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与写作相关的职业主要有《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南方周末》等华文媒体专栏作者、社论作者及特约撰稿人。现在南开大学任教。
熊培云带着新书《追故乡的人》来到南京先锋书店。
从《思想国》《重新发现社会》，到《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西风东土》，及至新近推出的《追故乡的人》，熊培云的每一部书都会引起读者的心灵共鸣。
“我承认我的最大乐趣就在于思想，正如我相信我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熊培云这样说过。
2011年，在跟网友互动要求进行自我评价时，熊培云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谦卑的时刻享受思维乐趣的人”。六年过去了，他的自评不变，“于人于事，我知道我内心是谦卑的，也永远享受思维的乐趣。一直是这样。”
现代快报记者 郑晓蔚/文 施向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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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故乡的人》中，熊培云用厚重的黑白照片和饱蘸情感和思考的文字回顾了自己的故乡——江西永修。他回望了童年时的物件和少年时的自己。
他坦言，相较于《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我在《追故乡的人》里追求的是一种文本上的轻盈。但涉及的话题，我想仍旧是厚重的。”
书中，熊培云不仅有对乡村厚重的观察和思考，也有着轻盈的幽默。他“鼓励”自家的鸡偷食吃，“鸡如果会讲道理，可以和主人争辩说，你把我全身上下都能吃掉，我吃你几粒谷子怎么了，baby？”
他心疼自家的牛，“牛生病的时候，父亲也会请郎中来给它治病，父亲没好意思找牛要钱，当然牛也拿不出。父亲知道，牛一年忙到头，耕田、耙田、拉磨，只有我们家欠牛的，而不是牛欠我们家的。”
书中穿插着摄影发烧友熊培云的大量图片作品，谈到插图的缘起，熊培云介绍说：“这些年我拍了几十万张照片。不是以摄影家的身份，而是以写作者的身份。照相只是我做笔记的一种方式。有一天下午和编辑朋友聊天，他们建议我把以前的照片整理出来，而我也正有此意。于我而言，将这些‘多余的素材’束之高阁，实为暴殄天物。”
他依然强调照片只是本书的配角，“不是因为我对摄影有偏见，而是因为相较照片我更喜欢文字。照片不会终结文字，正如观看不会代替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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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1973年出生于江西永修农村，“虽然偏僻，但并不封闭，我们县城离南昌不远，在上世纪20年代就通了火车，因此交通方便，而且当年还有城里人来帮忙建设，来了很多有头脑、有阅历的人”。
虽然如此，整体上农村还是比较落后，“小学、初中的教育很差，连音乐课也没有，上课时也只学课本上的知识。”童年时期的熊培云没有课业负担，有了自由自在，“就是玩儿，到山清水秀的大自然中，去感受万物生长、春暖花开。”
同时，熊培云体会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辛。“村里的电视机是1981年买的，为此队上卖了一头牛。”
农村生活的艰辛让他从内心生长出了责任感，这成为他此后写作的强劲动力，“写作必定成为对时代尽责的一种方式。”
十五岁那年，熊培云背着一本诗稿去九江日报社投稿。接待他的文字编辑读了他几首诗，就对旁边的美术编辑说：“他们这代人比我们还忧郁啊！”
在父母“鲤鱼跳龙门”的殷切期望下，熊培云顺利进了城。1991年，他考入南开大学。“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村里为我放了两场电影。那是一种朴素而神奇的心理契约——村里电影都已经为你放了，你将来怎么可以有负于父老乡亲？”
而最终，熊培云决定超越这个地理意义上的狭义故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和天涯，每个人要像爱故乡一样爱天涯。只有那样，他才有可能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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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学的学费，熊培云需要靠自己打工来挣。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报社，那时媒体收入颇为可观，他说，自己能够拿两千多块，而普通人的收入才四五百。
2002年，在大学毕业七年后，熊培云辞去了报社工作，“读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有一段国外留学的经历，我要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在几个月内他就办完了赴法留学的手续。
令熊培云怦然心动的是法国的农村，“我在法国读书时有时候去乡下，那里自然环境很好，道路很好，房子也很好，那里没有污染，最触动我的是那里有邮局和图书馆。”
此后，他的行走与眼界越发开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一种理性的拓展，在理性层面上，我变得更成熟了。”他把外面的见闻和观感通过文字发送给国内的媒体。
2014年，熊培云赴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四个多月时间，每天坚持写日记，去年，《西风东土》出版。
在这本书里，熊培云描写了许多日本生活的细节。熊培云在涩谷碰到一件奇事，9户人家合盖了一幢700平方米的小楼，熊培云的朋友占了两层90平方米，设计建造装修的花费，相当于在北京国贸买了一间90平方米的房子还带装修。这9户人家共同管理，每户家庭轮流当“物业公司”负责组织物业方面的各种事情……
熊培云回国时，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有两种，一是回母校南开大学教书，二是进入媒体。“我更需要的是写作，我需要大量的时间。”此后他回南开大学任教，并同时为多家媒体撰稿。
从报人、行者、学者到老师，熊培云并不十分关注身份的变化：“身份不足以描述我，无论如何转换，我都没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依旧是一个热心于观察、思考和写作的人。”
谈到2017年的目标，熊培云希望尽量把手里积压已久的文稿写完。“比如关于美国的书。为了写这本书，我专程在美国跑了两圈，走了很多地方，记了很多笔记。几年过去了，我还没有整理出来，不能再拖了。”
“我知道一生所爱，除了读书、思考与写作，我的生命别无激情。”他说。
对话
我对文字的审美有严格的要求
读品：有些媒体人每年过年回家一趟，描写一下家乡变化，在您看来，这样的描述是否太过浮光掠影了？
熊培云：有些是这样的。因为回到老家了，所以就要写点什么，有点像是例行公事。但也不能说这种“浮光掠影”就没有意义。一来人们比较熟悉本乡本土，二来如果写的人多了，也有一种互相补充。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书写。
读品：您在一篇访谈中谈到咪蒙起标题显得“杀伐”。如果，一个标题党的标题能够让您的文章被更多人看到和转发，您愿意起一个比较吸引人眼球让人更愿意点击进去看的标题吗？
熊培云：写作未必是为了传播， 但既然选择发表，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在乎传播效果。这一点我也一样。但是，我不是屈从于对传播效果的追求，因为我自己对文字的审美有严格的要求。当传播效果（比如取一个骇人听闻的标题）会伤害到我对文章审美的要求时，我会放弃对传播效果的追求。这是我的底线。
读品：您作客《锵锵三人行》节目有何感受？做电视节目表达观点和通过其他媒体表达观点有何不同？
熊培云：我以前也做过电视节目， 比如对我的专访。七嘴八舌的讨论节目，我基本是拒绝的。至于《锵锵三人行》，整体来说我还是满意的。我参与录制的几期节目，从头到尾没有删节，它保持了我的观点的完整性。
读品：读书、创作时间是如何分配的？侧重哪方面的书籍？
熊培云：思考的时间远多于读书和写作的时间。我读书比较杂，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通常都会涉及。 有时候也会集中看一些书，那是和我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相关的。比如当我研究日本、美国时，会读很多有关日本、美国文化和历史的书。我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会搜罗凡是能找到的一切关于中国农村的书，包括民国的旧书。
读品：互联网碎片化阅读，会对您的创作造成干扰吗？
熊培云：心不安静时，会进行一些互联网碎片化阅读。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写作干扰的不是碎片化阅读，而是心不安静。我并不认为碎片化阅读完全是个坏东西，它也可能帮你完成日常的积累。所以，碎片化本身也不是问题，关键是你在阅读什么碎片。