与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之间具有密切的辩证关系。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核心价值体系，充分体现出对人类普遍认同价值的认同和推广，是人类普遍认同价值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具体呈现。
当代作家塑造英雄强调平民性
以往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往往带有某种神性，英雄作为一种景仰的、崇拜的对象，相对于普通群众来说，是高高在上的，是鹤立鸡群的。当代英雄形象则逐渐取消了英雄头上神性的光环，这是与现代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普及相适应的。因此当代作家在塑造英雄形象时，更加强调英雄的平民性；这一方面表现在赋予英雄形象以体恤平民的意识和浓郁的平等精神，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直接塑造出身平民的英雄形象。陈彦的《装台》就塑造了一名平民化的英雄形象。这部小说所写的装台人是从事一项特殊职业的群体，他们为剧团和社会的各种表演活动装台，这是一种苦力活，干这活的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小说的主人公刁顺子是一个装台队的队长。陈彦长年工作在剧团，与装台人有着亲密的接触，并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英雄的性格，对他们充满了尊敬之情。因此他也将刁顺子塑造为一个具有英雄性格的小人物形象。刁顺子虽然干的活很苦，生活中的麻烦不断，但他并不因此而对人生失去希望，不因此而悲观消沉。在刁顺子眼里，一次又一次的装台，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出苦力，但每一次的出苦力，无非是生命的一道坎，是生活的一盘菜。因此即使生活多艰苦，他遇到了心仪的女子，该娶回家照样娶回家。刁顺子爱看戏台上演的苦情戏，因为他在苦情戏中能获得情感上的共鸣，但他又不学戏中的主角那样对不幸生活充满着哀怨和宣泄，而是要从人物的不幸经历中获得一种对于生命坚毅性的探询和感叹。陈彦感叹道，像刁顺子这样的生活态度“很自尊、很庄严，尤其是很坚定”。
放眼当下文坛，是一片繁荣景象，每年新涌现的长篇小说都是以数千部来计量，但其中为我们提供的真正具有独创性的、能够真正长久活在读者心中的典型人物却是少之又少。我希望作家们能将此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在自己心中树起一个塑造典型人物的文学目标。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